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风餐，披星戴月，我和襄大的翻山越岭”

       一、自卑与贫穷：出生与出身

       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八，我出生在宜城市腊树村。后来，这也是我开办的第一个工厂生产饲料的所在地。

       我们家是全村最穷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瞎子，我的母亲有严重的支气管炎、高血压和糖尿病。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茅草房，印象中风一吹就要倒，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我们家就下小雨。就算是过年，我们也没吃过一顿大米饭，印象中，过年吃得最好的一次是一半树叶，一半米饭。我小时候也没穿过一条新裤子，有条裤子我一穿就是三年，都长虱子了也没有换洗的。现在想来，依然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我们平时主要靠向邻居借钱支撑，幸运的是，邻居们都很善良，也都愿意帮助我们。在借钱之后，我们几姊妹就会努力挣工分来还邻居的钱。像我就是在放学和周末的时候，帮着生产队放牛或干点割麦子之类的活，这样每天至少能挣到3个工分，所以借的钱，基本上在当年年底都能还清。

       我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遗憾的是，我只读到小学，没有机会继续读，不然我也可以像你们一样，但如果跟我接触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我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人。我没有继续读，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太穷了，读不起。那个时候，连基本的温饱成问题，能去学校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我读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因为这个原因，我父母让我读完了小学。在我13岁那年，去上了几天初中，就不得不回家帮父母干活。我虽然成绩好，但辍学回家，老师也没有挽留我，因为那时候不读书是非常普遍的，也很正常，所以我不读也不算例外。我现在有时间就看书，我特别喜欢读书，尤其是读《人民文学》，在车上休息时也会读书。我每天都要看看书，但是太深奥的东西就看不懂了。

       我小时候想读书但没有条件，所以我拼命的挣钱，想给我的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后来我们家条件变好了，但是我从来不溺爱孩子，相反，我对子女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我告诫他们一定要把书读好。两个孩子从上小学开始，就是独自上学、放学，不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父母车接车送。就算是吹大风下大雨，我也不会用车接送他们。我就是要他们吃点苦，从小就学会独立和坚强。儿子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大人没有送，他自己姐弟俩站二十几个小时绿皮火车到北京，累了就坐在行李上。这样的事情还很多。

       小时候的家庭条件，常常让我感到自卑，我也因此而怨恨我的父母，我对他们有怨言，而且是怨气冲天。我觉得我父母不应该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受罪的。

       我20岁前，就历经磨难，别人家的孩子可以上学读书，但我不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有饭吃，但我没有；别人家的孩子有好衣服穿，但我没有；别人家的孩子不用干活，而我却每天都要放牛。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让人觉得难以相信，但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我不想伪装，没人是完美的。

       因为贫穷，我不敢想象村子外面的世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这给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阴影，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走不出去。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很抠门，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穷怕了。我现在也不抽烟、不赌博，不乱花一分钱，偶尔应酬喝一点酒。我对襄大的员工也是这样要求的，公司出台了这样的管理制度，员工工作期间不准喝酒，互相之间也不得随意参加员工的红白喜事、不得大额送钱，防止乱送礼等不正之风，这些年实际执行的也非常好。

       20岁之后，我开始慢慢地理解父母，开始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不管怎么说，父母生我们养我们就是很大的恩德。虽然在我的生命中，我父母没有为我们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也不能怪他们，毕竟在那个时代，条件就是这样，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何况还要养活我们5个兄弟姐妹。

       在我20岁前，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生活带来的任何阳光。我当时只是想到生存，就是要活着。跟流浪的猫和狗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动物，在普普通通地活着，活着就是动物的本能。我的心中也没有任何的希望和梦想，能活着就行，也不奢望能够活成什么样子，整个人就是行尸走肉。

       二、活着：露宿风餐，披星戴月，我和襄大的翻山越岭

       （一）石头厂放炮

       我14岁到15岁时，就开始做炮工。那个时候，生产队要修水库，需要大量的石头，我就跟着去那种陡坡上帮忙炸石头。我虽然年龄是最小的，但是我很机灵，所以他们都愿意叫上我。而且，每次埋炸药和点炮的都是我，因为我跑得快。那个时候没有安全帽这样的防护设备，要确保安全，就要跑得快。有几次在炸石头的过程中，我被炸飞的石头砸到过，受过一些小伤，但从来没有大伤。那个山坡很快就被我炸平了，因为修水库要用的石头多。

       我当炮工干了一年多的时间，每天可以挣到8个工分，还另外补助一斤大米，所以还是很划算。

       （二）承包种地

       八零年左右开始包产到户，那个时候我十五六岁。因为生产队的水库修好了，不用再炸石头，我就回家种地了。我承包了12亩土地，那个时候，我弟弟妹妹还在读书，所以种地的活主要都是我一个人干，但是很快他们也辍学回来帮我一起种地了，所以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都只读过小学，没有上过初中。种地是苦力活，没有机器的，全靠人工干，好在我家养了一头牛，可以犁地，这样稍微轻松点。

       （三）包工头

       在种地的同时，我也开始学木工和瓦工，从事建筑行业，修路、修桥、修房子都干过。没有专门的师父，就是自己琢磨研究，我努力又好学，慢慢地，就从小工开始一直干到大工。干到大工的时候，一天有两块钱，还能管一顿中午饭，一般都是要把活干完了才会结算工钱。我干了三年左右，就开始当包工头，自己带徒弟了，最多的时候，一下就带了二三十个徒弟。我虽然当了包工头，但还是和大伙同工同酬，我这个人没什么架子，干活都是亲力亲为，大伙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拿到钱我也是全部都跟大伙平分，比如我们5个人干活，最后拿到50块钱，那就每人10块，我从来不会多拿，也不会瞒着他们。

       我农忙时就插秧，干农活，不忙的时候就干市政府的基础工程，砌墙堆瓦什么的。跟我一起干活的大多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们很多年纪都比我大，但还是愿意跟着我干。他们愿意跟着我，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干活厉害，我基本上什么都能做，也做得好；第二个是我的团结能力很强，第三个就是公平，拿到多少钱就分多少钱，不存在中饱私囊什么的。虽然跟大伙平分，但我还是挣得多，因为我可以同时做好几个工程。就这样，我一直干到了八六年。到八六年的时候，我还是想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且，这个时候我也已经成家了，有了女儿。

       （四）去北京卖蒜苔、麦冬

       85年以后，我想到外面去闯一闯，我就把襄阳的蒜台和麦冬拉到北京去卖。我当时发现，因为气候的关系，湖北这边的蒜台出来的时候，北京还没有，所以我就想到把湖北的蒜台拉到北京的大钟寺卖，是一个农贸批发市场，还有一个岳各庄，在这两个市场卖。湖北这边的蒜台一般是在4月份左右出，我就找大车拉去北京。那个时候的交通没现在这么便利，也没有高速公路，只能走省道或者乡路。每次顺利的话经过三四天就能到北京，我们一般是当天晚上开始走，第二天能到郑州黄河大桥，一直到第三天的晚上才到北京的大钟寺市场，就是一个农贸批发市场，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卖。

       我们在路上有两个司机专门开车，换班开，加上我一共三个人，开车也不分昼夜，不敢耽误，必须要抓紧时间，因为蒜台不能长时间捂，不然要捂黄了，这样就卖不上好价钱，所以我们在中途基本上都不停车。我们吃饭也是在路上吃，没有时间，都不下车的，就是自带一些干粮，能填饱肚子就行。那个时候也没有方便面之类的东西，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就备一些馒头、咸菜和鸡蛋之类的东西，在路上饿了就搞白开水吃一点。不吃就在车上睡一会。

       蒜台的生意做的不错，我就开始卖麦冬。麦冬是一种中草药，当时大家都卖不掉，我就拉到北京去卖，在北京很好卖。卖麦冬也是分季节的，冬天没有卖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市政工程。宜城市政很多路都是我修的，90年以前宜城的很多路、街道都是我修的，比如交通路、振兴路、汉居路、沿西街等，这些路都是我修的。

       （五）1992年开养鸡场

       卖蒜台和麦冬的时候，中间还干一些小工程，就在当地，有人来找就一起做一些小工程，干到88年，当时已经彻底的改革开放了。我不想再继续卖蒜台和麦冬了，因为在路上不安全。我就想做一些实体生意，做实体生意可以待在家，安全一些。我感觉卖鸡苗很有前景，我就开始做卖鸡苗的生意。

       鸡苗孵出来之后，我就挨家挨户地去卖。之后，我又到河南、河北等省去卖，卖给千家万户，一只鸡苗赚一毛钱、两毛钱，有时候赚五分钱也要卖。慢慢的就开始做贸易，也就是代理商，先把鸡苗公司的鸡苗买出来，然后我再转手拉出去卖。之后，生意越做越强，规模越来越大，我就干脆自己开鸡厂，自己孵化鸡苗。那个时候公司都是用孵化机来生产鸡苗，规模大，也正规，但是我的养鸡场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孵化。孵化鸡苗需要温度，没有温度孵化不了，我就想了个办法，烧炕来孵，就是北方取暖的那种炕，在炕的下面烧火，炕上面用被套、垫子之类的捂着，这样保持温度。

       虽然那时候社会治安也不好，社会条件也不好，但是那时候邓老爷子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都是好猫，正是发展经济的好时机。我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不仅自己孵化鸡苗，同时，也还是继续帮公司做代理卖鸡苗，所以生意都很充实。我一直走在别人的前面，所以那段时间也挣了很多的钱。

       然后到了91年，深圳有个康地公司（系美国公司，与正大集团合资建成正大康地集团，是1981年在深圳成立的第一家外资企业），他们有肉鸡苗，我就开始给他们代理，卖他们的肉鸡苗。生意做的越来越好。在91年，我自己就注册了宜城养鸡厂，这是我注册的第一个养鸡厂，我自己养鸡，自己卖。这就是襄大农牧公司的前身。我白手起家，租房子养，建工厂养，慢慢的养，慢慢的养，慢慢的挣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生意要做大做强，就不能局限于本地或某一个领域。这个时候，在开封有一个正大公司，是做饲料生意的。我就找他们商量，希望能做他们的代理，帮他们卖饲料。谈了几次，他们就同意把湖北的代理权给我。我就开始帮他们卖饲料。一边卖饲料，一边卖鸡苗。

       襄大农牧公司成立以后，由于我是养鸡、卖饲料出身的，对这方面的业务比较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襄大的主营业务都是养鸡，直到2009年才开始养猪。

       （六）成立建筑公司，获楚天杯奖

       我的生意做得很好，1993年我就当选了政协常委。我经常在外奔波，我们政府领导找我谈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能忘家乡，希望我能回到家乡办企业，就这样，在“能人回乡办企业”的感召之下，我就回来了。

       1995年，我买了宜城市第五建筑公司，这是个乡镇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快要倒闭了，政府领导希望我能帮忙买下来，我就买了。买了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来打理，有时候我是亲自带队干。像抹墙、扛包我都做过，那时候身体好，不像现在。所以公司慢慢地有了起色，后来就发展成了襄大建筑公司。

       当时买的时候，公司的建筑资质等级还是四级，然后我们就从国家四级一直做到了国家二级，这条路非常不容易。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建设了很多标志性的工程，像农机公司大楼就是我们的标志性工程之一；还有宜城汽车站，因为这个工程，我们公司获得了楚天杯奖。在建筑领域，国家的最高奖项是鲁班奖，我们湖北的最高奖就是楚天杯奖。在建设宜城汽车站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小插曲。老实讲，我们公司是不愿意承建这个宜城汽车站的。一是公司的发展很快，有很多项目，我们襄大自己的工程都做不完。二是政府没钱，且这个项目的利润比较低。因为是政府工程，对利润有明确的规定，印象中应该是不能超过3%。三是工程质量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必须要达到楚天杯奖的标准。所以一开始，我们压根不想做，在第一次招标的时候就没有中标。但是，市委市政府下指示，要求必须由我们公司来承建，所以第二次招标的时候，我们就中标了。中标了之后，有人就告状，说是政府帮我们中标的，告到了省纪委，省纪委就把这个标撤销了。省纪委把标撤了以后，我们都觉得挺好的，不愿意干嘛。但是，撤销之后，市委市政府还是逼着我们干，说必须是我们干，又进行了邀标，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来建了。

       我做了很多的公共工程，大家都知道这种工程是赚不到钱的，甚至，有时候还要亏本。但是，亏本也要做。在2008年以后，宜城的学校、医院这些，都要求我们襄大建筑来干、不让别人干。

       （七）涉足其他产业

       1.给家乡做点事，买了火车站装卸公司

       1997年买了火车站装卸公司，这个以前是县里的集体企业，当时花了170万。我当时不想买这个企业，是别人硬塞给我的。别人觉得我是能人，是大老板，有能力也有责任要给家乡做点事。李景华当时是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我把企业买了之后，他也跟着过来了。1998年我买了朱市火车站的一个装卸运输公司，我自己也亲自干活，亲自去扛包。

       2.收购板桥水泥厂

       2000年我收购了宜城板桥水泥厂，当时水泥厂的生意不好，就快要倒闭了。这个水泥厂有几百个工人，一旦倒闭，成百上千的家庭就要丢饭碗了。这个时候，政府就出面找我，要求帮他们的忙，让我把水泥厂给买下来，帮政府化解矛盾。我还记得，这个水泥厂收购以后，我也亲自去扛过包，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之后，我还收购了二轻局的一个模板厂，专门做建筑模板的，当时范生汉是模板厂的厂长，模板厂被我收购后，我就请他过来帮我做管理，政府当时也出了派范生汉来襄大工作的文件。

       在2000年左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很难的。我接手的这些企业，经营都不错，每个企业都能挣钱。我的这些企业，毫不夸张的讲，当时是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饭碗问题，是帮政府解决难题。当时水泥厂是600人左右，养鸡场是400人左右，饲料厂和建模厂各150人左右，还有运输公司和建筑公司的员工，加起来在2000人左右。

       3.建设饲料厂

       2000年，我又成立了宜城市襄大农牧公司，建设了自己的饲料厂。在2006年、2007年开始，我就按公司+农户的模式来搞养殖。这是我自己创新的。那个时候，襄大主要就是养鸡，方式很成熟，非常成功，对企业而言，比较容易扩张，对农户而言，也可以分散风险。这种养殖方式，老百姓能致富，当时政府就很支持我们，经常安排人过来参观考察。

       4.打造农业产业链，养鸡养猪、做食品

       当时襄大农牧主要是养鸡。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重心就从养鸡转向了养猪。我想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抵御市场风险波动，形成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养猪也是为了全产业链。要把农牧行业做起来，行情总是会变，猪的行情好，鸡的行业不一定好；反之亦然。在2009年以后，襄阳唐良智书记（现在在重庆做市长）鼓励我，说“不能做这么小，支持你搞大，给你们批地”。我们2009年开始发力，每年建3—4个场。2009年建了宜城市经济开发区的新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养猪的，在宜城刘猴镇建了两个5000头规模的母猪厂（年产商品猪12万头），然后在宜城板桥镇建了10000头规模的母猪厂（年产商品猪25万头）。

       还有些老旧企业转制、转让给我们襄大。包括14年收购鄂西化工厂，就是后来的新鄂西，2014年政府搞不下了，就塞给我们了。

       5.收购鄂西化工厂

       2014年年底，宜城市市委书记李诗（他现在是襄阳市市委常委），开始找我，希望我们把鄂西搞活，说只有襄大能搞活，当时鄂西大概有1400多个员工，一是为了帮政府解决难题、二是帮助银行化解坏账、三是帮助工人再就业。政府把债权人都找过来开会，当时公检法都在一起开会，公检法、政府，市长主持的会议，因为我们襄大经营企业比较有经验，就希望我们给企业一个安置，支持我们把这个企业做起来、救活命。

       鄂西就是一堆烂摊子，当时我们公司的人都反对，公司高管也都反对，只有我一个人支持，他们都不同意。我自己觉得要有社会责任感，既然政府让我帮忙，我就不能推脱，这样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一定有办法搞好、慢慢可以搞好的，我对自己搞企业比较有信心，对我自己做一个新行业也是个挑战。

       接手鄂西之后，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对这个行业完全不懂，我就找了很多专家来帮忙。第一个是享受国务院津贴、中国宜化（在宜昌、中国最大的化工厂、亚洲第一）总工程师、化工专家杨晓青，他帮我们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技术上都靠他，教我们很多东西，他说凭借我的管理能力，能搞好。还有在四川泸化国企的一位老专家，是中国化工集团的工程师。他也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对设备进行大量的改革，改了很多东西，环保、煤气炉、易燃罐，全部都改了，改了太多了，几乎都改完了。有些厂房基础比较好，水电能用，留下来了。比如，四个大球，过去是两个300吨的小球，装合成氨的，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建成了1万吨；煤库，过去是2万吨的，后来我们搞成12万吨的。环保方面，过去他们没有环保，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工业废水处理。为了做实验，我们还在旁边建了一个大楼，把猪粪一次性做成化肥，利用化肥厂的蒸汽。这些蒸汽在外面是不具备的。全部进行了环保处理，不会造成危害。

       收购鄂西化工厂之后，我们在财务上就陷入了困境，几乎没钱了，把钱投入工厂太多。银行、政府、电力部门都帮助了我们很多，真心话，还有各级领导支持我们，我们得以走出来了，只是很暂时的阶段。当时买煤、电力原料没有钱，先用后交钱。

       实践证明，我们襄大是擅长做管理、做企业的。现在这个企业管理的很好，到2017年，公司就开始逐步稳定了。后来，这个帮助政府解决难题的事情，后来企业的老国企员工堵省道铁路示威，包括养老金落实不到位导致的老员工不满，成了我被抓的导火索。

       6.组建物流运输公司

       我手底下的公司是比较杂的，板块比较多，行业跨度也很大。有冷链物流、装卸运输、建筑、水泥厂等等板块，这主要还是因为行业的需要。比如说经营养鸡场和饲料厂，那么多的玉米和饲料，每天都要处理2000吨货物，那个时候的物流没有现在发达，我们只能自己搞，建设全产业链。当然，也会承接一些别人的业务。建筑公司也是为了给自己服务，我们公司所有的工厂都是自己建设的，每年要给自己建设3—4个工厂（鸡场、猪场、屠宰场）。我们襄大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全产业链，抗风险比较好，会形成互补。

       7.布局全国，做大做强襄大集团

       我们自己成立的，以及收购的这些企业，逐渐组建成襄大集团。然后在全国各地开发新项目，开设分公司。我们在安徽、山西、黄冈、荆州、武汉、荆门都建有工厂。在经营中，我们努力攻克技术难关，完成了很多的发明专利。襄大是由小到大慢慢发展起来的，现在回头看，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比较好；二是我们讲诚信，经营这么多年，从来没欠过别人的钱，银行的贷款也是按时还的，没有一次不良记录；三是我们自己建设的全产业链，抗风险能力比较强；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靠员工合力、对外和气发展起来的，绝对不是靠打砸抢而来。我们的企业，70%都是在外地（襄阳市以外），也都经营得很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情，没有被打过一场官司（做原告除外）。我在十堰有一个工厂，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我们管理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跟岳飞一样冤，公安的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硬是要放在我的头上，我有什么办法？竹溪的办案机关除了在宜城找了我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之外，都没有什么够得上犯罪的事情，怎么能靠拼凑办涉黑案呢。

       8.筹备上市

       我们襄大在2017年、2018年开始就准备上市。当时会计、律师、审计、保荐人都开始进场了，他们驻场调研、工作了长达一年，我们的整改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报道湖北省证监局了，我们股东会已经开了。张建航是专门回来帮忙搞上市的。我们准备在浙江的台州、河南的林县、湖北的咸宁、甘肃的兰州投资建厂，都已经签了意向协议的，咸宁市市长已经过来考察了，地也已经看好了。准备上市后就开始建厂的。

       对于襄大上市，湖北省政府、襄阳市政府都很支持我们。湖北省政府还专门出了文件，说襄大是湖北省的金种子。但是2019年11月12日把我抓进来了；公司的人不知道我被抓了，2019年11月13日报到湖北省证监局的。现在，襄大要上市，恐怕是遥遥无期了。

       9.布局生物科技

       最近我们和武汉大学孙理华教授（原武汉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主任、国家级专家、全国SARS病毒疫苗研发专家组组长）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是股份公司，我们占股49%，在宜城流水，建设的很漂亮，是高科技项目，主要是把猪皮用在人身上，给军事科学院也生产，人有烧伤、猪皮可以修复。这个项目已经建成了、已经在生产了。

       总之，回想这些经历，觉得很普通，也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是也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总是很苦，都挺过来了，吃了很多苦，都挺过来了。

       三、响应回家、国家号召

       “将来经营好了、交给党和国家、也不能故意搞坏”

       1993年左右，我当选了政协常委，因为我在外面跑得比较多，当地领导说致富了不忘家乡嘛，让我回来，那时候叫“能人回乡办企业”，所以我就回来了。

       一定要把企业管理好，尤其是鄂西化工厂，要当心被“跑磨滴漏”（襄阳方言，指的是免得别人把利润偷跑了）。这个工厂按照以前的规划，每天最少要有20万的利润，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就是经营管理出了问题。

       襄大不仅是我个人的产业，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现在我虽然被抓了，但是企业也要好好的经营，不能把企业搞垮了。“将来经营好了、交给党和国家、也不能亏损或者故意搞坏”，就算是给我扣罪名，但是企业也没犯罪。不管怎么样，毕竟是在中国社会，归根到底是我们党的财富、大家的财富、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只要党和国家需要，我可以随时把企业交给党和国家。我们没有那么坏的，更不是什么黑社会。

       当然，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我自己要把企业做好，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带头。要致富，不能光靠嘴说，关键还是要创新要发明，但创新发明是要花钱的，需要全面试验。以养猪为例，我们中国的养猪，平均每一头母猪下崽只有18头，但是，世界上先进的国家都已经到35头了。我们襄大在国内是靠前的，平均是25头，这和美国人的水平差不多，但也是很落后了。

       四、遇到的苦和危险

       我母亲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经常需要到卫生院去打针。我们家虽然有5个兄弟姐妹，但母亲生病的时候，都说让婆娘送我（以前农村都会起“贱名”，容易养活，我母亲从小叫我婆娘，我哥哥叫丫头，弟弟叫堂客），基本都是我一个人送她去的。哥哥分家了，姐姐远嫁了，弟弟和妹妹又还小，所以只能我去送了。我那个时候还小，也背不动母亲，所以只好去生产队借木板车，用木板车拖母亲去卫生院。一般是两天就要去一次，那时候我在生产队干活，早上要赶工，没有时间，所以我就利用中午停工的时候拉着母亲去打针，打完以后再拉回家，然后再赶去生产队上工，继续干活。

       母亲打针一年要花几十块钱，都是靠我挣工分维持下来的，那时候最困难的是我们家，最穷的也是我们家，但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自豪，尤其是我16岁以后，我能够挣更多的工分。

       我的父亲是“独眼龙”，只有一只眼睛，视力也很模糊，不太能看清楚，相当于是一个瞎子，所以在母亲生病的时候也帮不上什么忙。父亲遇到生病，大多数时候都是强行忍住，因为他怕花钱，只有实在熬不过的情况下才去会医院。

       （一）路上被抢劫

       带上馒头咸菜在路上仅仅是最微不足道的。我去北京卖蒜苔的路上，被抢过好几次。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没有现在这么好，出门经常都会碰到抢劫的，就算是报警也没用。有时候在半路上遇到村民拦车要钱，不给钱就会被扇耳光，我也被扇过。有几次，我没有钱给，就给他们一人一捆蒜苔打发了。

       有一次，在拉麦冬、蒜苔的路上，车胎爆了，我们就换车胎，在换车胎的过程中，当地的一帮人就过来抢我们的东西。我们是外地人，那个时候，东西被抢走就算了，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自认倒霉。虽然东西被抢了，但基本上都不会选择去报警，只要不是伤得特别狠，吃亏也就算了。更何况，去报警，不是本地人的，警察也不会搭理。

       （二）大腿被戳一刀

       大约是在93年，那年冬天，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去河南项城卖鸡苗。当地有一个人以为我很有钱，就过来抢我的东西，搬我的鸡苗，我不让他搬，他就找了三四个人过来，用铁锹砸我的车子，一边两个人，把我两边的车玻璃都砸碎了。他们砸了玻璃之后，又冲上来用铁钎戳我，我一个人，也没人帮忙，一下子就被他们戳到我的大腿上，当时就流了很多血。但在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只能拼命地挣扎，我挣脱以后，就赶紧开车跑了。后来，因为大腿流了很多血，我就找了个地方包扎，现在这个伤疤都还在。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通讯也不方便，没有手机或电话，我就没有报警。

       （三）被诬陷入罪

       2001年，我们的书记要选我当党外人士的副市长。在当时，我已经是政协常委了，但我与当时的市长唐有月搞不拢，他是一个腐败分子（后来被双开了）。当时我的水泥厂生意不错，这个市长就找到我，说要卖40万块钱的编织袋给我，这明摆着就是想搞我的钱，因为我当时根本就不需要这种编织袋，所以我没答应他，后来就被他报复了。2002年，市长就借着扫黑除恶，把我抓起来了，给我安了几个罪名，按照打黑搞起来的，当时说我是黑社会，但查了很久，也没查到什么东西，别人也查不出什么东西，很清白的。然后就认定我个人犯罪，说我偷税，去我公司查，但实际上也是没有的事，我没有偷税。眼看构陷我还是不行，最后就定寻衅滋事，说我叫人去公司闹事。

       这个案子到了法院，最开始是打算判八年。但当时这个市长已经升为书记了，他怕我刑期太短，跟院长说张德武出来肯定不会放过他，要想办法再给他加几年，最后判决就加了一年，判了我九年。我不服，我又申诉到高院，高院审查后发现有问题，就把原来的判决给撤销了。在撤销判决的这段时间，这个书记因为受贿东窗事发（襄阳孙楚寅案件），就被抓起来了，把他书记给他撤销了，他被抓起来了以后，省高院把我的案子给撤销了，撤销了应该是作为无罪的，因为其余的人都是先判的无罪。那院长就跟我说，他说当时我们是准备给你搞个缓刑，书记在市政办公室开会，说“干脆你坐多少就给判多少”，最后就给我判了三年，就说不要让我申诉了。

       五、笨鸟先飞、亲力亲为

       我是贫穷人家出身，没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但是我这个人很勤劳，能吃苦，也敢拼，我觉得笨鸟先飞，不懂就拼命学。

       2000年以前，我收购了很多的公司，我把这些公司收购之后，我都精心打理。但这些公司都是不同的行业，我好多东西都搞不懂，但是没办法，企业买了以后，就要经营好，就算是不为自己，也要为工人们考虑，他们要养家糊口，所以只能拼命地钻研，怎么把业务搞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虽然是老板，但大多数时间都跟工人们在一起，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可以说始终站在生产第一线，什么都会干，也什么都能干，工人们抹墙我就抹墙，工人们扛包我就扛包，工人们推车我也推车。反正就是你干多少我就干多少，分一样的钱，这样大家才会提高干劲，挣更多的钱。在吃和住的上面，我也从来不讲究，就是和工人们一起吃，工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搞特殊化。那个时候还是很辛苦的，我记得干完一天的活后，到了晚上，我还要去水泥厂巡视，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每天都要去，就是害怕出现安全事故。

       2000年以后，我都快40的人了，也没精力干，所有的企业都要我操心。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锻炼一个小时、跑步、游泳、打球，然后去公司，7点准点开早会，开会内容主要是检查昨天的事情，安排今天的工作。参加早会的都是干部，干部要起带头作用，这是襄大的惯例，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没变过。

       就像习主席讲的那样，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也经常跟全公司上下的人讲，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员工，都要努力，笨鸟先飞，每天早起一点，就干得多一点，总有干好的时候。

       我关在这得了甲亢疾病、现在在看守所天天有药吃，有血糖高、高血压，不严重。

       六、勤俭做人

       常言道，有钱就会变坏，我也看到过很多失败的例子，像赌博的、开赌场的都有。但我这辈子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不抽烟、不打牌、不酗酒，也从来都没有什么不良的作为。我对我自己严格要求，我也对公司的员工这样要求。只有这样，你才能期望员工能够承担起责任，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对公司。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专门制定了一本《襄大管理手册》，有80万字左右，里面详细列明了各项管理规定，比如说开会的时候不准抽烟，公司司机开车不能超速超载等等。

       我名下没有别墅，也没有住豪宅。我母亲在去世之前，都是住在我们腊树村宅基地的房子里，没装修过，我的两个孩子18岁成年前也都在那住。我现在住的还是100平米的房子，这是我们襄大建筑公司在很久前自己开发的小区，叫襄大新村，这个小区是没有电梯的，我们家在三楼，全家人都在里面住。有一次，湖北省纪委书记去我公司调研，去看了我住的地方，也很感慨。

       我自己办公的地点以前一直在老家腊树村里面的老厂里，非常小，面积八九平米，条件比较艰苦。这个办公室以前是村办公室，当时响应号召，回老家办厂，就安排在这办公，一直延续到后来到新厂办公，因为公司规模大了，方便开会工作。

       我虽然出国很多次，但不是出去旅游，而是接受政府领导的邀请，一起出国去考察企业的。我几次出国都是政府安排的，和省农业厅出国，这都是政府安排的，不是谁想去就去的。到古巴、到美国，和省电视台到新西兰、到澳大利亚，这都是去学习交流农业经验，也确实能学到不少新东西。

       七、苦中作乐

       （一）工作就是我生活的乐趣

       这几十年我非常勤劳，没有偷过一天懒。我只要不出差，我就每天都在上班。我只要不出差，每天都在家里，坐在办公室开会干活，有时在车间，搞创新，我们还搞了四十多项专利发明，都有专利证书。2008年获得了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襄阳只有我一家，现在也只有我这一家，湖北省也只有两三家。

       （二）父母被孝顺，对父母无愧

       我一直很孝顺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在92年就已去世，我对那一天的记忆非常深刻，那一年我29岁。我当时正在开中巴车的途中，碰到一个搭车的乘客告诉我，说我父亲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家去看看，我急匆匆地赶到家，但是父亲已经走了，就这样，我也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我的母亲是在2013年去世的，活了80岁，比我父亲要长寿，我母亲在去世前，一直是跟着我生活的。我的哥哥分家早，姐姐也远嫁到江苏，姐夫家也很穷，所以哥哥姐姐都没怎么管我们。

       从我内心讲，我对我父母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更没有愧疚，因为我对他们一直很孝顺。我经常陪我妈，她眼睛不好，每2-3天都要给拈眼睫毛。我已经尽全力陪伴了他们，并努力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

       （三）子女学习优秀成才

       我的女儿和儿子也很争气，他们书都读得很好，我也觉得欣慰。我女儿是在英国曼彻斯特读的本科和硕士，目前在美国读农业经济学博士，我出事以后就让她回来了。

       我儿子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的本科，后来去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和博士，他回国后就去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当时是他们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后来他考公务员去成都了，我没想过让他留在襄阳，反正我的公司也不需要他帮忙。

       （四）与农户共同致富

       我名下公司有几十家，大多都是和“农”字沾边的。目前公司员工有7000多人，关联业务的人员非常多，但90%以上都是当地的农民工就业，特别是从事肉鸡放养、猪放养的合作养殖户1万多户，按每户2人计算，直接带动了2万多农民工增收致富，上下游产业链累计涉及20万人肯定是有的。

       八、遵纪、守法、诚信、精益求精：襄大经营发展的法宝

       我们襄大集团自2001年成立，旗下拥有襄大农牧、襄大实业、襄大建筑、襄大物流、新鄂西化工五大板块，员工约5000余人。

       我们襄大公司的员工遵纪守法、积极上进。员工范生汉是襄阳市的党代表，这个党代表非常重要，含金量很高，整个襄阳市就2个人。李景华是宜城市人大代表，张小龙是宜城市人大代表。

       （一）严格管理

       襄大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专门制定了《襄大管理手册》，厚厚的一大本，有80万字左右，里面有各种详细的规定。比如：在公司上班，也不能有不良嗜好，不能打牌、不能赌博，否则就要开除。连开车都不能超速、喝酒不能开车等等，虽然都是些小事儿，但我们都有要求，都有规定。我们襄大现在几千人，人人都好，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的人，也没有坏人在里面，也没有任何人受过刑事处分。襄大没发工资的我管不了，像龚玉新和汪国龙，都不是我公司的人，我管不了。再举个例子，我们能严格到什么程度，对于园区车间内，我的要求是一尘不染。刚开始，员工们都不相信，觉得根本不可能做到，都说产饲料、搞屠宰的，不可能没有灰尘和血污。我就亲自带了几个管理人员下车间，亲自动手，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直到一尘不染，最后员工们都觉得很惊讶，但是我们能做到，后来就一直是这样的要求。

       （二）精益求精

       在产品上，我们要求是精益求精，确保食品安全和品质，从来没出现过一次食品安全事故。公司的口号是“襄大冷鲜肉，从源头做起的放心肉”。这个在襄大的宣传片里也有。张德江委员长就是看到这个，才到我们公司来视察，那次他带了很多人过来，在我们公司考察了一个多小时。

       （三）诚信经营

       诚信做人，“我的公司没做过一次被告”。襄大从来不欠别人钱，除了银行、没找别人借过一次钱，没做过一次假产品。没有一次合同不守信用。2018年我没出事以前，我的公司没做过一次被告（收购的公司他们自己欠高利贷的钱不算）。不行贿受贿。公司的所有员工，包括我自己，从来不去做行贿受贿的事情。

       （四）一碗水端平

       公司的管理我也是奖罚分明。我的儿子和女儿从来不参与公司的事务，我的亲戚现在也没有在襄大任管理职位的。因为亲戚入职后，企业不好管理，员工也会有意见。之前我的弟弟妹妹在公司上班，但是因为工作失误，我就把他们辞退了。因为这件事，我母亲对我很不满。但是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我也在全公司员工的面前多次强调过，就算是我的弟弟妹妹，也不能搞特殊，如果一碗水端不平，我的员工就不会信任我。

       九、造福桑梓，公益襄大

       （一）捐资助学

       为了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我一次性就给腊树村捐款50万元，帮助村里修建了一条直通市区的水泥公路，后来这个路叫襄大路。当年2001年我被抓后，当时的学校校长带着全校学生去请愿告状，说“他是好人，给我们修路，给我们赞助。不应该冤枉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校长就被撤职了。但后来，书记垮台被抓后，终于发现搞错了，结果又把他官复原职，让他继续当校长。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的。

       2005年，为了圆家乡子女的求学梦，我们襄大与宜城农行开始成立阳光助学班，为所有上不起学的孩子提供资助，全部由我们襄大出钱，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就在宜城一中，这些年一直在做，每年都会资助150-200个学生，我们先把钱捐到宜城慈善会，然后再直接打到学生的卡上。

       （二）支援乡亲

       习主席上台后，要带领大家共同致富，要让千家万户致富。2014-2015年，我就去支援大别山，给南漳县山区里的一个村捐了140多万，捐给他们盖房子。这个村有 20多家人，每家我们给7万块。我亲自去，和襄阳市委统战部一起。

       抗洪救灾，我们一直有支援。2017年在黄冈发大水，解放军过来抗洪，我们也捐了100万元，让所有解放军战士在我们工厂休息驻扎办公。

       （三）与农户一起挣钱致富

       习主席号召要脱贫，要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我们就搞了一个放养公司。先是鸡的放养公司，我们免费提供鸡苗、提供饲料，由农户饲养，鸡苗成熟后，我们再集体回收。农户一只鸡挣两块钱、三块钱。这个效果不错，我们就开始放养猪，还是由我们提供猪苗和饲料，与千家万户的农户合作，我们承担全部的风险和损失，农户只负责喂养就可以了。

       十、荣誉和认可

       2012年，襄大农牧获得国家工商总局认可，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这些年来，我们全公司员工奋发图强，努力攻克技术难题，在农牧领域取得了40多项专利，如改进型饲料整动筛、饲料酶添加装置、乳猪配方饲料、肉鸡仔鸡饲料、混养鱼饲料、饲料油脂添加装置、自动码垛置物台、襄大农牧小猪笼专利等。

       2015年我本人获得了全国轻工业劳动模范，湖北劳动模范。

       我们襄大连续14年被作为优秀企业代表写入我们当地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司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公司生猪养殖量居全省第1位，全国第8位，全球第28位，是位居全省榜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畜禽全产业链生产加工企业。

       2016年襄大位列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排全国第364位，平时来襄大参观、考察、交流学习的国内公司、国外企业很多，国家领导人来调研的也有多次。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公室，专门负责接待这些事。

       2006年10月18日，当时的湖北省省委书记俞正声到宜城视察襄大，与我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听取我们关于县域经济发展大计的建议。

       2012年，襄大新的工业园开业的时候，省委和市委的领导也一起过来剪彩。

       2016年4月18日，张德江委员长到我们襄大公司来视察，陪同的有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河南省的王国生书记、农业部部长韩部长、还有两名人大的副委员长。对我们公司的业务发展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指导“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放心”。这些年，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切实做到了。新闻联播进行了报道。

       2017年，柬埔寨首相索安，他看了我们的养猪场养鸡场、当时是国家统战部部长陪同的，邀请我们襄大去柬埔寨投资开场。他还请我去柬埔寨他家里去做客。

       我没做过什么人物专访，平时不愿意接受外界的报道。政府和媒体他们提过很多次，比如《农民日报》来找过很多次，让报道下襄大或者我个人，但我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我认为跟国家发展比起来，这些微不足道。

       党和政府需要，我很乐意把襄大捐出来。我要求公司全体员工好好经营好企业，捐出来，也要好好捐出来，不能留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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