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西访台风波与美国战争的五大道德原则


2022年08月02日 05:44    来源:美中时报    梅宗宝


图片来源:美南新闻


       备受举世瞩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日晚间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她发表声明说,“我们国会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兑现了美国支持台湾强盛民主的坚定承诺。”这是美中建交后第二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最高领导人。1997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访问过台湾。但是,与25年前相比,佩洛西的访台引起了中国大陆轩然大波,造成美中关系局势紧张升级,台海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7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时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


       当日,平潭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30日8时至21时,福建平潭一岐屿附近水域执行实弹射击训练任务,禁止一切船舶进入。公开资料称,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最近处只有68海里,相当于126公里,这也是台湾海峡的最窄处。广东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9日至30日,南海琼州海峡西部海域将进行军事演习,禁止船舶驶入。此外在30日当天,大万山岛东南海域将进行军事演习,禁止船舶进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表示,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月1日再次表示,佩洛西众议长如果访台,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肆意践踏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态和后果。


       8月1日晚,中国东部战区发布军威视频,称战区将严阵以待,听令而战,埋葬一切来犯之敌,向着联战胜战前进!中国空军还出动多架战机飞临台湾海峡中线。据新华社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即日起将在台湾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在台岛北部、西南、东南海空域进行联合海空演训,在台湾海峡进行远程火力实弹射击,在台岛东部海域进行常规导弹火力试射。


       在佩洛西尚未抵达台湾前,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海关星期一深夜发布公告,暂停进口一百多家台湾食品厂商生产产品的进口。商务部决定,从8月3日起,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


       8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美台勾连挑衅在先,中方正当防卫在后。面对美方罔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恣意妄为,中方采取任何反制措施都将是正当的和必要的。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美方负责。


       正在东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说,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背信弃义,令人不齿,只能使美国的国家信誉进一步破产。美国一些政客只顾一己之私,公然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决不会有好下场。美方的霸凌嘴脸暴露于世,只能让各国人民愈发看清,美国才是当今和平的最大破坏者。2日深夜,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奉命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已经就佩洛西访台可能遭遇的风险与她做过讨论,而美国军方也已经制定了确保佩洛西安全的计划。美军将增加调集在印太地区的军力和军事资产,在佩洛西飞往台湾的途中以及她抵达后逗留台湾期间,美军的战机、军舰、侦察机,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都会被用来对她进行多层交叉的保护。“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后,已经返南中国海进行例行的巡逻,其舰载固定翼和旋翼机战机将进行起降飞行、对海打击以及海空协同作战训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决定访问台湾,而中国制造某种危机或加剧紧张局势,北京将负完全责任。他指出,美国议长和国会成员访问台湾是有先例的。白宫再次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Joseph Bosco)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攻击佩洛西的飞机或者做出其他失控行为,将引发美中之间全面的、真正的战争。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8月2日说,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抵台访问的反应正如白宫所料,华盛顿预计北京还会继续在较长一段时期做出回应,并已对此做好应对准备。科比表示,华盛顿不会从事“武力威胁”,但将继续支持台湾、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寻求保持与北京的沟通。


       台湾问题一直以来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也是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前不久,《美中时报》为纪念《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40周年,发表了题为《台海走向与美国战争的道德原则》的研究报告。报告全文近4万字,包括10部分:战争造就了美国、美国战争的五大道德原则、大国崛起进入新时代、构建世界民主共同体、民主与专制: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和平统一台湾:美中建交的基石、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台战略:从“模糊”走向“明晰”、美国已做好保卫台湾的战争准备、和平与民主:解决台湾问题的金钥匙。报告以大量历史文献与新闻报道,揭示二战后美国战争背后的道德观念及其深层原因,分析美中关于台海问题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期遏制台海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


       佩洛西访台风波虽然没有引发台海战争,但台海局势的军事化依然没有缓解。战争风险加剧。对此,《美中时报》特别摘录《台海走向与美国战争的道德原则》研究报告中有关美国战争方面的章节单独发表,敬请关注。


       战争造就了美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面,中国战机在台海空中巡航演习成为常态,并常常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已做好应对台海战争爆发的军事部署,并加大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加强军事合作。冷战时期蒋介石关于“美国与共产主义中国必有一战”的预测似乎正在逼近台海。(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七编台湾问题)


       法国学者托马拉·比诺在其《美国战争文化》一书中指出:“战争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说美国从建国开始便一直进行战争,倒不如说是战争本身造就了美国。让我们说的更清楚一些:美国所打的战争成就了今天的美国,也将塑造未来的美国”。


       中国人权研究会2021年4月发表的《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一文对美国的战争做了统计。作者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约占81%。奥巴马总统曾说:“几代人以来,美国作为全球安全的支柱和人类自由的倡导者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考虑到军事行动的风险和成本,我们自然不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世界上的许多挑战。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2011年3月28日奥巴马总统就利比亚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


       二战后,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可以称其为“和平时期的总统”。袁源在《“二战”后美国发动的13场海外战争》一文中指出,第33任总统杜鲁门任期期间,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刚果;第35任总统肯尼迪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古巴猪湾、干涉越南;第36任总统约翰逊任期期间,美国武装介入越南战争、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任期期间,美国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武装入侵柬埔寨和也门共和国以及策动智利政变;第38任总统福特任期期间,美国继续越南战争;第39任总统卡特任期期间,美国介入尼加拉瓜内战;第40任总统里根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格林纳达、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空袭利比亚,袭击伊朗;第41任总统老布什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巴拿马,并发动海湾战争;第42任总统克林顿任期期间,美国突袭索马利亚、海地和南联盟;第43任总统小布什任期期间,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第44任总统奥巴马在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下令空袭利比亚;第45任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4月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现任总统拜登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俄乌战争,但全力军事援助乌克兰,为乌克兰的获胜提供坚强保障。


       美国是全球大国,具有全球利益;美国频频发动战争,当然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利益的背后是观念。里根总统说:“我们的政策根植于我们的道德价值观,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里根传》上)”被称为“道德工程师”的吉米·卡特总统指出:“树立美国理想主义的榜样,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现实的态度,道德原则成为美国行使其武力和扩大其影响的最好基础。”(约瑟夫·奈著:《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哈佛政治理论家”路易斯·哈茨在他的名著《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也认为,“由于体现的是一种绝对的道德精神,‘美国主义’一旦被种种具体事件推向世界舞台,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去重构它力图避免的真正异己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综合研究二战后美国战争背后的道德观念与深层原因,对于判断台海局势走向、遏制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美国战争的五大道德原则


       第一,遏制共产主义扩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曾经是反对德日法西斯的密切盟友,也都是这个时期崛起的世界大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说:“一个国家在挽救自身的同时,帮助全世界免受纳粹的威胁,我们愿意将来同这样的国家做好邻居,成为真挚的朋友。”罗斯福这里所说的“国家”指苏联。“在约瑟夫·斯大林元帅的领导下,苏联人们和军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奉献精神,坚定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罗斯福当时设想,战后美国与苏联、英国、中国结为“四大警察”,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英国,苏联,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盟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还要多。只要这四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团结一心,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就不会有哪个国家能够再次挑起世界大战。”(富兰克林·罗斯福著:《炉边谈话》)


       但是,二战结束后罗斯福的设想破灭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的对立,美苏由盟友变为敌人,世界因此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美苏由此开启了“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斯大林曾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法和平相处,甚至还预测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总统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尊重人类尊严,或人类自由的制度”。(《杜鲁门回忆录》)苏联共产主义不仅攻击美国的盟友,还威胁美国的安全,它威胁到美国民主得以建立和美国人日常生活所遵循的价值观。在杜鲁门看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前者指资本主义,后者指共产主义。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美国驻苏使馆代办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乔治·F·凯南提出了“遏制战略”。他在1947年7月《外交》期刊上以“X”为名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他指出,如果美国希望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又不诉诸战争,那么美国就应该采取“一种坚定的遏制政策,旨在当俄国人每次表现出侵犯和平稳定的世界利益的迹象时,用不可改变的反对力量对抗他们”。凯南的理论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自此,“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成为自哈里·S·杜鲁门到乔治·H·W布什的每一位总统的外交政策。尽管他们各自都会以重要的方式对此进行修正—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到约翰·F·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到林登·约翰逊的越南战争,再到理查德·尼克松的缓和政策—直到柏林墙的倒塌,每位总统都将遏制共产主义置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最核心。安德鲁·普雷斯顿在他的《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一书中强调,“几乎没有哪项外交政策会如此持久”。


       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斯大林预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美苏双方的冷战中不时伴有热战。美国不远万里出兵朝鲜与越南就是典型案例。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把美军入朝援韩看作“一场抵制共产主义的战斗”,“在亚洲与共产主义走向了战争”。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里说:“我深深的感觉到,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么共产党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想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来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动不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因此,“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共产党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随意进入朝鲜或其他地方,。我们必须迎击这一挑战”,“抵抗共产主义对整个自由世界的进袭”。导致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根源也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正如沈志华主编的《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中所说,“单从经济资源和商业利益而言,越南对美国几乎毫无价值,但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就已不再仅仅从某一地区自身的重要性来判断它的价值。”1949年6月,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指出:“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统治扩张到中国是一次惨痛的政治失败……如果让共产主义再横扫东南亚,我们就会遭到一场重大的政治溃败,其影响所及,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中东以及已经严重暴露的澳大利亚——都能够感受到……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为颠覆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丰饶的土壤。现在也很清楚,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下,一场协调一致的攻势正以东南亚为目标而展开。”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进一步将上述认知理念概括为“多米诺骨牌理论”,成为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指南。对华盛顿来说,越南战争——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也由此发端。“如果越共成功,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以后,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1958年7月15日—10月25日)、暗中支持“古巴远征军入侵古巴“猪湾”(1961年4月17日),武装入侵格林纳达(1983年10月25日)、利用“联合国军”干涉刚果内战(1983年10月25日—11月2日)、发动美利战争(1986年3月23~24日和4月15日)等等都是基于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对于1965年4月28日美军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说的很直白:“美洲国家现在不能允许,并且将来也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共产党政府”。


       第二,反对独裁政府,扶植民主政权。


       “自由对抗独裁,善恶势不两立”。第一个自称“自由世界领袖”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8年提出:“摧毁任何地方的每一个可能个别、秘密及独断独行的扰乱世界和平的专制强权,如果目前无法加以摧毁,至少也要将它压制到近乎无能为力的地步。”100多年来,威尔逊的这一遗训成为美国民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久不衰,为两大政党领袖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据百度百科,独裁(Autocracy,又译为专制),是一种政府的形式,由一个拥有无限威权的统治者,在不受法律及传统的制衡下,以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这个具备无限权力的统治者,称为独裁者(autoc)。以独裁统治为统治方式形成的政治制度,称为独裁政体(英语:dictatorship)。现代政治中,“民主”与“独裁”被视为是对立的概念。里根总统认为,民主“是最高荣耀的政府形式,由人民设计而成”。(任宪宝编著:《里根演说》)总统民选,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是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西方“民主和平论”认为,独裁国家容易发动战争,而民主国家很少交战。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最早提出了“和平民主论”的概念。他主张,除非是出于防卫,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国,基于先行的侵犯永远不会产生,战争便永远不会出现了。康德之后,潘恩、托克维尔等人也提出类似的主张。


       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Joseph Rummel,1932年10月21日-2014年3月2日)是发展民主和平论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发现在1816-2005年间,非民主国家之间总共发生了256战争,非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则有156场,但民主国家之间则一场战争也没有发生过。拉梅尔自己发明了Democide(大灭绝)一词:“由政府谋杀的任何个人或群体,包括了种族灭绝、政治灭绝、和大屠杀”,他并且指出:“我是以民法来定义谋杀,亦即某人有意或蓄意的致他人于死地,就好像将一群人关在集中营里,造成他们不久后便因营养不良或缺乏医疗照顾而死去,或是逼迫他们从事劳动、或流放他们至荒芜的地区,使他们很快便因为困乏和疾病而死去。”他认为政治权力和大灭绝之间存在着连结关系,如果政治权力没有受到限制,政治的大屠杀便会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被分散、制衡、和监督的地方,政治暴力则相当少见。拉梅尔总结道:“一个政权拥有越多的权力,其人民就越可能被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提倡自由。”“让政治权力集中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事。”依据拉梅尔的预测,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会持续增长,最后会终结人类所有的战争和大灭绝,他预言这会发生在大约21世纪的中旬或甚至更早。(参见《维基百科.鲁道夫·拉梅尔》)


       作为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两大政党都坚持民主和平论。民主党第42届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而共和党第43届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强烈相信中东的前进之路,是促进民主。”(参见《维基百科:民主和平论》)


       民主的核心是自由。以色列政治家纳坦·夏兰斯基在他的名著《民主观: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一书中写道:“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希冀自由。我相信,不论在哪里,自由都能让世界更加安全。我相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担负起将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的重要任务。独裁国家与奴隶制国家一样,都是没有未来的暴政。”小布什总统把夏兰斯基的《民主观》当做白宫的必读物,把他的思想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从长远看,没有自由,就没有正义,没有人民的自由就不存在人权。”他在2005年1月第二任就职演讲中说,“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国务卿赖斯说得更直白:“要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主、结束暴政、把世界所有国家都改造成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


       作为“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与独裁、专制、暴政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并把“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小布什语)作为自己的使命。里根总统曾说:“我们没有权利颠覆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们有权利颠覆一个非民主国家。”里根政府对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保守军事政权,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都施压要求改革。前者被说服举行公民投票、自由选举以致被推翻下台;后者则在美方合作之下遭到推翻。(基辛格著:《大外交》)


       里根有一句名言:“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飞机和炸弹。” 因此,美国常常与独裁政府兵戎相见。1989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下令27000名美军展开对巴拿马代号“正义事业”的军事行动,推翻诺列加独裁政府。1994年9月,经联合国授权,美国发起“支持民主行动”,武力解决海地危机,驱逐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拉乌尔·塞德拉斯,扶持海地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J.-B.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1999年,美国联合北约盟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制裁米洛舍维奇,支持科什图尼察当选南联盟总统。克林顿总统说:“南斯拉夫人民已经大声、而且明确地支持朝民主方向变化,这是米洛舍维奇顺应塞尔维亚人民呼声下台,发生和平向民主转归的时候了。”他还说:“当南斯拉夫新领导人致力于建立一个可信的民主社会时,我们将同我们的欧洲盟友一道取消制裁,让他们走出孤立。”(邢广程主编:《强人若势—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和入狱》)2011年,美军空袭利比亚,支持反政府武装,推翻“暴君独夫”卡扎菲。奥巴马总统说,长达40年的卡扎菲“铁腕”统治结束,利比亚人现在肩负着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重任。他还说,卡扎菲之死终结了利比亚人长期的痛苦,利比亚人有机会建立“民主、宽容的国家”。他警告说,阿拉伯世界的那些“铁拳”政权终将走向尽头。


       第三,人道主义干涉。


       人道主义信仰是美国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要加以维护,为此牺牲财富,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亨利·基辛格在他的《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强调:“保卫人权和人道主义价值,必要时甚至动用武力来保卫,被称之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项总原则”。


       二战之前,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直到二战后世界各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也保存了这一原则。但是,国家主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在民主国家,个人的权利具有普适性,超越国家主权。为此,1966年联合国大会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加重视人权和人类的整体利益。


       吉米·卡特总统上任后,第一次把人权理论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并置于“核心”与“灵魂”地位。他指出,“美国对人权的责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一些残暴政权“明目张胆地侵犯他们自己公民的人权。作为新当选的总统,我宣布保护人权将是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并坚持不懈地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承诺。”(卡特著《我们濒临的价值观:美国的道德危机》)他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在全世界促进人权”。“这个国家可望同那些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理想的民族站在一起。”(周琪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卡特将人权政策制度化,在国务院设立“人权和人道事务局”,专门负责处理与人权有关的事务。作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第一任总统,克林顿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把促进人权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从世界史上看,人道主义干涉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早在17世纪,近代国际法学说的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在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中指出,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至于没有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行使那些天然被赋予的权利,即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在《奥本海国际法》中也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于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撼人们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牛津法律词典》将人道主义干涉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国家使用武力手段干预另一国内部事务,目的是让被干预国实行更人道主义的政策”。(韦迅强:《论美国人道主义干涉》)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发展,“人道主义干涉”理论被民主国家所接受,并与“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一起,成为干涉行为的道德原则。特别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后,人道主义干涉很快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条新的准则。1999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际共同体主义”讲话中指出,全球化使得各国成为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国际国内事务已无法完全分离,一国内部若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国人民,其他国家和人民自然拥有“干涉的权利”。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明确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国家主权最基本的含义正在被重新定义——特别是在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影响下。现在国家被普遍看作是为其人民服务的工具,而非相反。同时,个人主权——我指的是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和随后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因个人权利意识的更新和传播而得到加强。当我们今天阅读宪章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它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而不是保护那些虐待他们的人。”他强调,“联合国是有主权国家组成的,但其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力。”“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的权利,不能凌驾于人权之上,这种人权有着免受严重、系统侵犯行为之威胁的自由。”“任何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背后去侵犯人权或人民的基本自由。”“这条国际准则必将高于国家主权”。(《安南演讲集我们人民:面向21世纪的联合国》)他在《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前言中重申:“国家主权永远不能用来当作种族灭绝和大规模侵害人权的借口。”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是改变世界的社会,它对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的颠覆性影响甚至是革命性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当然,美国首先承认与尊重国家主权,但是,当一国的主权与人权发生冲突时,美国选择并捍卫人权。“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都是人权至上。”(罗斯福语)为此,任何国家如有侵害人权的现象,美国都可以干预;从这个意义上对美国来说,“不干涉内政”的国家主权原则已经过时。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就是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美国认为,自己有义务推翻一个破坏民主和人权、危害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罪恶独裁者。”(《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克林顿总统说得更明确。他在第54届联大发言为科索沃战争进行辩护:国家主权不能成为一些践踏人权的国家免受干涉的借口。(韩爱勇:《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流变》)奥巴马在谈到发动利比亚战争时说:“一些国家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暴行视而不见。美利坚合众国是不同的。作为总统,我拒绝等待屠杀和乱葬坑的图像才采取行动。”


       第四,反对武装解决领土问题。


       反对以武力变更领土是美国进入世界舞台后外交政策的一个历史传统。20世纪以前,以武力为手段、通过发动战争开疆拓土,成为国家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途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8年多国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首次正式提出放弃战争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非战公约》原则被正式载入《联合国宪章》。作为《巴黎非战公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倡导者与签约国,美国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被称为“世界警察”。


       1943年12月24日,罗斯福总统在平安夜“炉边谈话”中说:“弱肉强食是敌人的信条,我们是不会接受的。但与此同时,只要有必要,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罗斯福提出的这一道德理念,为后来两党总统所继承。小布什总统曾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联合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主动、及早地遏制侵略成性的独裁者,不让他们有可能对无辜者发动攻击和破坏和平。”(任宪宝编著:《布什演说》)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突然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企图将其化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当天,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强烈谴责伊拉克的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并宣布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同时作出了强烈的军事反应,两个航母战斗群在伊入侵科后不到1小时即受命驶向海湾。五个月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伊拉克不但被迫放弃了科威特,而且在经历了十多年国际制裁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第二次战争,彻底消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米洛舍维奇的倒台也与他取消科索沃自治,企图通过暴力建立“大塞尔维亚”直接相关。


       2022年2月24日,继克里米亚之后,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国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一直在加大援助,帮助乌克兰抵抗入侵。“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由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从欧洲和美洲到亚洲和非洲,以对抗普京”。拜登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与我们的盟友一起,为乌克兰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提供支持,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高达400亿美元,承诺接收10万乌克兰难民。出台了《2022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Ukraine DemocracyDefense Lend-Lease Act of 2022)。同时,对俄罗斯实施了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资产、主权债务交易禁令、投资禁令、黑名单制裁、出口管制、SWIFT除名等,从各个方面打垮资助普京战争机器的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美国定为“战犯”,也遭到史上最严厉制裁,成为继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之后被西方制裁的国家元首。


       第五,打击恐怖组织。


       2001年“9.11”后,小布什总统做出的第一项最重要决定,就是把这次袭击和未来的恐怖主义威胁视为“战争”,而非治安问题。小布什指出:“面对危险存在的明显事实,我们无法坐等最后的证据——可能以蘑菇云形式出现的确凿证据。”为此,小布什政府发布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为了预防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发生,“如有必要,美国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流氓国家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威胁美国安全之前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友之前制止他们的行动。”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2001年10月7日—2014年12月29日)、“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3月20日—2011年12月18日)以及制裁伊朗,打击伊斯兰国等等都是基于“反恐战争”的道德原则。


       大国崛起进入新时代


       美国发起的诸多战争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深入研究,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充当维护国际规则与秩序的警察、联合盟国维护集体安全、创新以“精确打击、斩首行动”为特色的军事模式、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追求全人类的和平等五个方面最为突出。


       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修订版)一书中指出,老罗斯福在1902年某次国会发言时说得好:“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互相依赖,使所有文明轨道上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做适当的警察行为。”这也许是美国“世界警察”称号的滥觞。


       二战之前,人类社会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战争此起彼伏,世界版图与国际秩序不断变化,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二战结束后,为了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在美国主导下,逐渐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为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的总章程,《联合国宪章》把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严格限定在“自卫”范围之内,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原则”。战争作为主权国家解决纷争的手段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国际条约法普遍禁止,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成了国际法重要价值目标。同时,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全理事会,被“宪章”赋予了实施武力制裁、进行集体干预的权利。(参见王军杰:《二战后的国际法及其发展趋势》以后,美国参与并主导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法,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原则,也成为美国全球行动的基本依据。其中,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协约、公报、联合声明等都属于国际法的范畴。美国人坚信,国际秩序的基石在于国际法及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作为“世界警察”,“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这是美国投入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由两次世界大战到1965年升级介入越南局势,到1991年介人海湾战争,皆奉为圭臬。”(基辛格《大外交》)至今,美国深度介入俄乌战争,仍是如此。


       杜鲁门总统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所以,与别的国家不同,美国的军事干预常常是与盟国合作,协同作战。这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一支自由世界的共同防御的力量”。杜鲁门曾告诉法国总理普利文:“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的:我们所努力谋求的世界和平是不能分割的,只有集体安全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基辛格认为,“三百年来欧洲各国始终是以寻求国家利益的均衡来维持世界秩序”。其本质是强权政治。把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世界舞台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挑战欧洲传统,1918年在他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


       “集体安全”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一书中专门作了阐释:“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是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一国发动和威胁的对象是谁。”基辛格指出,“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利益和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威尔逊认为,一个基于共同抵御侵略者的集体安全条约的国际联盟要比为了军事需求而缔结的见利忘义的联盟更具和平性。(约瑟夫·奈:《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他深信世界各国对和平均享有同样的利益, 因此会联合起来惩罚破坏和平者。他提议由爱好和平者的道德共识来保卫国际秩序, 在“国际联盟”这一世界组织监督之下,“ 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 武力将受民意指挥”。


       二战期间,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威尔逊“集体安全”“国际联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联合国”的建议。二战结束后,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1949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当时有12个创始成员国,截止2020年3月27日,发展到30个成员国。此外,美国还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结为“五眼联盟”。


       100多年前,威尔逊总统倡导的以“国际联盟”“维持世界和平”的计划逐步变为现实。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后,美国联合20多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从仁川登陆,支援韩国抵御朝鲜。据杜鲁门总统回忆,把出钱、出物的国家都算在内,当时有42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供了援助。“在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希望和平的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旗帜下,拿起武器来制止侵略。”杜鲁门告诉美国同胞:“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专靠自己不能取得和平的,只有和其他自由国家和每一地方爱好自由的男女进行合作才能取得和平。”同样,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19个成员国中,以美国为主,13国直接参与战争,其余6国以提供后勤工作支援前线。2003年3月20日,美国联合英国、澳大利亚、丹麦、波兰组成联合部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俄乌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欧盟对乌克兰进行了全方位援助。


       经过无数次战火的锤炼与高技术的进步,美国逐步形成了以“精准打击”与“斩首行动”为主要特色的军事模式。这是二战后世界军事的一大变革。它可以整合全球战争资源,具有精确的跨国界远程攻击力,颠覆了传统战场的概念;它不仅拥有传统绝对制海权、制空权,还拥有现代高技术“制电磁权”,从而把地理战争变为电磁战争,使敌方“耳聋眼瞎”,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它将传统“地毯式”战争转变为“非接触作战”与“外科手术式”点状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附带伤亡;它把“独裁者”与人民有效区别开来,将战争火力集中对准敌方最高领导及其指挥机构,使“全民参战,军民一体”、人民成为战争工具与牺牲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它掌控着战争的主动权,使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被速战速决所取代。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就是按照这一军事模式对伊军发动攻击,先摧毁了伊军指挥机构和地面防空系统,再摧毁其电力、能源、通信、桥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最后才与伊军作战部队开始地面作战,摧毁其人员和军队。科索沃战争中这一特色体现得更加充分,南联盟军队基本上没有重大毁伤,北约就结束了战争。而1986年的美利冲突、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则是直接针对敌方最高领导人进行精确打击。(参加百度百科“斩首行动”“美利战争”)在对伊朗和“伊斯兰国”反恐战争中,美军将“精准打击斩首行动”这一军事模式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旅长苏莱曼尼、“伊斯兰国”最高领导巴格达迪、库莱希等都是“精准打击斩首行动”的牺牲品。


       小布什总统对美国军事取得的进步深感自豪。“随着一座座萨达姆雕像的倒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林肯号航母上的演讲中指出:


       在战胜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战争中,盟军部队摧毁了整座整座的城市。然而,直到战争行将结束,发动战争的敌国领导人仍旧安然无恙。在那时,要想结束一个政权的统治,就必须给整个民族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而如今,我们已经具备了摧毁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危险政权的更为强大的能力,依靠新的战术和精确制导武器,我们可以在不会对平民造成较大规模伤害的情况下,实现我们的军事目标。(任宪宝编著:《布什演说》)


       早在2002年9月,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美国军事力量的根本作用。我们必须发展并保持美国军事力量不受挑战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建设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震慑任何潜在对手,遏制他们寻求军事发展以图超越美国军事力量,甚至持平的野心。”20年后,正如美国学者艾米·蔡在她的《大国兴亡录》一书中指出,“现在的美国拥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军事打击能力,没有任何一个对手能够与它抗衡。”


       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美国频频发动战争并不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的。二战以前,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奥匈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等等,此起彼伏,崛起与暮落,兴盛与衰败,都是以战争为引擎。而战争的成果,主要是领土的延伸,殖民地的扩张。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大英帝国统治的面积,鼎盛时代曾达到约3400万平方公里,英国国旗飘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俄国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的“帝俄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内镇压对外领土扩张,争夺欧洲霸权。叶卡特琳娜在位期间一共进行了六次对外战争:三次瓜分波兰、两次俄土战争和一次俄瑞(典)战争,俄国领土从18世纪中叶的73万平方公里到女皇去世时已经达到1705万平方公里。(《金雁:普京20年高扬的民族主义将俄国带入深渊!》)法西斯德国与日本,紧步传统帝国的后尘,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瓜分世界,但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挫败。从此,大国崛起进入新的时代:“从国家征服转变为贸易合作,从入侵他国领土转变为移民流动,从专制统治转变为民主自由。”(《大国兴亡录》)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侵占任何国家的领土。作为维护和平的世界警察,它一般是在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发生内部动乱时,出兵干涉或提供物质援助,支持民主势力。战争结束后驻防一定时期,对国民进行民主化改革,最后把国家移交民选政府。杜鲁门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里根也说过:“美国人民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民。当战争结束,美国人帮助重建同盟国,也包括我们的敌国,我们如此做,是希望帮助不良政府、不良政策下无辜的受害者们,因为只有他们繁荣昌盛,世界才会更加稳定。”


       与传统帝国相比,新崛起的美国是一个另类:将外交政策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把素来被视为美国独有的价值观,转换成对全人类一体适用的普遍原则,把世界各国的利益与本国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建立更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追求全人类的和平。这在世界外交理论上被称为“理想主义”,确切地说,称为“威尔逊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这是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


       基辛格认为,几百年来,欧式外交旨在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衡。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利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威尔逊的出现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罕见的领导人彻底改变本国历史方向的一个例子。”“唯有为全世界人民而不仅仅只为自己,并且是以全人类自由的斗士角色自居,美国才有理由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在1915年,威尔逊即已提出史无前例的主张:“美国的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全密不可分”。1917年4月,他在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讲中指出:“归根结底,权利比和平更为珍贵,所以我们要为那些最贴近我们心灵的东西而战斗,为民主而战,为那些争取参政权利的人而战,为小国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为一个大国的正义王国二战,在这个王国里所有的自由民族和谐相处,而这将为所有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全,并最终享有一个自由的世界。为了这个事业,我们能够付出生命和财富,我们所有的一切。”(詹姆斯·柯比·马丁等著《美国史》下册)他把美国参与欧洲战场描述为一场“结束所有战争”和“为民主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的改革运动。(史蒂文·F.海沃德著:《总统记:从威尔逊到奥巴马》)威尔逊认为,维护和平将有赖于举世的共识并以具有警察功能的机制为后盾,而不再来自传统式强国弱国的实力计算。由民主程度高的国家集体担任“和平的信托人”取代老式的均势及同盟体系。


       “过去从未有国家表现过如此崇高的情操,更勿论付出实践了。但在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之下,这种情操便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贯思想。”基辛格指出,“从未有其他国家是为了别国的利益而想领导世界。其他国家所在意的都是本国利益是否能与他国利益相配合。但自威尔逊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均以美国的大公无私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号召”。约翰·肯尼迪总统确认,美国的目标是“不仅要为美国人维护和平,而且要为世界上所有的男女老少维护和平;不仅要维护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而且要维护千秋万代的和平”。林登·约翰逊强调,在防止共产党接管越南的努力中,他履行了一项道德义务,而不是要实现国家利益,因为利他主义是美国一切政策的基础:“只要东南亚有任何人要求我们帮助保卫他们的自由,我们就应该提供保护。……我们仅有的愿望,也是我们仅有的决心,就是让东南亚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命运。”尼克松说:


       我可以代表美国声明如下:我们不贪图任何人的领土,我们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我们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球人类。我们的力量只用来维持和平,而非破坏和平;用来维护自由而非摧毁自由。


       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美国干预并化解1969年中苏关系核危机。当时,苏联在4000英里长的中苏边境部署重兵,准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威胁”。基于美国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旁观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相互厮杀,“坐收渔利”。然而,这不是美国的选择。美国坚定站在中国一边,向苏联发出警告:如果进攻中国,美国不会视若无睹。“我们不会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求取利益。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意识形态的歧义,不关我们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深为关切,这一争执的逐渐升级,将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对此评价道:


       尼克松因此可谓本世纪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特殊的一位。他表露出预备支持一个20年来美国并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他的政府迄今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层次的接触交往,甚至这个国家的外交官和媒体一有机会就痛诋美国“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人类和平与国际安全超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这是新崛起的美国不同于传统帝国的本质区别。


       美国已做好保卫台湾的战争准备


       美国国防部《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指出:“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一个强大、繁荣和民主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美国正在寻求与台湾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并将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作为对印度-太平洋安全与稳定的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


       2021年1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历时半年多形成的“美军全球态势”评估报告指出,美军优先地区是印太地区。报告指示国防部,加强在澳大利亚、关岛等地的基础设施和军事建设,以更好地为应对中国作准备。五角大楼官员称,“我们正稍稍改变(美军部署)的方向。未来几年,你会看到指针移动得更多。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JohnAquilino)表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是确保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的现状得以保持,避免以和平之外的任何手段解决台海两岸的任何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箱。”中国驻美大使秦刚2022年1月28日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NPR采访的时候说,“假如台湾当局有美国壮胆继续在独立的道路上走下去,就很有可能把中美这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 4月2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时表示,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通电话中强调,如美方执意打“台湾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中方必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我们说到做到。


       实际上,美军早已做好应对中美两个大国“军事冲突“和“颠覆性影响”的战争准备,“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979年美中建交时,卡特总统对美国记者说,美总统或国会将来如果发现台湾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仍然可以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舰队部署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同时,美国甚至仍然可以加入战争,来保卫台湾的人民。(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


       1996年3月台海危机就是如此。当时,为了抗议李登辉访美,并阻止他在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中连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在台湾海峡举行三栖登陆、空降及山地作战演练。美国迅速做出反应。克林顿总统命令“尼米兹”号航母特混舰队从海湾地区驶往台湾附近水域,并同“独立”号航母汇合。这两个航母战斗群由13首战舰和150架飞机组成。这是美国自70年代初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国防部长佩里解释:“我们不相信中国打算进攻台湾。我们不认为在那里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我们把增加在那里的海军存在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同时,美国国会发表声明,美国应该承诺“保卫台湾”,并阻遏中国“对台湾的入侵、进攻或封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第三卷)


       目前,“美军正在严肃对待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2021年7月12日以视频方式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美国不希望有武装冲突,但必须做好战而胜之的准备。埃斯珀说,美军改变了传统的作战体系,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强化了威慑力量,加大了对新武器的研发力度,并在高超音速、人工智能等改变战争模式的武器方面增加了投入。


       据埃斯珀介绍,美国海军的目标是建立未来型舰队,使海军的灵活性、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要有实质性的提升;空军采取了21世纪的作战理念,讲究速度更快、更难以预测;陆军则侧重把改进远程武器作为优先目标,使其速度和距离都有了很大的改进。重型轰炸机将会在高风险地区变成永久性存在。


       同时,美国扩大和巩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美国跟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台湾、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合作更加多样化,在安全、军事方面的合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埃斯珀说,美军的军事改革将会让盟友感到更加可靠,让美国的对手感到更加变化莫测。


       2021年10月,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新西兰6国海军在冲绳西南海域联合训练,总共出动了2艘美国航母、1艘英国航母、1艘日本直升机航母等共17艘船舰参与演训,在东中国海演训完后又转向南中国海联合训练。


       2022年5月31日美国第三舰队指挥官宣布,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将从6月29日开始在夏威夷和南加利福尼亚州海域举行,一直延续到8月4日。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丹麦、法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26个国家将派出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9国的陆战部队、170多架飞机和大约2万5千官兵参加本次演习。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中将(Adm.Samuel Paparo)说,美国对台及一中政策的核心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武力改变边界,台湾是一个“拐点”,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统一台湾,那将在整个印太地区引发连锁反应,美国与盟友必须力阻中国在第一岛链内以武力达到推翻国际秩序的目标。他还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谋求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并非仅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因为它的确符合所有人的直接利益。(美国之音:《美将领:美对台及一中政策核心是不接受以武力改变边界》)


       印度-太平洋事務助理國防部長伊利·拉特納表示:“我們的目標是通過結合台灣自身的防禦、與美國的伙伴關係以及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的支持來阻止和拒绝中國的侵略。”


       埃斯珀在谈到战备的时候还特意说明:“美军立足于未来同力量接近美军的对手打一场高烈度的冲突。”


       可以预判,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不只是大陆与台湾的战争,而且是中国与美国以及美国为首的欧美、北约等整个民主世界的战争,是俄乌战争在南海的重演,也将为美国战争史增添新的一页。


       “任何导致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局面,对中国都将是一场灾难。”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一书中提出警告。


       署名“刘亚洲”的文章《打台湾之前先要了解的几个冷知识》对布热津斯基的论断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这篇一度网络热传的文章中,作者从地形、军队、武器等要素分析后认为,仅仅靠台湾自己的力量,大陆强攻的胜算都极其渺茫。再从国际态势分析:美韩有共同防御条约,美日有安保条约,一旦有事,只要美国介入,日美、美韩条约自动生效,随即必须加入联合战团。再加上最近的美日澳印联盟,几乎亚洲所有海空强国都和台湾站在一起,一旦有事,大陆四面楚歌,同时发难。南海还有越南、菲律宾,都是美国铁杆,何况越南还有血海深仇?印度为报边境之仇,完全可以使用其杀手锏,即派出海军进入印度洋,封锁马六甲海峡,以使大陆粮食和石油等经济命脉都运不进来,出口货物也运不出去,台湾战役如何打?


       另一方面,台湾已做好应对大陆军事攻击的战争准备。近年来,台湾加大加快向美国采购包括战机在内的各式先进武器,同时大力推动“国机国造”“国舰国造”计划,自我研发和制造各种所需的武器装备。台湾自制的各式对地、反舰和巡航导弹也被视为反制解放军渡海或登岛作战的利器。“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与挑衅行为,台湾有充分的自我防卫决心,”台湾外交部说。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及不对称战力,以坚实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并深化台美紧密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台海及整体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及繁荣。”(美国之音:《美国批准1.2亿美元对台军售》)


       刘亚洲在他的文章最后指出:


       真诚希望中国人少说空话大话、多一点实实在在,并认真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多怀揣一颗善良之心,真正将台湾人民、香港人民认作是自己的骨肉同胞,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不是没有希望的。否则,兄弟反目,一定会亲者痛、仇者快,结局必将愧对全体中华民族及子孙后代!



       相关链接:


       台海走向与美国战争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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