一 、入行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3月考入辽宁大学哲学系学习。这门专业，是我自觉的选择，硕士和博士阶段，我念的都是哲学，这是怎样的缘分，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自己适合做这个，现在走过了这么多年，回过头看，觉得选对了。我喜欢形而上的思考，它能最大限度地不依赖别人而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样定论似乎太平静了，它掩盖了一路上磕磕绊绊是多么不容易，尤其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
我出生于1955年。1966年，我在沈阳市育才学校念小学4年级。我在班级的学习成绩中等，谈不上喜欢学习。这所学校在50年代曾是东北局和省委干部子弟学校，向全国招聘优秀教师，60年代对社会开放。在我的印象中，老师水平高，课堂要求严，但学习的压力远不像现在的小学生，作业很少。我还记得自己平生学到最初的几个汉字“日、月、水、火”。小学3年级时，我读了柳青的《创业史》，这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作品。那个时候，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喜欢用铅笔画画，就是对着人物像模仿，记得画过鲁迅、还有京剧《沙家浜》中的人物剧照。我母亲拿着我的“作品”给学校的美术老师看，回复说“挺好，有潜力”，但这段经历戛然而止，以后再没有画过了。
1962年的我，摄于沈阳新文化照相馆
说来奇怪，我印象最深的记忆，就是从1966年开始的3年。小孩子当然不懂得社会上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大城市里比农村见得多，我是说这期间的那些事。我当时那个年龄，学校不管了，因为停课了。家长是无暇管，都在单位参加运动。像我这般大的小孩子们，天天在外面玩、不懂事且无忧无虑地玩，这种肆意玩耍的日子，后来再没有过。比如爬墙头，可以在墙头上跑。弄个大铁钉子，放在有轨电车的铁轨上，等着电车压过去，就成为一把锋利的小刀。自己做弹弓，我不是打麻雀，而是射个头最大的绿蜻蜓……好像有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描写我这个年龄的孩子，当时的生活与精神状态。
命运的考验很快来临，1970年初，我的父母下放到沈阳郊区，把我和弟妹都带去了，那地方当时叫做苏家屯区大沟公社大洼大队，非常穷，农民晚上点煤油灯，没有电，全家住两间垒起来的土房，是生产队给盖的。我在农村上过两所学校，头一年在邻村一所初中学校念书，留给我印象的，倒不是我在班上学习好，而是打篮球。就像从来没人教给我画画一样，也没人教我如何打篮球，可是我无师自通，也不知道怎么学会的，着魔一样地打篮球，参加了校队，我打得好，老师和同学都喜欢我。但也是一年多以后戛然而止，以后几乎再也不碰篮球了。
1971年秋天，我转入公社所在地的一所农村中学（沈阳市第66中学）就学。上学来回要走10里土路，中途翻过一座被当地人称为“三块石”的石头山，直到1974年中学毕业。
一个城里的孩子面对以上突然的变化，一开始的新鲜兴奋很快就消失了。周围环境，是沈阳郊区中最偏僻落后的半山区。我记得当时的苦闷，每天写日记记录心情。恰恰在这个阶段，我读了很多书，这些书甚至影响到我后来的选择。读书可以暂时忘记农村艰苦乏味的生活，我在无意中发现父亲的藏书，是他在东北局党校学习期间的理论书。从70年到74年，我读的书有《马恩选集》、梅林著的《马克思传》、苏联人写的《逻辑》《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换句话说，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基本课程。77年在填写高考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哲学系。上大学后，由于课堂上讲的与“马哲”有关的内容，我早就知道了，于是兴趣转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当时国内对于外国哲学的了解，不像现在这样广泛多样。我这一代哲学学者，无论后来研究方向如何，基本上都是从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起步的。
我在求知欲最强，最需要读书的青少年时代，在那个特殊时期，是找不到什么书的。当时家里只有理论书，如果有文学作品，我是否在上大学时报考中文系呢？恐怕不会，因为我更喜欢概念的玄想，但我并不喜欢知识形态的东西，只是顺便记住了一些知识，比如《十万个为什么》，1972年我在公社商店买到一本《天体的来龙去脉》。记得大约是73年，我读的两本书印象深刻：《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内容是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回忆录。另外一本书，就是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先生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简编》，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西方哲学史的书籍。我读梅林著的《马克思传》，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句话：虽然马克思上大学的专业是法律，但他更喜欢读哲学与历史。我读这些书时只有16岁，受影响，模仿力强，我也找哲学与历史方面的书，这是否影响到我选择了哲学专业？我不知道，但我高考的“史地卷”（历史和地理一张卷）得了80分，当时算不错了。
在农村的劳动，我就不想多说了。从70年初到78年初，我一直在农村生活，74年中学毕业后，我作为知识青年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年四季，东北农村的庄稼活我都干过，它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吧。我总觉得自己是不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无论是艰苦还是顺利，我都是按着自己的节奏，做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事情，而且十分固执。
1977年高考这事，值得专门多说几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意义远不止是教育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几乎本能地觉得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机会到了。我心里对自己说，我既当不了好农民，也不会是一个好工人。前途如何，就只能看这次考试了。没有多少复习时间，我自己有一些中学旧课本，亏得我上中学期间养成了读书和买书的习惯，读过不少课外书，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学文科的料。我从农村回到育才学校补习了一个来月。我母亲是这所学校的老师，老师们为自己的子女组织了高考补习班。命运眷顾我，我终于考上了大学。
大学二年级，1979年摄于沈阳北陵公园，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李松立“偷拍”的
我上大学时就很少想到毕业后去哪里工作，好像就应该永远待在学校似的，这想法当然很幼稚，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市总工会职工学校，不安心，想回归学术。1984年，在毕业2年多之后，我考回母校攻读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导师是陶银骠教授。毕业论文题目是《胡塞尔的意义理论》。顺便提一下，我念哲学本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辽宁大学学报》工作，负责哲学与法学栏目。同年，我发表了平生第一篇论文《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之后就现象学问题又发表过几篇文章，它们都是我读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心得，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这是一部研究胡塞尔的专著。
1991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王玖兴研究员，方向是法国哲学。1994年毕业，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哲学的衰落与复兴：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哲学思考》。同年夏天，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报到，我的学者生涯就此开始。
二、在社科院
从1994年到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工作，一直到2018年退休，我在社科院工作了24年。社科院的科研体制很适合我，我与同事的关系相处很好。在我博士毕业前夕，我跟我的导师王玖兴先生提出来留在哲学所，王先生大力支持。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记得我去拜访当时的室主任贾泽林老师，他热情接待我，欢迎我来研究室工作。入哲学所后，虽然工资收入不高，住房条件较差，但我看重的是这里的科研条件。读书写作的时间太充裕了。我那时不愿意去大学教书，因为我不曾教过书，心里没底，但搞科研还是有自信的，因为在来社科院工作之前，我已经出版过一本研究胡塞尔的专著《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而且发表过10多篇学术论文。那一年，我36岁，可以说，我自己最好的学术岁月，都是在哲学所度过的。我最喜欢哲学所的，是学术气氛宽松自在。我在这里工作，没什么压力，我愿意写文章，而这就是我的工作，兴趣与谋生是融为一体，真是一个好单位。在学术上，哲学所西哲片的前辈学者，尤其是叶秀山、王树人先生，从各个方面都给予我很大帮助，我在90年代末参加两位先生主编的学术版《西方哲学史》，独自撰写其中第五卷，与周晓亮合作写了第四卷，还参与了第七卷的写作。这是耗时几年的团队合作，最后终于全部完成，很不容易，我从中得到很大锻炼。
哲学所具有尊重科研的好传统，这十分宝贵，这得益于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中国老一辈哲学家金岳霖、贺麟等，都曾在这里工作。他们的照片，就挂在哲学所的长廊，使人肃然起敬。西哲片的同辈学者，和我年龄相仿的，如李河、王路、谢地坤，略小几岁的江怡、黄裕生，我和他们相处交谈较多，多有受益，他们现在都是国内学术研究的骨干，也都是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的。
贾泽林老师、江怡，我——呵呵，都曾担任现外室主任，还有周晓亮，现在的主任是马寅卯
研究当代法国哲学，是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之前我读过的哲学著作，尤其是阅读胡塞尔的思想，非常有助于我研究20世纪法国哲学。199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诗言字：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1996年国家改革公派留学生选拔方式，我通过法语考试，于1999年底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修一年。这一年的学习，对我之后的研究工作极其重要，对法国学术状况，有了近距离的了解，收集了18世纪法国哲学的原始资料。1999年，我出版过两部专著《德里达》、《解构的文本》。
我还要专门写一下我与德里达的缘分：1991年刚念博士时，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大名。我念的方向是法国哲学，第一个想法是不能选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要做新的，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了解20世纪法国哲学的概况，最后选定了德里达，因为他是最难的，这个我喜欢。然后读他的书的英译本（当时我还读不了法文原著），刚开始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最后的毕业论文，得到了我的导师王玖兴先生、叶秀山先生和王树人先生的充分肯定，我觉得这得益于我之前对于胡塞尔有很充分的阅读，为我理解德里达打下了基础。法文我基本是自学的。1999年底，我到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修，名义上的导师就是德里达，因为邀请函是他亲笔写给我的。我在巴黎拜访他，把我写的《德里达》送给他，他把他的《马克思的幽灵》回赠我。他问我“你要法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因为他发现我的法语结结巴巴，我不好意思是说，“英文版的”，但马上改口说“法文版的”。说来奇怪，之前我也是结结巴巴地读法文学术书，但见到真人之后，这本法文版的《马克思的幽灵》，我读得很流畅，而且之后能读法文学术书了。德里达在当下哲学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明显，我现在还在研究他的思想。
回顾起来，我的本科、硕士、博士三篇学位论文，都决定了之后研究方向的转向，它们分别完成于1981年、1984年，1994年。我每次都选择了在当时学界看来，比较前沿的、难巨的题目，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胡塞尔现象学、法国当代哲学。这三个方向是相互依存的思想进展关系，也构成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思想准备与知识结构。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阅读理解，其次又分为两个步奏，首先是原样的理解，其次是创造性的理解与独立思考。
与王树人老师合影
我的大部分学术成果，是2000年以后发表的，它大约占了我至今发表的全部学术成果的85%。45岁之前，我始终处于“打基础”阶段，这个相对沉默的时期，对于学术研究是必要的，首先要思考很多，然后才可能写出很多。在这个期间的著作，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首先是集中在法国哲学研究：包括《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哲学著作的一种新写法，即注意文字的表达方式对于传达思想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文体上接近所研究的对象，使之具有法国思想的叙述风格；《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它是叶秀山、王树人先生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五卷。这套书，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集体一等奖。这部著作中，我追随所述哲学家的原著，展开分析，引入我已有的研究背景，以当代法国哲学思想重新审视18世纪启蒙时代的哲学，与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比较，注入新时代的精神，尤其是研究方法，力图恢复这段哲学的原貌；《精神的分裂：与老年德里达对话》，这本书继续之前的著作已经在进行的文体写作尝试，以第三人称“你”探讨当时国内很少触及的德里达晚期思想；《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这本书换一种方式，书写上述《归隐之路》的内容，这两本书可以相互对照和补充；《法国当代哲学论纲》，以单篇论文的方式，复原当代法国哲学的思想面貌，这本书汇集了我在该领域的近20篇论文。《法国哲学精神与欧洲当代社会》（上下册），补充了我之前的著作很少涉及的19世纪法国哲学，它使我对法国哲学的叙述更加完整了；《沉醉之路：变异的柏格森》，试图重新阐述柏格森的思想，这本书中，我写自己思想的篇幅，远超对柏格森思想的复述。该书是我以下所谓“问题转向”式研究的首次写作尝试。以上著作，都是围绕法国哲学展开的，就涉及的完整性而言，可以说是法国哲学史，以及对哲学家个人思想的专门研究。
其次，是问题研究，我所谓“问题研究”，试图改变“哲学史”的写法，由问题带入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它集中在与语言有关的哲学问题：我在2010年出版的《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一书中，集中比较了汉语与拼音文字的差异，并且把这种差异归结为两种思想制度，讨论由此带来的语言哲学问题。2016年，我出版了《图像暨影像哲学研究》，由语言进入图像，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哲学转向，是在20世纪西方哲学所谓“语言的转向”之后所发生的“图像转向”，这是当下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崭新课题。2018年，我的《哲学治疗的可能性——重新发现叔本华与尼采》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哲学治疗的角度，重新思考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它不是一本阐释性的著作，而是针对“我”自己的灵魂，它不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书写过程本身，成为自我内心世界的举止行为史，对自我实施心理手术，它决不置身事外，它把亲历的内心感受与判断融为一体。它不是正确的，而是真实的。这本书的学术扩展视野来自三个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艺术或审美，当代法国哲学，这本书对哲学文本的书写方式，做一种新的尝试。它改变叙述的人称，说“我”而不是“我们”，试图将哲学著作写成一部作品。这部书，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关注，它鼓舞我于2021年出版了一套规模更大的三卷本的《解构与时间》（卷一：瞬间与永恒；卷二：爱的瞬间；卷三：时间的空间化）：这部书从后现代哲学视野出发，重新理解古老的时间话题。时间不意味着永恒，时间的真相是瞬间。众多瞬间的性质、方向、旨趣不同，彼此是断裂与拼接的关系，化为人们真实的举止言行轨迹。发生在生活世界的这些真实活动，抵制传统哲学只发生在头脑中的逻辑演绎活动。时间还是内感官的活动方式，是情感瞬间的绽开痕迹与印象，它们是空间化了的，有纯粹思想感情的场所与情节。这部书做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涉及现象学、法国当代哲学、语言哲学、文学电影诗歌戏剧等。虽然这部书与“哲学治疗”的话题不尽相同，但两部书都是联系原始文本，独立书写我自己的想法。值得我高兴的是，经过多年的摸索，我有了自己的写作方法，这是我非常看重的，因为它在一般性的学术规范之外，属于汉语哲学的写作——虽然这是国内哲学研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从前把“汉语”抹去，只留下哲学，这就显得很乌托邦、空中楼阁，因为它不真实，因为它无视我们书写的工具、思想的载体。这既是学术问题，更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这使我能够超越哲学的学科性，思考更为广阔的边缘问题，我认为它可能是未来学术的创新点。
我承担过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已经结项，这三个项目，除了一项是研究法国哲学史，其余两项都属于“问题研究”，除了图像哲学问题，还有时间哲学问题。这是我研究方式的又一次重要转变。
30多年以来，我发表过的论文，对我的学术研究进展比较重要的，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篇，还包括：《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艺术数学或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语言的“延异”与解构的价值》、《从论证性的哲学到描述性的哲学》、《“一”与“多”》、《什么是哲学》、《哲学治疗的可能性》、《一种新文字的可能性：关于汉字哲学的一个文学维度》等。这些文章，是相互理解与解释的。
2001年9月7日与德里达合影。当日，德里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的幽灵”的演讲
我以上关于当代法国哲学和相应的问题研究，国际学界通常认为它们属于“后现代哲学”。这个称谓已经被普遍接受，它最鲜明的外部特征，就是跨学科，尤其是从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成就中获取新的灵感，这些也符合我现在的研究旨趣与未来发展方向。
从2010年到2015年，我担任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目前，还在担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我在哲学所工作期间，只做研究，没有像高校老师那样给学生上课。在退休之后，从2021年开始，我已经给社科院大学哲学学院的本科生开设了两门选修课，分别是《后现代思潮》与《现代法国哲学》。我在退休后加入了大学教师的行列，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
三、我读书做学问的体会
我这一生，几道关键的坎，都和考试有关。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走向，考上研究生决定了我能留在高校。考上博士，到了社科院哲学所，才算找到了最终的归宿。我感谢一路上给我默默帮助的老师和友人们。关于社科院，我曾经专门写了两篇短文，一篇是《我为什么选择社科院》，另一篇是《我为什么喜欢社科院》，都是由衷地有感而发，因为我所需要的简单朴素和充实的精神生活，都是社科院提供的。社科院与高校不同，因为规定动作少，自选动作多。而在读书做学问上，我非常喜欢“独往独来”，甚至“我行我素”，我觉得自己在社科院的24年里，仅就读书做学而言，没有受到任何约束，这又是我的幸运。
我自己的体会不一定适合别人，仅供读者参考：无论是研究哪一个流派，哪一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哲学史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要广泛地阅读，也要筛选那些公认的最重要的参考书。选择题目时，最好选择只要研究了之后，就能够打开一片学术新天地的哲学家。我做硕士论文时，有前辈学者建议我选择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哲学，但选题目这事，最好是最具有时代标杆意义的哲学家，那是1984年，胡塞尔的思想，在国内刚刚起步，还处于介绍阶段，我是通过刘放桐老师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知道了胡塞尔的重要地位。然后重要的是读胡塞尔的英文原著。一定要读外文原著，哪怕中译本再好，也代替不了外文。英文、德文、法文之间具有学理上的相似性，而汉语则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思想是寄生在语言之中的，只从中文学习西方哲学，肯定会有理解上的偏差，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语言问题。
2000年摄于巴黎
慢读还是快读呢？精读还是浏览呢？这要看情况。一本书，它越重要往往也越难读，但是别气馁。办法还是有的，比如胡塞尔的《观念》，非常难懂，但凡这类重要的学术原著，大都有一个译者前言，通常写得篇幅很长，比正文通俗易懂，而且理解大致不差，这是一定要读透的。接下来是读正文，我觉得一本完全陌生的书，最开始可能读懂30% 左右，那就跳着读，把能懂的连接起来。这就像建立根据地一样，会逐渐扩大的。直到最后，真能读懂70%，就算成功了。重要的学术书，要读很多遍。
还有，就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我从德里达开始，进入现代法国哲学研究领域。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的意思是说，我首先基本弄懂了德里达，我就有能力读懂德勒兹、福柯、拉康、列维纳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存在着类似，它们都属于同时代的法国哲学。这种相互对照，从另一个思想坐标系体会，就能加深对于被对照的双方思想的理解。
学者还不是思想家，思想家首先都曾经是一个学者。学者与思想家的区别，在于学者总是需要对照本本，没有本本对照，就不知道如何说自己的思想了。这是一个逐渐的独立思考习惯的养成问题。当然本本是前提，但学者往往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多，似乎引用越多越显得有学问，但这不是思想家的态度。如何尝试这种过渡呢？需要这样的灵感：你读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段话，用你自己的话理解与补充，写你自己的句子越多，拐棍就逐渐扔掉了。
至于写作过程的逻辑性，这个问题说来奇怪，它不应该是外来的规范，而是某种“心的逻辑”，它可以在自发的思想理解与写作过程中，自动地解决。这是一个思想流畅的过程，也就是停不下来。如何验证这一点呢？我认为你可以阅读一下自己在这种思想心境下刚刚写出来的东西。当你发现自己写出这些话的过程中，没有过多考虑标点符号，或者你写的这些句子不容易断句的时候，就表明了你写的思想是流畅的、紧凑的——这就是“心的逻辑”，而且它肯定不是从哪里变相地抄来的，而是你自己亲自想出来的。这些想法的珍贵，首先并不在于它们是正确的，而在于你被某种信念所打动，它们是有感情的，而哲学就是爱智慧，首先是爱。你有了爱，就会自发地滋生智慧。智慧能攀登多高，能走多远，这取决于天赋。这样的思考与写作过程，就会使文字不枯燥，甚至具有美感。写作效果应该这样检验：你喜欢再看一遍自己写过的东西。还有，人的心思其实是相通的。我的意思是说，要让读者喜欢读，首先你得喜欢读自己写过的东西。至于思想的打动，你首先已经打动过自己了，那么人性相通，就会使得文章具有可读性，甚至打动读者。
只有在尽兴写了之后，才会有疲劳的感觉，这个时候可以做点技术活，补正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这些是思想之外的东西。在写的过程中，不要管这些东西，不要为这些东西分神。
四、如何做一个思想者
做一个思想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定我们已经过了哲学知识，过了这道艰难的门槛，也能使用外语作为科研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做哲学工匠，不是仅仅拼贴哲学知识。我们要独立思考。做出某些原创性工作。这里提出我的一些体会，供同行参考：
关键并不在于读特别多的书，而在于仔细思考重要经典著作的思路。研究西方哲学，要特别注意细节。这些细节并不一定是作者的主张和观点、命题，而是这样：我们读外文，却用中文思考与写作，这是必然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损失原文已有的某些思想意谓，因为我们已经用汉语做置换。我们给原文增加了一些新意思，但我们忽视了这种增加本身的合理性，却一味强调忠实原文。我们以不忠实原文的方式“忠实”原文，那么一切阅读都是重新理解，都渗透了我们作为读者的亲自理解。换句话说，学者与思想者之间的人为界限，并不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并不善于向自己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也就不能做一个自觉的思想者。
如何做一个自觉的思想者呢？在某种意义上，学习就是模仿，阅读理解就是变相的翻译，但以上我们已经看到，它本身是一个难巨的哲学问题，准确传达的不可能性，就是诞生新思想的一道裂缝。思想是在差异之中重复的，但由于学习或者模仿假定了确定性的前提，也就是预先的同一性，那么它强调的是起源的清澈性、透明性，随之而来的，是逻辑演绎、因果律等等。也就是说，思想之交换是以派生的方式进行的，但以上可知，这相当于将某种已知的东西从左手交给右手，并没有诞生新思想。如何诞生新思想呢？在想象中做类比。类比的双方，不能都是已知的东西，也不能都是未知的东西。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能诞生新思想。要诞生新思想，就得像用古希腊文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已知的语言与未知的语言对照，才有可能获得新知识。这新的“知道”就等于新思想，它有学理根据，却又不是回到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这就是思想者的思考过程，它是自主运用知识的能力。
在写作实践中思考：我的体会时，思想不是一个事先的计划。我的很多想法，都是动笔实践过程中的“笔触”滋生出来的。这是一边思考一边涌现思想的时刻，它来自上下文的语境，而这个过程最好不要停顿，因为思想是有“气场”的，也就是某一问题的磁力，它在思路的滑动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自动转弯，这有赖于书写词语的笔触。这个细节并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写作过程中对某一概念或者词语的领悟过程中，意思的变形与衍生。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学理根据，因为思想者不应该毫无根据地胡思乱想。重要的方法，在于寻找、发现甚至发明相似概念与词语，这些词语不是原著已有的，但根据原作者的思路，可以举一反三，给出新的命名，原作者也不曾想到。做一个思想者，要注意不能过度学究气，不必想着每句话都要有出处，不要引用过度，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文章到处都是“某某认为”而不是“我认为”，这样只能写出一篇注释性文章，很难成为有自己思想的文章。这是一个根本区别，也是很高的要求，但不迈过这个槛，学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我们不要过多认为是外部原因妨碍了我们科研创新，而要从自己身上挖掘思想的潜力，因为实在说来，没有任何力量能制止一个思想者如何思想。关键我们要有独立思考的勇气。
要阅读本学科之外的书籍。对于哲学研究者而论，广开思路，除了阅读哲学书籍之外，还有两个领域的作品，是一定要读的。首先是文学艺术类的书籍。我一直认为，最邻近哲学的学科，是文学，两者都是用自然语言表达内心的想法，都需要灵感与灵气。哲学应该从文学中获得启迪，因为文学直接就是创作本身。哲学思想，说到底也是思想创作。其次，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数学与逻辑学。哲学工作者不必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这不现实也不需要。但20世纪的哲学的大趋势，就是科学引导了哲学形态的变革。最明显的就是语言学给现代哲学带来的巨大变化，更不用说现代科学对于哲学的影响了。要做一个时代思想者，只熟悉哲学史和哲学家的经典著作，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如果目的只是注释哲学著作，这没有问题。但要做一个时代哲学家，就必须知道我们时代的前沿精神，它与信息与互联网时代息息相关。我们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就无法懂得现代逻辑，哲学思考就不具有时代特色。总之，哲学并非一个专业学科，思想是没有边界的，要做一种跨学科的哲学研究。
相关链接：
尚杰《解构与时间》：你好，忧愁！
尚杰《解构与时间》：哲学新思想的“精神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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