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李鸿谷，《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他写的《联想涅槃》上市之后，不断有人提问与询问他：“你为什么不写柳传志？你什么时候去写柳传志？” 5月7日下午，他与柳传志见了一面，并写下此文。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当今中国社会浩浩荡荡的大潮流。联想创业30年，从一间传达室的小房间起步，其中的联想集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PC之王，其历程甚至堪称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教科书。而柳传志“二次创业”所做的联想控股，也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集团之一，其创新的“投资+实业”双轮驱动的模式更被业界称道。这一结果之下，柳传志那代人的创业史，尤其是他们在复杂中国国情之下，做事做人，皆能卓越，自然能够持续性引发人们的深厚兴趣。 5月7日下午，我有幸与柳传志见了一面。那天，李克强总理视察了中关村创业大街，柳传志刚刚结束了自己“讲解员”任务。很自然，柳传志创业传奇，是我们的核心议题，而且主旨宏大：中国的创业者，或者企业家，捍卫自己正当利益，其底线何在？ 对于柳传志，他和他的团队，把当年中科院投资他们的20万元企业开办费，10年时间增值数百倍之后，他们可否拥有自己的股份？——这是他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他那一代企业家，甚至直至现在，不少中国创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柳传志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挑战，这不奇怪，不为人知的是他为自己定下了选择的底线…… 柳传志讲得比我们这些人写的好，那是他的真人生，苦乐都在，无可替代。 我刚去办公司的时候，在意的是管理权，所以跟科学院计算所要的就是三权：人事权、经营决策权和财务权。10年后，我们联想有了上亿元的营业额，比创办公司时计算所的投入，增值了数百倍。这个时候，分配成了大问题。创业者能否享受正当收益，出现了矛盾。 这不是联想一家公司的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 以前跟我创业的那些老同志倒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比我更驯服，脑袋没朝这想过；年轻人来了，就给我提出这个问题了——再这么干，咱们合算吗？ 既然这是普遍问题，解决的路子也是现成的。一条路是大大的增加费用，比如说该配车的配车，该消费的消费，不让那么多的利润出来。这条路实际上是企业发展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很难做大事。 还有一条路实际就是他们认为最可行的。找几个靠谱的人，在边上再办一个公司，和这个公司是同样的业务性质，等到把它养大了，我就辞职过去，完全变成一个民营企业。这个办法，当时还是很主流的思路，大家在心态上特别接受这种道路选择。为什么呢？当时我在香港办合资公司，看到的情况是：各个省市、各个部委都派人在香港做所谓的窗口公司。窗口公司带来的结果，这些人的体会就是，不能做赚也不能赔，赔了你负不起责任把你调回来；多赚了呢，领导一看美差，还是得找自己的人把你换了。那样公司多半都死了。 但是这条路我也坚决否定了，我是觉得在办公司的过程中，周光召院长和院里其他几位领导都是实心实意的在办这个事情。我要这么做，今天真的可能是公司股份全是我们的，但是这个内心里边肯定是得不到安宁，所以这个被我也是坚决拒绝了。 这两条都不能走，我怎样办？ 当然我也不愿意做完了以后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于是就找科学院，跟周院长谈，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创业者，高科技企业应该有股份…… 问题来了，周院长愿不愿意给我股份？如果不给，我会怎么办？——特别是这后面的问题，一直有人问我。去年的绿公司年会上，白岩松主持，这事都过了20年，他又提出这个话题。我反问他，如果当时不给我们这些创业者股份，你觉得我会怎么办？他想也没想，就说：凭我对您的了解，您肯定不会出去干！ 嗯。这个问题变得有趣了，难道我在大家心里就真是这么个怂人？ 
柳传志早年工作照。 船主与船长 向科学院提出股份这事儿，大约在1993、1994年之间。为什么会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上面讲的企业发展到了一定时期，如何分配，成为普遍性的问题，是一方面原因。另外，对于联想来说，这是外国PC企业大举进攻中国市场的时候，尤其是IBM和康柏，来到中国市场，我们有能力跟他们竞争吗？ 打不打得过他们，得在市场较量了，才有结果。但对我来讲，从企业创办到这会儿，也算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大风大浪，我这个人的意志品质，我的能力，我觉得已经试验够了。竞争不让我畏惧，但在这个竞争的大海里，我应该是一个船主，而不能只是一个船长，这个船的货应该有我一份。这件事，是我当时再三琢磨的事儿。 船主的念头从何而来呢？ 我们在跟香港人合作，我担的风险远远比他们大。我的工资，在名义上比他们高——其实在香港的国有公司，真实的收入，除了香港的生活费之外，其他的都要上缴的。中科院计算所倒不怎么管联想，我在香港的收入，也可以不像其他的国有公司那样上缴，但如果我真的全部拿了这些工资，又会和国内的员工有着巨大的差异。后来，我决定拿大概1/4左右，作为生活费，其他的都上缴。 这是个人收入部分，还不是关键的。我们跟香港组成合资公司，每年的利润要分红，香港人把利润全部拿走，都是人家自己的；而我们呢，这个分红，一分不差，要全部交给国家。我想到一个比方：船长。我就真的是那个船长，而那个香港的合作者，实际是二副，而且离救生艇很近的二副，随时可以撤退。所有的风险出来，肯定是我扛了；我的性格这样，出了问题我肯定会扛，我扛完了以后呢？最后会落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不得不让人去想，这是大问题，必须解决。 看上去，这是一个分配的问题，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是一个产权制度的结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那一代创业者，前前后后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了。有一次，开电子部会议，我和张瑞敏俩人住在一个宿舍，我就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当年张瑞敏出来创业的时候，工厂车间里要贴上：“不许随地大小便！”可见他有多艰难。我当时跟他谈产权问题，也告诉他，我们正在想办法改变。 长虹的倪润峰，包括褚时健，包括李经纬、赵新先……产权改革不成功倒也罢了，可结果有太多悲剧、太多悲哀。费了很大的努力把企业做起来，却跟自己完全没关系。最后想要一点，就像和尚庙的小和尚给佛爷上香的时候，舀了一勺油做菜吃了，马上就麻烦了，把自己的人生给搭进去了！ 我当时想了再三，我的选择是：坚决不动那个油，但是得提出申请说：您给不给？ 
1984年，柳传志等11位科研人员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中创办了联想。 35%分配权 我去找到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说我们这些创业者应当有股份。你猜怎么着？周院长一听根本就没有任何考虑就说：说的对，像这样的企业应该是有股份！ 但是后来请副院长调查完了以后，知道咱们国家当时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就是虽然我们办公司的钱早就还给科学院了，但是一动用股份就不是由科学院管了，而是国有资产管理局管了，所以解决股份的问题难而又难。 中科院院领导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因为我们提了一个比例，说35%的股份。这个是我们在内部商量了半天，说多了怕他们不愿意干，说少了觉得也不合适，所以35%。院里就说我们给你35%的，本来应当是股份，但现在改成分红权，每年挣的利润35%交给你们分配。这是当时最好的解决之道了。这个钱我们拿来以后就没分，一直攒着。 拿到了分配权，不是产权。说实在的，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敢分的，因为要不要交税，你要交税的话要交所得税，那你得交多少钱，交出去了，再加上国家的政策会不会变，我心里头没数。那会儿，基本上是我说了算，我把这个钱分在大家的名下，但是不能动！这也是怕出事，要是一出事的话，得，那就变成我的事了。这个结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2004年收购IBM PC事业部。 审计 分红的钱都攒着，下一步该如何走，谁也不知道。后来，分管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提出改革思路，高科技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 有了这个精神，我就开始积极部署这件事了。结果，又碰上了一件事，差点把我们的产权改造给搅黄了。当时科学院召开一次工作会，院里各个所的所长和科学院大的企业的领导人，就算所谓局级的这么一个会，叫做工作会。科学院有一个公司，叫成都地奥，当时在科学院算是第二大的公司了。成都地奥一个副总参加的这个会，他在会上讲，他们的总经理在企业里面既没有股份，工资也就是8000多块钱，这和他的贡献相比是不匹配的！谁知这话一讲呢，会上就炸了锅了。在那个年代，80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院士们觉得：你们这些凭什么？干什么了你们就能拿八九千块钱？ 这件事传到我这里。就把我吓着了，我觉得如果联想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话，科学院这关，如果院士们这么一反对，院长挺不住，这事就过不去了。怎么办？于是，我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我就没等向科学院汇报，就先跟记者们吹了吹风，说联想将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先通过社会舆论就把这个事提了。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很好，联想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探索，舆论很支持，大家都说好，院士们也没什么人反对。 看上去，我这招很灵，可是，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我们的改革方案报上去，结果来了一个北京、天津、河北三个省市联合的审计组。这可不是一般的审计组，在我们这儿审计了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极为严格，不用你们一根铅笔，分得非常清楚。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朱总理直接交办的审计。 这次审计帮了联想大忙！在这次审计之前，我们刚刚建设完成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做了ERP以后，那就是帐实相符到极为精确！人家来审计的，到全国各地都调查过，全是高手，没遇见过联想这么帐目清楚的。过去查了帐还要查货，因为是手工记录，总会有点差别，而联想，还真没有！所以呢，对我们评价特高。后来还专门请我去给他们哪儿做经验介绍。结果是完全通过！ 后来我荣幸的得到了朱总理的多次表扬，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我是那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每年要见一次，每年吃一次饭。他后来对我态度也特别友善，以前他说中国没有企业家，而我又是自称企业工作者的，这个挺别扭。可是，经过那次极其严苛的审计之后，加上联想集团国际化取得成功，确确实实有一次，他当着外国人说柳传志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审计以后，我们进行“股改”就非常顺利了。由北京市体改办牵头，还有科技部、中科院、财政部，一共四家单位，大家一起帮助联想完成“股改”。而且是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愣就把这个事做成了！ 
1985-1987年公司所在地。 中科院 我经常说，有人收藏宝石，有人收藏文物，而我收藏感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别人说我离不开科学院，也有一定的道理。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周院长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小环境，这个环境坚决支持企业出来发展。周院长他实际做原子弹研究的，他到美国考察以后，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到这个生产力，科学院做的东西，一定要变成生产力，要办企业。这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高瞻远瞩。而我也是为他这种精神所感召，我天生的性格里边，确实有不安分的成份，就是我不甘心这么平庸的活一辈子，所以出来创办联想。 当时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可我们做得却是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处处有阻碍，风险是真大。我跟李勤有一次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所谓风险，定了一个规则，真出了事我进去，李勤你就得给我送饭。 这不是玩笑。我从香港回来看见了我们有一张送礼的单子，里边大概是价值九万多块钱。中科院审计局的局长要我说清楚，这东西都是送给谁的，送给哪儿的？我赶紧把那个做销售的经理找来问，我问他这些东西是人家主动索取的，还是你们作为促销的方式送给单位的。结果是促销手段。我说这样的话，就不能告诉人家这东西是谁要的，然后我就这样跟审计的局长说了。可局长撂了一句话，这话份量很重，他说老柳啊，联想作为中国科学院标杆单位，功劳不小，但是就这件事情，如果认真追究的话，够判五年以上。这是原话。 后来我想了半天，也挺害怕。但第二天仍然给他回话说，我不能告诉你，如果院长找我了解，我可以告诉院长。这事没完！周院长当然知道了，他请孙院长处理这件事。当别人告诉我是孙院长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把我吓的灵魂出窍。 为什么呢？孙院长是个地质学家，为人正直，在科学院做常务副院长，他主管研究所，不管企业。 那年孙院长到香港去，我们去接待，接待的时候他对联想有了印象，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竟然在香港能有厂房，还买了员工的宿舍，他感到真的做得不错，对我们印象非常之好。大概半年以后，他给我写了封信，信里就是说：第三世界科学院要在中国开会，他是常务副院长，是负责筹办这件事的，经费上有缺口，希望联想支持一下，大概在20万块钱左右。我当时就是比较横，倒也不是舍不得20万块钱，因为这个事得跟香港人商量，香港这帮人确实是很容易把大陆人看扁了。钱在我的压力下他们会拿的，但是这感觉不好，就是为这个，我就婉拒了。可是，孙院长这样的人，就不像一般人，是不容易张嘴的，张完嘴以后要被驳了，就跟我也很少跟人真的张什么嘴，被驳了以后，心里是会不舒服的。现在轮到孙院长管这个事，你说我心里头不紧张吗？ 我接到通知，去孙院长办公室，去以前心情真的是非常忐忑。进了门，他正在写字台哪儿看东西，他说柳传志你先坐，他就接着看，不理我。坐在那儿，更压抑了。过了会，他完了事，跟我聊了几句联想最近情况怎么样，一二三四，问完了，说完了。他说那你回去吧，我说院长还有别的事吗？没事了，还有什么事，没事。 我就这样走了。走的时候你说这是什么心情，真的是确实是无限感激。你说，这样的单位，这样的领导，我能对不起他们吗？ 选择 大家都认为我不会离开中科院，想想也好象是。后来大家这样说的多了，我认真想了想我当时究竟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如果周院长不答应，或者我们的“股改”完成不了，我既不会配车什么的乱分配，也不会另办一个公司把中科院的公司搞垮，惟一的选择就是：我自己离开！ 在去找周院长谈之前，我跟一位朋友说过：如果谈不成，我辞职，我走，你帮我筹钱，我来重新做一家公司！ 我当时接近50岁，自己没觉得像50岁，对整个行业、对业务也非常熟悉，公司的东西是一分不会占，立刻就能够走！在自己合理的利益捍卫上，我不做窝囊事。 这个就真的是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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