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联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盘古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等共同发布《中美智库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中美关系处于重要转型阶段。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过去三十多年来最深层次转型,两国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难以做出明确判断,由此带来巨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感。中美关系进入一种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的“新常态”, 而分歧与竞争的一面更受两国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人们过去常常讲,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 坏也坏不到哪去”。现如今, “中美对抗可以坏大事, 合作可以成大事”。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 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和美国各自内外政策都出现了重要变化。就中国而言,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正在开启新一轮改革进程,其艰巨程度不容低估。此外,中国GDP总量已突破10 万亿美元, 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25%以上, 已经成为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实现了初步的崛起,开始努力从全球的视角审视和推进外交政策,中国的海外利益快速扩展,也要求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事务, 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中确认自己新的定位。中国希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中国看来, “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举措是对既有国际秩序的补充和完善,而非 “另起炉灶”、试图颠覆国际秩序。美国则面临 “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挑战, 即便美国国内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美国正致力于推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 包括重塑制造业优势、减少财政赤字、调整移民政策、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能源效率, 以及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美国还需要应对经济不平等加剧、政党政治 “极化”、政治体制 “失能”等国内挑战, 有人担心美国社会中的“裂痕”正在加大。在对外政策上, 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 “全球领导地位”的追求, 并通过维系同盟体系、重塑国际规则、主导国际机制等方式巩固这一地位。美国对使用武力变得更为审慎, 更加注重寻求合作伙伴与其分担国际责任。从GDP总量等指标看, 中国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在缩小, 目前中国GDP规模相当于美国的约60%, 但在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与美国差距仍较大。

   第二,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全球环境出现了显著变化,双方围绕国际秩序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应当看到, 中美关系中的 “规则之争”有所加剧。中国大力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变革, 在政治领域, 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则继续鼓吹巩固 “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推动 “世界民主化”, 实则坚持具有排他性、 “你输我赢”色彩的规则。这两种规则理念之间, 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经济领域, 美国希望全面调整国际贸易规则,强调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针对限制国有企业、提高劳工标准、信息自由流通等制订新的国际规则, 对中国加大施压。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退出TPP, 但美国将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将新的国际规则付诸实施。此外, 中美在国际海洋法、网络安全等方面也存在分歧,缺乏在规则上的共识。当前,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全球化仍在前行但势头受挫, 特朗普和欧洲的一些政治人士对全球化似乎持消极态度。各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普遍上升,社会分配不公带来贫富差距加大,技术创新增加了失业率,教派族群矛盾突出,难民问题严重, 社交媒体发达的同时也加深了社会撕裂, 带来对政治精英不满的放大效果。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威胁增大,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关系存在很大风险。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 “失序”现象越来越多, 迫切需要加强中美等大国协调合作,加强国际秩序建设, 促进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中美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如何阻止大国再次走向集团对抗、如何保障全球基本稳定、如何实现 “全球化2.0”、如何完善 “以共同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等。

   第三,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正在重塑,这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近年来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 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活动,巩固亚太安全同盟体系, 高调介入南海争端, 部署 “萨德”系统。这些举动加深了中国对美国实施对华 “遏制”战略的疑虑。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更为积极主动, 通过 “一带一路”等倡议强化影响力, 同时坚定捍卫领土主权权益。美国努力 “重返亚太”, 中国则努力立足亚太、走向全球。百年来, 中美首次在亚太出现利益的直接对撞。如果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分歧和摩擦得不到有效管控,未来几年, 很可能在亚太形成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一方、以中国及其战略伙伴为另一方的 “对立”态势。中美两国军方或执法部门在南海等区域或会发生武装冲突。朝核、台海等问题也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导火索”。

   第四,两国决策环境出现变化,国内因素、“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增大。中美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都处于深刻调整期, 都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社会民粹现象等问题。社交媒体日趋发达, 民意对决策层的影响增大。尽管两国政府层面保持顺畅沟通,交往气氛尚好, 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 “不买账”, 期待政府更加 “强势”。中美关系中任何 “一招一式”的不当, 都可能引发舆论战。这种国内政治背景和舆论环境, 加大了中美政府达成战略谅解的难度。此外, 近年 “第三方因素”集中发酵, 中美关系日益受到朝、韩、日、越、菲、俄等 “第三方因素”的牵扯。值得强调的是, 两国之间在价值观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仍很突出,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阻碍。美国对华战略以其价值观为基底, 这是中美矛盾 (人权问题、“颜色革命”等) 的直接来源, 中国对美损害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近年, 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判断, 成为美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中国制定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法》等做法, 美方人士多表达不满。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形势表示不安或不解, 并因此更加担心中国在对外行为中放弃“韬光养晦”方针, 对邻国、对美国咄咄逼人, 图谋排斥美国, 成为亚太地区新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