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已有时日，与之相应，人们的生活状况和艺术实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固守原有的艺术观念无论是理解现实中的艺术还是理解艺术中的现实，都难免捉襟见肘，用它来衡量和评价现实中的艺术现象，更是会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张来民先生的著作《作为商品的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对于商品经济下的艺术实践活动和规律，及时给予了理论上总结和回应，这对人们转变传统艺术观念，重新认识和理解艺术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具有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一般而言，一部理论著作的学术价值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研究材料，以及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观点决定了材料，但是，观点的产生毕竟取决于特定的思维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研究者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就此而言，本书的学术创新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国内第一部对艺术商品化过程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分析的专著，而在于它给人们提出了商品（市场）经济下审视和研究艺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新的观念，以及超越传统的艺术分析和认知模式。
艺术商品化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也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即使在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并有着较长历史的西方社会，这一问题也一直聚讼纷纭。在有着漫长重农轻商历史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一直步履维艰，气若游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虽有时日，相对于西方国家，却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在此情形下，要探讨艺术发展与商品发展及艺术发展与金钱的关系，简直无从下手。张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学术上的拓荒，他对艺术的商品化性质、艺术与金钱的关系，从经济学与哲学的角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新的价值定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相当坚定的学术创新勇气，是根本无法完成这一课题的探索的。
作为商品的艺术！单是书名本身足可引起那些持传统艺术观念的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了。艺术，历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块神圣的净土，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诗意的栖居地，这一神圣的名字，怎么能和商品并置在一起呢，商品不正是充满铜臭味的金钱的孪生姐妹吗？选用此题目作书名，作者是要存心冒天下之大不韪，抑或是为了制造学术上的轰动效应，故意采用这样一种悖逆常理的命名方式？
然而，如果认真通读全书，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改变原有的歧见和狐疑。
张先生以扎实、严谨的文献资料考证功夫，考察了西方社会艺术商品化的发展历程，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艺术商品化不仅不会妨碍艺术的发展，而且还会促进艺术的进步乃至造成艺术的繁荣。商品的通用流通方式是货币，即金钱。金钱，是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是张先生一再加以强调，并且也是为持传统艺术观念的人们所诟病之点。张先生认为，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金钱罪恶论都有其历史传统。在阶级社会里，金钱罪恶论在实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即和上层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行的一种意识形态教化策略。意识形态一词，为法国人德·特拉西所创，原意为虚假意识或欺骗意识。的确，金钱作为一种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一种媒介，就其本身的属性而言，是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善恶的结果只在于支配它的主体对它进行使用的动机、手段、用途和目标。比如，用金钱来资助失学儿童或学者著作的出版，会带来教育和学术事业的繁荣，如果用它来行贿受贿、挥霍享乐，金钱又成了滋生腐败和堕落的根源。艺术的兴衰与否与艺术家拥有金钱或财富的多少并不成反比关系，因此，艺术创造与人们的利益追求和金钱追求并不矛盾。艺术创造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精神生产工程，它不仅受制于艺术家的审美素养及创造能力，还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一个写作者，即使他进行艺术创造的最初出发点是为了挣钱，如果他勤奋刻苦，并且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悟和艺术创造能力，照样能向世人贡献出一流的艺术精品，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反之，艺术家即使抱定纯艺术的信念，乐意为严肃的艺术创造而献身，但如果他缺乏创作能力，他那些美好的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动机也不等于结果。
张先生指出，当人们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并脱离语境摘引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就与某些艺术生产相敌对”时，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文章和著作中所反复强调的物质第一性的原理：人们首先必须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然后才能从事艺术、科学、宗教等等活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物质生产的条件所支配和限制的，即使是艺术这种特殊形式的意识也不能有丝毫例外。而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化社会里，离开了金钱，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遑论艺术创造。事实也确乎如此。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者阿多尔诺所言，贝多芬尽管对金钱社会充满了愤怒和抗议，但他也不得不想办法挣钱来支付他的家庭主妇的工钱，少一个子也不行。也许会有人举出我国作家路遥、鲍昌、莫应丰、施光南等作家和艺术家因从事严肃的艺术创作和精神追求而累死的例子来说明金钱在艺术家的创作中并不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反证说，如果这些作家艺术家有丰厚的金钱作为生活的保障，生活营养有充足的保证，环境又相当的安静和舒适，也许他们就不致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而能为人们贡献出更多宝贵的精神食粮了。
张先生这些不同俗见的思考，是在对艺术商品化发展过程的历史与现实进行翔实的考察与分析后而发，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作为商品的艺术》有两点值得注意和借鉴之处，一是基本理论上的突破，二是思维方式的突破。
基本理论方面，就是著者走出传统观念的藩篱，用第三只眼睛看艺术，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艺术本质，得出了艺术具有商品性质的结论。我国文艺界自解放后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一直持意识形态本性论的观点，新时期文艺界一变而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但总脱不了意识形态意味。“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艺术商品说让人们看到了艺术本质的另一方面的性质和特征，深化了艺术本质的认识。艺术商品说并不复杂，更不难理解。就像童话中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那样，张来民先生也许只不过不顾禁忌，道出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然而，理论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它表述得如何玄妙，1+1=2再朴素和简单不过了，但谁也不能因此否认它的真理性。
在对传统艺术本质观念解构的同时，著者还对相关的文艺观念、文艺命题进行了质疑和辨析。文艺观念诸如“文艺职业观念”“文艺对象观念”“文艺类型观念”“文艺功能观念”“文艺价值观念”“文艺批评观念”“文艺发展观念”“文艺中的分配观念”“文艺管理观念”等。与之相关的文艺命题如“金钱与艺术自由”“艺术为金钱与艺术为人民”“艺术的世俗性与艺术的神圣性”“艺术的短暂性与艺术的永恒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资本主义与艺术生产相敌对”等，著者也一一进行了甄别和辨析，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例如，关于艺术作品的效用问题，人们都不加思考地接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说法，张来民先生批评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逻辑上根本不是一个位次的概念，将二者相提并论，无论孰轻孰重，都是违背逻辑的，事实上，人们通常所谓的“社会效益”，是指“上层建筑效益”，即“政治效益”和“道德效益”。张先生进而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原理，在市场商品经济的现实与原有的道德与艺术观念之间应当选择何者，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言，张先生的思考是紧紧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
在思维和建构模式上，著者“破”中有“立”，但这种“破”不是破坏，而是超越，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是差异性思维，而非对立型思维。具体说来，著者虽然指出了艺术本质意识形态本性论的局限所在，但并没有否定它的历史合理性。对于艺术商品性质的思考以及艺术与金钱关系的定位，著者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着意挖掘历史中那些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湮没的言利崇富的思想和言论，从以往的文化中寻找理论依托和思想资源。由此看来，著者虽善为异说，却也以大量的实证材料和文献为论证基础，不是为耸人听闻而标新立异或故作惊人之语。这不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折衷哲学，而是否定的辩证法，当然，其中也有德里达和福柯式的后现代哲学精神的浸润。
艺术商品化和艺术与金钱关系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艺术领域里出现的新问题，从现实生活出发，这些问题理应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可惜，由于传统观念因袭力量过大，艺术商品化的观念一直没有得到文艺界和学术界的认可，金钱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得到人们认真和深入地研究。“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如是说。“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实际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认识模式，对新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现象做出概括和总结，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所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文艺理论的发展。然而，凡事知易行难。“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尽管人人能知之，却不是人人能行之的。仅仅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商品的艺术》的出版，也是值得庆贺的一个事情。
还应指出的是，人们对艺术商品化和艺术与金钱关系的认识与接受，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90年代初期，张先生有关艺术商品化的观点初一提出，就一石击破水中天，引起当时学术界有关人士的强烈批评。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要人们很快转变一种形成历史已逾千年的观念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或观念一旦为人们接受，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保守性和惰性。戊戌变法时，一些大臣痛哭流涕，力陈“祖宗之法不可变”，原因即出于此；然而，其后事实的发展，整个大清帝国也不得不“咸与维新”了。求新、求变、求异不仅是人类进化的心理驱力，而且也是精神进化的规律。一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刚出现时，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人们的拒斥，但经过一段时间，一旦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复又向维护原来的观念那样来维护它。美国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曾言，“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今日的异说，谁又能担保它明日不会成为正统的观念呢？
（原载张清民著《艺术解释的向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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