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查外资投行聘用“官二代”

 宋林案的曝出,让人们看到了外资投行由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到雇佣官员情妇的升级,因为情妇无疑比子女更有隐蔽性。

 

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华尔街日报称,美国监管部门已扩大了对大型银行在亚洲招聘行为的调查,该报称消息来自知情人士。

据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在今年3月初向包括瑞士信贷集团、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和瑞银在内的一些公司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在亚洲招聘方面的更多信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这些银行是否招聘了与业务有关联的政府官员的亲属,从而违反了反贿赂法。

该项行动标志着去年启动的一项调查范围被扩大,该调查曾涉及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在海外的招聘行为。目前,这家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仍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检察机构所开展的刑事和民事调查重点。

知情人士称,上述调查已令亚洲的银行业人士惊惶不安,一些银行还放弃了部分可能受到美国调查人员审查的潜在交易。

 

聘用有人脉的新手有越腐败之雷池的风险

去年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向至少六家银行发去信函,寻求获得他们在招聘行为方面的信息。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在寻找有关银行在亚洲招聘的更多资料,例如是否存在针对有影响力官员子女的特殊聘用程序。

美国反贿赂法赋予SEC对美国企业或在美上市企业的民事执法权。执法机构往往会对企业在全球各地的员工或代理的不当行为提起诉讼。反贿赂法禁止企业为获取或维持业务而向外国官员以及国有企业员工行贿。

美国政府追查过的涉及金融公司的反贿赂案并不多见。一个例外是2012年针对摩根士丹利前高管的民事和刑事指控。该指控称,他秘密为自己以及为银行介绍业务的中国官员谋得了房产。

后来,这位前任高管与SEC达成和解,但向一家刑事法庭认罪,然后被判入狱九个月。当时摩根士丹利并未受到不当行为指控。

据悉,目前调查人员仍在搜寻证据,试图证明该行招聘不适合员工与该行赢得一项新合约或其他新业务有关。有关法律专家说,这种以招聘换取商业授权的交换条件可能违反美国法律。

曾在华宝银行(S.G. Warburg)、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担任驻香港投资银行家、拥有19年经验的裴达希(Philippe Espinasse)说,虽然聘用有人脉的新手并非鲜见,但银行家们有越腐败之雷池的风险。

他说,如果你聘用了某人的儿子或女儿,然后一两个月之后你就神奇地获得了他们的授权,那就会引人质疑是否合法。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今年3月瑞银让一名驻香港的高级银行家复职,之前此人因聘用与一家向瑞银提供业务的中国公司有关系的员工而接受内部调查、暂时停职。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遭调查

据报道,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于政府官员的定义显得极为宽泛。在中国,受到FCPA关注的政府官员,并不只限于在政府机构任职的人员,还包括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拥有相应职权的人员。

实际操作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据媒体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反贿赂部门在去年5月曾要求摩根大通提供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宁(音译)和原铁道部运输局前局长张曙光之女张西西(音译)等人相关的文件。

在张西西的案例中,SEC要求摩根大通提交的文件“能指认出与雇用她的决定有关的所有人员”。唐双宁虽然曾经是银监会副主席,目前任职的却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但也遭受了调查。

在中国发展的外资企业,经过在华多年的摸爬滚打,渐渐了解了这个充满人情世故的国度。在这里,某些时候,“情”也能成为一张通关令牌。越来越多的企业打通关系,走上通往成功的捷径。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一种手段就是直接行贿,如近期媒体披露的葛兰素史克、赛诺菲等跨国药企的行贿案;另一种手段就是像摩根大通那样通过高薪雇用高官子女,达到变相行贿的目的。

相较于此前跨国公司向中国官员提供贿赂的问题,JP摩根案可能成为一个起点,即通过调查雇用在华官员子女的问题作为线索,发现更多的贿赂或者腐败案件。

 

美国海外反腐再为中国官员敲响警钟

就在国内反腐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的海外反腐再为中国官员敲响警钟。伴随摩根大通被媒体曝出因雇佣国内官员子女遭遇美国执法部门调查时,有关专家预计“会有更多在国际顶尖投行工作的中国官员的子女引发类似调查”。

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律师告诉记者:“美国海外反腐败的主要执法部门在美国证交会和司法部,主要处理与海外贿赂及会计账目相关的案件。不过,每次调查并非空穴来风,往往是因为有人举报才启动。”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被调查企业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同行业均有类似行为的发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会对同类型、同行业的并且与该公司采用相同模式或使用相同代理商的公司进行调查。”这也就是说,如果JP摩根在接受调查表示该问题是行业的普遍现象,那么更多的在国际投行工作的国内官员子女可能都会遭遇这种显性或者隐性的调查。

有迹象显示,与越来越多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相一致,越来越多的官员子女选择了在更具国际性和开放性的金融行业任职,包括基金、投资银行、国际性咨询机构等。

由此,这些官员子女的资质是否符合雇佣者的要求,是否存在由此为雇佣者带来相关业务及利益输送等行为就成了调查的焦点。而在这些焦点之外,美国海外反腐败的纵深性及其广度同样值得国内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美国通过加大资金和在人力上的支持力度,逐渐强化自己的海外反腐力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更是宣称,海外反腐是其非常重要的执法方向。

 

外资投行雇佣中国官员情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摩根大通因雇佣中国官员子女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风波尚未平息,华润集团宋林案再次牵扯出了瑞士银行、瑞士信贷或通过雇佣宋林情妇杨丽娟进而获得央企巨额项目的内幕。

由雇佣“子女”到雇佣“情妇”,足见外资投行在获得中国官方(来自政府和国企层面)项目上的不遗余力,来自Dealogic金融服务信息的数据显示,在杨丽娟加盟瑞银之后,瑞银为华润处理交易总规模由不足8.5亿美元骤然膨胀到77亿美元。

显然,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或情妇是获得巨额利益的便利通道,但此举却与欧美纷纷颁布并强化执行的《反海外贿赂法》背道而驰。“这些外资投行仍没有建立起足以防患腐败或贿赂事件发生的内控机制,在利益面前,其内控机制竟然如此脆弱。”来自欧洲投资银行反腐败监管部门的一名官员如是表示。

目前,来自瑞士银行内部的消息显示,“瑞银总部已经拍板由法律及合规部内部调查杨丽娟,而调查的重点则在于对杨丽娟的聘任过程,以及杨丽娟任职期间可能帮助宋林进行的资产转移和洗钱行为。”

瑞银内部的消息也显示,杨丽娟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就是与瑞银的企业客户进行沟通联络,其中一些客户是中国内地的国有企业。同样,在2009—2012年杨丽娟供职瑞信期间,其主要工作职责也是处理与华润的关系。

据举报宋林的新华社记者王文志表示,杨丽娟曾帮助宋林将非法资产转移至境外。“杨丽娟坐拥超过10亿元的资产,一些资产属于自己名下,还有一些则使用其亲戚的姓名。杨丽娟的资产包括苏州、常州、上海、香港等地的高端物业,还有存在境内外银行的存款。”王文志称。

宋林案的曝出,让人们看到了外资投行由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到雇佣官员情妇的升级,因为情妇无疑比子女更有隐蔽性。雇佣情妇,一方面让外资投行获得巨额收益,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寻租的国企负责人获得了腐败和洗钱的机会。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不少的海外收购项目中,我们所收回来的股权,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外资投行或其他第三方机构转移到了个人的名下,当然,外资投行也从中分得了巨额收益。”

“敢于这样做的并不是普通的官员,有些国企负责人甚至也不过是‘代理’,这也是我国很多海外收购项目多年来难于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收购并非是从企业的经济收益上进行考虑的,而纯粹是进行资产转移的工具或者路径。”

业内人士表示,“宋林案提醒国内负责海外资产监管的部门和审计部门,严查外资投行参与的国企腐败行为应该成为接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事实上,严查投行腐败正成为全球的一项共识。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如何更好地严查外资投行参与的国企腐败路径,不至于在全球情报交换体系中处于尴尬地位,也成为一项亟须提上日程的工作。

(压题图片原载金融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