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民按：
今天是吴宓先生驭鹤44周年。
湛江湿冷的空气中，笔者记起了河南大学刘炳善老师——他是吴宓先生的学生，而且有过“密接”：刘老师大二上完，由重庆大学转学北大，时任外国文学老师的吴宓先生专门给汤用彤、朱光潜等三位先生写了“推荐信”。
从1981年认识刘炳善老师，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及吴宓先生。2007年暑假又去开封看望刘炳善老师，他送我一箱子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书籍，是为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讲中国当代文学准备的，其中就有黄世坦编的《回忆吴宓先生》，里面收录了刘老师回忆吴宓的文章，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年10月，师弟沈卫威出了《吴宓传》（东方出版社），我到北京参加了首发式之际获赠，回河南的火车上读完。可以说，笔者对于吴宓先生的认识，是从刘老师送的书和师弟的传记，得到了全面的印象，其他演绎与艺增式的“传奇”，笔者是不太相信的。
记得2007年，在星岛环球网旗下的“敏思博客”上，笔者写过一段“学生眼中的吴宓先生”。后来该博客网站停办，文字也没有留下。所幸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朋友把《刘炳善文集》——六册120多万字——的书稿寄来，邀请笔者做特约编辑，手边还有刘老师的回忆文字。今天用四个小时一一录入，奉献读者，既是献给吴宓先生的一瓣心香，也是感恩刘炳善老师——他2010年12月离去——祝两位先生的灵魂安息。
2022年元月17日于广东文理职业学院紫荆苑
忆吴宓先生
刘炳善
我是吴宓先生晚年的一个学生，于1949—1951年间，在重庆大学外语系听过他的课，课外也找过他。从那以后，将近40年过去了，仍然不断想到他，觉得他是一位值得怀念的老人。
上中学时，就知道吴宓这个名字，那是从关于五四时代新旧文学之争的文章里碰见的，知道他那时是“学衡派”，属于守旧的一方。因此，留下的印象里有一定反感，因为我是拥护五四新文学的。另外，还见过中华书局出的一大本《吴宓诗集》，翻一翻，看不懂。此外，也从报刊上看到过关于他的零星小故事，多半是从西南联大传出来的。
真正与吴宓先生见面、认识，却是到了1949年秋冬之际，在解放前夕的重庆大学。那时候，我是外文系的学生，刚休过一年学，在梁漱溟先生办的北碚勉仁中学教了一年英文，又回重大复学。听说吴宓教授上我们的课，我就去听了，还曾留下这么一段印象记：
“一位身材不高、身穿旧灰布长衫、黑瘦但很有精神的老教授在给我们上课。这位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洋古典文化、古典精神和浪漫精神奇妙结合的一个典型。他在一间破旧的教室里向我们讲述欧洲文学——从希腊罗马讲起。当他说到罗马Roman Empire(罗马帝国)这个字眼的时候，他的眼神闪出异样的光彩，他那件穿着旧衣布大褂的双肩猛然一耸，他那说话的调子高昂而自豪，仿佛那罗马就是他的‘帝国’，他自己就是一个‘凯撒’似的！这样一位方正的老学者，却不失童心，在课堂以外又是同学们的朋友。年轻人到他那里，谈谈自己的心事，一定能得到一些鼓励和安慰。在谈话中，他常常引用《红楼梦》，因为他除了是西洋文学的权威，还是一位红学家，对这部奇书熟极了，随口就能一小段一小段背下来。
“每想起这位可敬的老人身穿破大褂给我们纵谈希腊罗马文学的情景，我就不禁佩服他对于学术的那种纯朴的挚爱，并且感谢他在我心中点燃的对于文学和历史热烈爱好的火焰。”
提起他那件破旧的灰布大褂，我曾听有的女同学笑着说：吴宓先生一回到住室，总要把它叠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压在枕头下面；可是，那件大褂是“整而不洁”，因为吴先生长期一个人在外过着单身生活，自己照顾自己，生活上的事也就不可能料理得那么周到了。——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他个人生活的清苦和孤单。
他那时住在松坡上一个非常简陋的房间里，我曾去找他请教过关于读书方面的问题。当时我正读着英文《圣经》，对其中的文学部分感到入迷，特别是对《传道书》、《雅歌》和《耶利米哀歌》，觉得那简直就是外国的《道德经》、《国风》和《离骚》。同时，我还读着在我国民间流传甚广的一部怪书——《增广贤文》，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谚语格言杂集，简直像是《圣经》中的《箴言》，不过不像《箴言》里说的那么高玄，而是完完全全把鼻子贴住地面，贴住世俗。吴宓先生对于《增广贤文》也颇感兴趣，他把我带去的那一本留下看看。关于《圣经》他向我介绍了牛津大学出的“Helps to the Study of the Bible”（《圣经研读指南》，但那本书我没有找到。
再次与吴先生接触，就到了解放以后1950—1951年间。他给我们上“小说选读”，教材是Zephyr Books(西风丛书)中的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他和这部小说好像关系不浅，因为早在抗战以前，他就曾经校阅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缤（杨刚）译的中文本。
这时候，解放前夕的混乱早已过去，学校里的秩序安定下来了，我们除了听他的课，还在课外找他，不管学习方面、生活方面的事都去问他，而他也竭诚以告。在这些接触中，我觉得吴宓先生是一位非常可敬可爱的老师。“垂老能游少年群”，可以说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老人。但总以平等的态度，直率、认真地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绝无摆出教师架子训人之事。当时我曾学写英文诗，把自己拙劣的作品拿给他看，他认真地批改，用红笔标出哪一行Not in rhyme（韵不合），又批示道：“多读少写”。这话太对了，至今我认为他仍是学诗的一条金科玉律。无论是对中国诗还是外国诗。有一次，我陷入到青年人的灾难——恋爱的苦恼之中，用英文写出了自己当时极端痛苦的心情，题目是A Cup of Bitterness （一杯苦酒）。吴先生看了表示同情，他先说了一句佛语来开脱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接受，心想为什么要入地狱，我要幸福！但没有说出口。吴先生似乎理解我的心情，又在我的小文章后面写了一句富有哲理意味的批语：Remove the cup yourself（自己的杯子拿开吧）。他还解释说，解铃还是系铃人——生活中遇到诸如此类的个人痛苦，要消除，自然得有一个理智化的过程，但归根结底是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的。现在，事情自然早已成为过去，不过，回想起来，我仍感谢吴宓先生的这种对青年人的理解和爱护的态度。
师生关系近了，有时候出于年轻人的调皮心理，我就想给老师开个玩笑。有一次同学们出墙报，我用英文写了一篇小文章，题为prof.Wu Mi——实际上是用文字为老师画一幅漫画像。在文章里，我把吴先生比作一座古堡，在这座古堡里，亚里斯多德与孔夫子握手，菲尔丁与曹雪芹聊天。我怕他不高兴，发表前先拿给他看看。他倒挺感兴趣的，改动了个别文字之误，并把题目中的省略词prof改为Professor,就让我发表了。不料这篇小文章发表后，却惹恼了办公室里的一位助教先生，他把我叫去一脸愠怒地说我把吴先生比作古堡，讽刺他是“顽固堡垒”云云。这是从哪里说起？用王尔德的话来说，碰上了“缺乏想象的人”，真是没办法。不过上帝作证，我对吴先生绝无不尊重之意。古堡这个比喻对我来说也不含任何贬义。重庆大学的工学院就是按照欧洲中古城堡的风格建筑的，那是母校的一景，恰与理学院的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互相辉映，同样为我欣赏。况且吴先生自己并没有说什么，我们之间的师生感情根本没有因为这篇小文章而受到任何影响。
“生命之树长青，理论是苍白无力的。”由“学衡派”而引起的反感，在与吴宓先生本人的实际接触中，早已不知不觉地冲淡了。说的再明白一点，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各有自己的看法，老师仍然是老师。
1980年5月，在杭州开会，偶然和戴镏龄先生谈起吴宓先生。戴先生也说：“吴先生外表是古典的，内心是浪漫的。”——我觉得凡是既受过中国古典文化熏陶，又接受过西洋文学影响的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特点，只是这“古典”与“浪漫”两个名词的含义自然应该是广义而非狭义的。
我的大学生活过得很不安全。到1951年暑假，“游子思归”，我念起我那北方的家乡了，于是离开四川，到北大考转学生。行前，我向吴宓先生告辞。他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去见他在北大的三位老朋友汤用彤、朱光潜和另一位先生。在一片四四方方、比巴掌略大的白纸上，密密写满了他的方方正正、一笔不苟、带点朴拙味道的毛笔楷体字，没有信封。我把这一页信从重大带到北大（那时还在沙滩），交给当时担任北大教务长的汤用彤先生。老先生看看信，笑了。
转学考试主要是写一篇英文作文，卞之琳先生主考。我录取了。但是由于肺病未愈，不能入学，只得回到河南，从此就结束了我那断断续续的大学生活。
远在重庆的吴宓先生仍记挂着我这个学生。凑巧，在破纸箱里保存着的一封旧信——重大外语系同学王世垣在1951年10月8日写给我的，其中说：
“吴宓先生听说你考上了北大三年级，立刻喜形于色，而且顿足，说：‘刘炳善这个学生到底是好！’再听说你因病而没有入学，他就叹息，认为北大太无情了。”
吴先生对我的关怀，至今仍使我深深感动。他对我的夸奖只能使我惭愧。我这个人心粗气浮，长时间生活不安定，功课实在没有学好，而且现在想补也补不起来了。
去年见到朱虹同志，她说她在50年代初从辅仁转到北大，也曾因病不让入学，但她力争了一下，就入学了。我想当初真应该也“争”一下，进北大再念念书的。不过那个时候北大教务处一位女职员拿话来激我：“一个年轻青年人，出路多的是，上不上北大，有什么关系？”我一赌气就回河南了——好，这一回，就是38年。
从那以后，我也就失去了与吴宓先生的联系。
又听到他的点滴消息，是在“文革”后期的70年代。河南大学的李敬亭教授（老北大毕业生，也是吴宓先生的学生）告诉我，他的一位老同学说，吴宓先生在重庆，后来和他的一个女学生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女同学身体很弱，去世了，接着他的小孩子也死了。还说：吴宓先生70年代曾到北京，洗了几十张他自己的一寸相片，见了老朋友，一个人送一张，并且说：“Iam a man of few books.”——这件事，这句话，倒很像他的脾气，他的口吻。不过，我可没有资格去翻译他那句英文。
1979年冬，见到重大外语系老同学江家俊。他告诉我吴宓先生的另一件轶事，三年困难时期，吴宓先生在重庆西南师院中文系讲古汉语。举例时冲口说了一句：“三两尚不足，况二两乎？”——诗人“情发乎中，而形于言”。但在那时候可不管什么“诗言志，歌咏言”，立刻受到批判。
1987年春，在太原拜访常风教授。他告诉我，吴宓先生晚景凄凉，眼睛失明，从四川回到陕西，依靠一个老妹子照顾他，最后死在西安。我听了很觉得难过。
前几年，从李敬亭教授处抄过吴宓先生抗战初期写的一首旧体诗，转录如下——
大劫（一首）
廿六年十二月于南岳吴宓
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
魂归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
入郢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
唯祈更始全邦命，万众安危在帝心。
（原注：顾亭林诗：“楚人已焚麋，庶几歆旧祀。”用《左传》。）
李敬亭教授评云：“吴师的诗，忧国忧民，对国难深重，深为关注，笔力雄厚，如真金璞玉，真不愧为老手。”
我以为，从这首诗从可以看出吴宓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炽热感情。
吴宓先生是一位严谨、方正的学者，一位慈祥、热情的老师。仅就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领域而论，好几代人都曾受过他的教诲。至今，无论是年迈苍苍、名满中外的专家学者，还是像我这样才学浅陋、微不足道的人，都难以忘记这位既有独特个性又心地纯朴善良的老人。现在，他已经成为古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于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地位，我们应该以给予全面、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的遗著，应该认真搜集、整理、出版，以供研究。作为吴宓先生的一个学生，我觉得，我应该从老师身上学习他所具有的一切好的东西，而不应苛求他所没有的东西，这样才能从前辈那里吸收到更多的精神养分。
——1988年10月12日写于开封。
1990年1月26日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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