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六、八月号，连载关于文革初期复旦大学「斗鬼」风潮的研究论文，不仅认为此风潮是文革运动中的「个案」，更挑战了国际学者马若德和沈迈克关于「毛说的文革的重点『在内、在上』的完整内涵，还未能被人们所理解」的观点不能成立，甚或「其论点不免预谋论之嫌」。而其认定的解释应是：复旦党委自我定位「斗鬼」正确，更关键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集权体制」。就此，必需回答三个问题：复旦「斗鬼」风潮与同城各高校的境况，是否处于「同频共振」的状态中？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档〈五一六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是否强调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旦的「斗鬼」风潮是否与复旦党委领导运动走向时，有「转移斗争目标」的企图和举措？民间留存的包括大字报、传单、工作笔记和口述采访等史料；复旦党委留存的会议记录等档案史料，均准确而扎实的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由此可见，该论文作者与之对话的马若德和沈迈克的观点更接近大势和史实，而复旦文革初期的所谓「个案」，与上海及全国各高校的运动轨迹相吻合，并无「特殊性」，应该是「常态」。
金大陆
一、关于「个案」与结论的辨析
2022年第六、八月号的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出华东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樊建政君执笔的文章〈起源与隐喻：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斗鬼」风潮〉。樊君开篇即称1966年「六月至八月」，复旦大学以「斗鬼」为中心的文革运动为「个案」。
所谓「个案」可解释为单独的例证。却因作者在题目中标注「隐喻」，即此「个案」的含意，便应与「他案」、与「众案」的比照中呈现出「特别」的样态－－然而，事实是不见相异，却见相同。在1966年6月「文斗型」的「斗鬼」风中，上海市委抛出了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周谷城教授；同城同类的华东师大抛出了李平心教授。至1966年8月「武斗型」的「斗鬼」潮中，华东师大于当月４日有「194人被揪斗，占教职员总数9.8%」。随即，5日晚至7日，复旦「约五十人遭到肢体暴力摧残」。接着，8日至25日，上海财经学院、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外语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上海铁道学院等院校，均发生武斗「牛鬼蛇神」的事件。可见上海高校整个运动的进程和境况，处于「同频共振」的状态中。
那么，作者的「个案」立意指向何在呢？原来是为了在立论上辩驳国际学者。樊君例举涉及文革初期暴力事件的研究，如叶维丽对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案的研究；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作为宏观文革叙述之必要组成被简要笼统地提及」。在解释此类暴力事件的成因时，樊君认为：叶着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撤销工作组的背景下，在高层、中层及基层之间的政治互动中，中学生打老师源自「文革再发动」和「表演革命」的冲动，所导致的失序和失控。但叶却没有解释「从口诛笔伐到肢体暴力的演化逻辑为何？」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则指出：高校之所以刮起主要针对著名专家学者的「斗鬼」风潮，其因由在于「毛说的文革的重点『在内、在上』的完整内涵还未能被人们所理解」。而「其论点不免预谋论之嫌，所提供之论据即便可以相信，也存在寓意宽泛、含糊、甚或自相矛盾之处」。应该承认作者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
那么，复旦「个案」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呢？作者在「结论」中说：「在于该校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汗马功臣与忠实紧跟者，其突出意义在于凸显了酿就文革初期高校『斗鬼』风潮及其内蕴的『党群冲突』的更关键、亦是更合理的考虑因素，应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日益走火入魔的集权体制」。具体是指复旦党委的自我定位「正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主观动机是「紧跟毛泽东的最新战略部署」。此在，笔者的疑惑是「结论」中所称「汗马功臣与忠实紧跟者」，或许是人，或许是事，为何不在文中有明确交代呢？（是朱永嘉协助姚文元撰写了评《海瑞罢官》吗？）。至于后一个更「突出」的因素，考查上海的各高校党委，乃至全国各高校党委，哪一个不是多年形成的「集权体制」呢！
坦率的说，笔者认为马若德、沈迈克的分析「毛说的文革的重点『在内、在上』的完整内涵还未能被人们所理解」，反而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事实上，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档「五一六通知」，已明确宣布运动的斗争对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月1日，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指对校领导的大字报（毛在批示中指出：「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从而将文革推向了群众运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自文革发动期，就存在「党内」和「思想文化界」两个指向的斗争目标－－其关系既是平行的（指不同的对象），又是交错迭加的（不仅有的对象合一，更需把握重点，重点在「党内」）。或许出于维护自身的定位（故意），或许缘自思想上的认知（无意），当时各层级的党委对所谓「在内、在上」的内涵，未能完整理解是正常的。
然而，樊君根据周恩来5月21日称赞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讲话，责问「假如马若德和沈迈克的看法成立，那么上海市委（或许还包括华东局）算不算『党内』和『上面』呢？如果不算，上海地区文革的默认对象是什么呢？显而易见，马若德和沈迈克的看法不能成立」。窃以为以周的5月讲话为定论，来解读上海1966年的文革运动过于草率。在此，因篇幅和周知的原因，笔者不必再展开此阶段上海文革运动的变局，只提示几个关节点：如果不是错误地将上海市委（或许还包括华东局）算为「党内」和「上面」，怎么会有11月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12月徐景贤主持的「后院起火」；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若是读懂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和8月8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关于「在内、在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是否「转移目标」
樊君在批评马若德、沈迈克的立论时，还指出其有「预谋论之嫌」，具体指「转移斗争目标」。尽管樊君承认「在当年的复旦文革大字报选、众多复旦文革运动亲历者的记忆中，类似解释也颇为盛行」，但樊君认为此「解释与复旦案例并不完全吻合」。而「合理的解释切入口是中共建政以来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与领导体制」。
复旦「个案」的特殊性是否如实呢？这又成了一个必须清理的关健问题。
查阅全文可见樊君在叙事中出现如下可供点题的语句：「面对最新运动态势，复旦党委不得不『丢车保帅』」；「上海市委和复旦党委不能不采取反制措施」；「校党委迅速拟定了一份所谓『活跃份子』名单（其实是『右派』、『反革命』、『反党份子』的代名词），伺机秋后算账」等。但为了避免重复作者的叙述，以求更平和、更准确的说明问题，笔者选择樊君另一篇写得较好的文章〈「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黑材料」风潮〉涉及「六月至八月」的内容作为例证，摘录如下：
复旦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有意将复旦树为上海的样板，由曾任复旦党委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杨西光亲自挂帅，主抓该校运动。同时，以王零为代理书记的复旦党委等也有充当上海「文革」运动领头羊的积极性，期望为全市的运动提供经验。
6月4日，在复旦党委授意、布置下，复旦校园内掀起批判周予同的热潮，一天之内全校共贴出大字报八千多张。
6月中旬，校党委成员、各总支负责人和政治辅导员在各种场合强调，「校党委是绝对正确的，对校党委的任何怀疑都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同时，各院系大谈1957年反右运动的情况，组织学生观看反映反右斗争的话剧《大学风云》和电影《大风浪里的小人物》，以示警告。
6月14日，党委宣传部控制下的校园墙报《红缨枪》推出的第四期，以「十论追穷寇」为主题，为大批判运动鼓劲。
6月17日，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公开揭批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传纲。显然与他的个人履历和现职有关。（陈传纲1930年就读复旦新闻系，参加地下党的革命活动，1938年加入共产党。延安整风期间，受王实味事件牵连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后平反。1958年调任复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66年2月调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6月18日，在党委部署下，以复旦电光源实验室主任、著名「工人专家」蔡祖泉为首，复旦各级党团干部带头贴大字报，宣称要把「陈传纲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6月20日，党委的上述举措引起部分师生的质疑。有人贴出大字报〈「十论追穷寇」用意何在〉，指责党委致力于揭批「反动学术权威」是抬出「活死人」转移目标，主张将矛头指向现任党委班子。同日，各院系出现了呼应的大字报或言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校党委要把我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何处〉、〈向党委开火〉等。
6月23日－26日《红缨枪》推出第六期继续号召「追穷寇」。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把矛头对准《红缨枪》的直接领导徐震。（徐震曾为复旦新闻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复旦党委宣传部长）。指认徐震为贯彻党委旨意，借助《红缨枪》操控校内的「文革」运动。
7月9日－10日，复旦党委不得不「丢车保帅」，召开扩大会议，指责徐震「表面是人，暗中是鬼」。党委成员、各系总支书记、指导员群起而攻之，一天里共贴出大字报104张。上述举动反倒促使更多师生将矛头对准党委。
7月底－8月初，党委看来批评校党委和系总支的师生都是「跳出来」的「活跃分子」。这些人「不听劝告」、「屡教不改」、「问题极其严重」，「性质不及『反动学生』，但已相距不远」，运动后期应予以处分。因此，党委暗中指示政工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对「活跃分子」重点盯防，记录他们的姓名，抄录他们的大字报，绘制他们的活动网络图，并重点调查某些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履历，扬言「运动后期见」。
8月3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与杨西光指示上海各大学党委书记，对于群众自发起来斗争「牛鬼」，党组织既不要阻拦，也不要鼓动。
8月5日，上海市委召开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斗批改」指示。上海市委认为3日和5日的两个举措，是为贯彻毛的指示。但从其对群众产生的实际动员效果看，却是在鼓动支持校党委的积极份子来斗争「牛鬼」。于是，5日当晚，复旦校园内突然刮起「斗鬼风」，给人的直观感觉是复旦党委在转移斗争大方向。
8月8日，复旦校园内贴出大字报，质问「斗鬼风从何而来」。
8月11日，《红缨枪》编委、复旦党委培养的学生笔杆子谭启泰、欧阳靖反戈一击，贴出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这张大字报把校党委给运动「划框框」、压制不同意见等很多内情抖了出来，指责他们在运动中「层层设防，步步为营」，「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压制文化大革命」，「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大字报还说，貌似自发的「斗鬼风」其实是「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旨在包庇「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号召广大师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应该承认，樊君在这篇文章中的梳理是十分清晰的，即不仅记录了这段史实的过程，更透辟了这过程中的复杂和微妙、曲折和堂奥－－所以，樊君能够在陈述中指认「丢车保帅」、「层层设防」、制作「黑材料」等，正说明「转移目标」的结论也是清晰的－－因为从六月初的批判「两周」，到八月初的「斗鬼风」，这期间不只是「横扫牛鬼蛇神」一条线索，不只是上海市委和复旦党委面对的单一问题，不只是依据「建政以来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与领导体制」就能安然解决的。
反之，接受「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当权派，在「在上、在内」的政治路线的紧逼下，在日益壮大的学生造反派的围困下，适时地采取「转移目标」的策略，怎能不是自然而正常的呢？！
三、再议是否「转移目标」
考虑到作者声称论文未曾接触档案的缺憾。为了求得更全面的展示和印证，笔者在撰写此文时，与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进行了周详的学术沟通。为此，光耀教授提供了主要引注党委「会议记录」撰写的《文革爆发之初的基层党委－－以复旦大学为例》（未刊稿），来回答「在文革爆发之初的两个多月中，基层党委是如何领导运动的？他们对「史无前例」的运动是如何认识的？」并揭示「基层党委对运动的掌控和应对。」
以下为金光耀教授文中的内容摘录：
6月3日，晚11点，复旦党委召开全校指导员紧急会议，宣布次日在全校批判周予同，历史系打头阵。会后，该系将学生干部叫醒，布置抄写及张贴大字报。
6月4日，复旦校园内张贴出5000多张批判周予同的大字报，形成复旦文革中第一波批判浪潮。
6月5日，根据党委部署，「给全校提供一个榜样」，便组织以「红缨枪」之名贴出第一期墙报，批判周予同在评《海瑞罢官》座谈会上的发言。
6月11日，有学生将斗争锋芒指向基层党干部，党委定下「内外有别」的原则，确定批判重点是周予同。王零要「红缨枪」小组写一组文章，并定下题目「追穷寇」。
6月14日，「红缨枪」第四期以「十论追穷寇」为题在校园内张贴。并强调千军万马追穷寇「必须听党的指挥」。各系指导员告诉同学，「红缨枪」的文章有方向性和指导性的意义，有的基层干部更称「红缨枪」是「复旦的《人民日报》」。
6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的消息。当晚，复旦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批「两周」的同时，揭批年初调任市高教局局长的原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传纲。面对学生压力时，陈传纲成了第一个被抛出的党内对象。
6月17日，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为揭批陈传纲定调，即「杨西光、党委对陈传纲是有抵制的」，揭批「要写清楚杨西光、王零是如何同陈传纲斗争的」。
6月18日，市「学毛选」标兵、电光源实验室蔡祖泉贴出揭批陈传纲的大字报，校长办公室和团委的干部紧随其后，仅仅两天，批陈的大字报就压过了批「两周「的大字报。
6月19日，党委召开总支书记会议，提示大部分「都经历过1957年的斗争，只要不忘记那个经验就行」。王零说，「这次比1957年范围广，要沉得住气」。
6月20日，校园中出现「把矛头转过来，指向党委内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并质疑党委宣传部领导的《红缨枪》，抛出十论追穷寇「用意何在？」有些学生呼应，更多学生贴出「誓死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党委在总支书记会上表示：现在是牛鬼蛇神出笼的时候，各个总支一定要顶住。王零指示将这些大字报抄下来，准备反驳文章。同时，党委也要求基层干部敢于引火烧身。引火烧身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揭党委，而是「使牛鬼蛇神暴露出来」。
6月21日，党委发表〈告全校革命学生、职工、教员〉，表示欢迎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同时，党委在常委会和总支书记会议上，部署党委成员到各系向师生说明政策，抓好党员和积极分子两支队伍；出现影响全局的大字报，要马上拿下来；对政治运动牢牢掌握领导权。
6月23日，「红缨枪」第六期出版延续「追穷寇」的思路。校园中再次出现对党委宣传部批评的大字报。党委将质疑的大字报视为对运动的干扰。
6月27日，蔡祖泉根据党委的指示领衔签署支持「红缨枪」的大字报。更有学生的大字报直指「红缨枪」是「复旦党委的黑枪」。中文系的十名学生则将锋芒指向领导「红缨枪」的党委宣传部部长徐震。复旦党委对此十分警觉。
7月2日，王零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搞「红缨枪」、搞徐震，就是要搞党委。党委领导带头，并布置总支书记及指导员去学生中做解释，表明徐震有错误缺点，但决不是牛鬼蛇神。同时，改变党委直接抓「红缨枪」的说法，说它是普通刊物。会议提出注意少数「活跃分子」。
7月初，党委排出分为四类的207人名单。其中，第一类是反党人物，要打倒的；第二类有严重政治错误；第三类是一般性错误；第四类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目标。
7月7日至7月中旬，因揭批党委宣传部长徐震的大字报继续发酵，引起更多学生对党委及各系总支提出疑问。在此压力下，复旦党委抛出徐震，并表示对徐的问题早有察觉，只是决心下晚了。党委安排中层干部在校园内贴出揭批徐震的大字报，以主导对徐的批判。随后，新闻系大字报就复旦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质疑，第一次直接点名党委代理书记王零。
7月20日，党委要求各支部张贴中央「四清」档「二十三条」，其主要精神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
7月21日，党委召开总支书记会议，态度发生很大变化。王零检讨党委按常规办法领导运动，「对文化大革命高潮认识很不足」，提出以年级为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小组。这与上级领导的指示相关。因市委文教书记杨西光通知复旦党委不要整学生的材料了，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的方法行不通了。
7月23日，杨西光来复旦，在全校政治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复旦党委是按老框框领导运动。
7月25日，复旦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王零第一次公开检查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承认党委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7月28日至29日，党委召开各系总支书记会议，提出解决「依靠革命师生搞文化革命」的问题。但布置各系成立文革小组时，党委仍提出做工作让「左派」选进文革小组，如国政系汇报「4个党员都进去了」。
8月1日，复旦党委召开总支书记会议，布置筹备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要求通过代表的选举将「左派」队伍组织起来。
8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干部会议，播放7月29日北京革命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讲话录音。当晚，王零在党委常委会上检查：对自己估计太高，习惯指手划脚来领导。
8月5日，上海市委召开万人报告会，传达北京大会的精神。复旦大学每个班级派出一名学生出席。当晚，复旦校园发生批斗教授的「斗鬼风」。「斗鬼风」是复旦党委放弃运动领导权的转折点。同时，将矛头指向党委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斗鬼风」从何而来，认为这是党委转移斗争目标。
8月8日，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向全国广播。档将「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前，激起更多学生向当权派造反。
8月11日，《红缨枪》成员谭启泰、欧阳靖反戈一击，贴出「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的大字报，揭露党委控制运动压制群众的真相。政治系11名学生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称「复旦大学时局剧变，党委保皇派面目彻底暴露」。
8月12日，历史系支持党委的学生发起签名运动，共征得1976名师生签名，致电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称「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复旦大学党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日，党委书记王零住进了华东医院。
如果说樊君是引用民间留存的包括大字报、传单、工作笔记和口述采访等史料；金光耀教授则是利用复旦党委留存的会议记录和报告原稿等档案史料，来互为补充、互为映衬地回答了复旦「六月至八月」运动状况的共同问题。
四、简短的结语
现将复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文革爆发之初的基层党委－－以复旦大学为例〉与樊君〈「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黑材料」风潮〉两文的内容摘录摆放在一起进行比对，可见两文的史实铺展、叙述逻辑和方向指对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结论」上，金光耀教授肯定「转移目标」的观点，如「有学生将斗争锋芒指向基层党干部，党委定下『内外有别』的原则」；「面对学生压力时，陈传纲成了第一个被抛出的党内对象」；「王零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搞「红缨枪」、搞徐震，就是要搞党委」，但当「更多学生对党委及各系总支提出疑问。在此压力下，复旦党委抛出徐震，并表示对徐的问题早有察觉，只是决心下晚了」等等。
据此，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初期复旦党委「转移目标」，均是在学生「斗争锋芒」的「压力」下实施的。那么，这些学生的「斗争锋芒」和「压力」从何而来呢？无疑是前述中提及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定下的方针。颇为可惜的是：樊君在掌握并梳理了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却只看到了「斗鬼」风的面相，而没有读破其背后更复杂的本相，以至史实的铺展与立论的建构产生了脱节，甚或出现了自相矛盾式的抵牾。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樊君与之对话的马若德和沈迈克的观点更接近大势和史实，应该是在位和在理的。而复旦文革初期的所谓「个案」，与上海及全国各高校的运动轨迹相吻合，并无「特殊性」，应该是「常态」。
＊本文系商榷性的稿件，故采用樊君文中的语句均加引号，不再注明。
征引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卷五。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本）。 金光耀，〈文革爆发之初的基层党委－－以复旦大学为例〉（未刊稿）。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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