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 为窥探贫困问题找到支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解释称,迪顿今年因互有联系的三方面成就获奖:1980年前后与合作者(John Muellbauer)一起建立的估计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的经济模型;1990年前后独立完成的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联系的研究;以及此后几十年借助家庭调查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贫困状况的测度。可以说,安格斯·迪顿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找到了重要“支点”。


北京时间2015年10月12日晚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和福利”领域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解释称,迪顿今年因互有联系的三方面成就获奖:1980年前后与合作者(John Muellbauer)一起建立的估计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的经济模型;1990年前后独立完成的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联系的研究;以及此后几十年借助家庭调查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贫困状况的测度。可以说,安格斯·迪顿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找到了重要“支点”。


“普林斯顿计量双塔”之一


1945年,安格斯·迪顿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作为亚当·斯密的“老乡”, 迪顿并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出生于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家贫只能从事最底层的挖矿工作,梦想是能从地底逃亡来做地上的工作,后经过努力,终于成为一名排水工程师。为了一代要比一代强,父亲为后代规划人生,他说服迪顿的老师帮迪顿补习,送迪顿读私立学校,(一学年学费比父亲一年收入都要高)。迪顿不负所望,考上大学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取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74年)。随后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在那里的职务包括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理查德-斯通爵士和特里-巴克菲茨威廉学院的研究员和研究主任等。1983年。迪顿转到美国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  

目前,这位70岁拥有英美双重国籍的的学者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Dwight D. Eisenhow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而且,其夫人Anne Catherine Case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有许多重合的地方:发展微观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等。

迪顿经历十分丰富,曾在很多国际著名机构和团体中任职。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年至2006年)、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2009年,迪顿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2014年4月,迪顿入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士;2015年4月28日,迪顿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还曾获得过其他奖项。1978年,迪顿被授予弗里茨奖章,是该奖首位获得者;2012年,因为在消费和储蓄理论以及经济福利度量方面的研究成果,迪顿获得西班牙对外银行基金会经济、金融和管理经济先锋奖。现在,安格斯·迪顿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以及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

迪顿原本是一位数学家,后来因为对人类经济行为非常感兴趣,才决定进入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学习经济学。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称“国民收入核算之父”的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创建的(还得到了凯恩斯的帮助)。斯通是迪顿的导师,对迪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迪顿是将计量经济学应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他与另一位201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称“普林斯顿计量双塔”,在计量经济学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重新将经济学带回现实世界”


几十年来,迪顿的专注方向为健康、贫困和不平等,并从衡量贫困到个体消费决定,从全球不平等到对外援助,其研究横跨了经济学的许多不同方面。作为一名微观经济学家,迪顿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在经济理论界,迪顿堪称“教科书级”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他早期在消费行为上建立一套很好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系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内容。

通过以上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迪顿主要回答了三个核心问题:

一是消费者如何根据不同的商品分配支出?解答这个问题不仅对解释和预测消费模式十分必要,也对评估政策变化(比如改革消费税)对不同群体所享福利的影响十分关键。在1980年前后的早期研究中,迪顿发展出“近乎完美的需求体系”这一理论,用简单而灵活的方式评估整体商品价格和个人收入对每件商品价格的影响。他的理论和后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修正现在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评估所使用的标准依据。

二是社会收入用于开支和留存的比例是多少?为了解释资本积累和商业周期的量级,人们有必要理解收入和消费在一段时间里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1990年左右发表的一些论文中,迪顿发现,如果从总收入和消费数据开始研究,当时通行的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真正关系。相反,应该探讨的是单一个人如何根据自己收入调整消费,而这和总收入水平的波动方式截然不同。迪顿的研究清晰揭示出,对个体数据的研究对揭开综合数据模式之谜来说是多么重要。从此以后,这一方法已被广泛用于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中。

三是怎样对福利和贫困问题进行衡量和研究?在最近的研究工作中,迪顿强调,对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测量方法可用来解释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他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在比较不同时期和地区贫困程度时所遇到的重要误区,也证明巧妙运用家庭数据有助于解释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和卡路里摄入的关系、家庭里性别歧视的程度等。迪顿对家庭问题研究的重视已经让发展经济学从单纯根据综合数据进行理论研究,升华为依据详细个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今年,安格斯·迪顿凭借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而获奖。这一串议题相对冷门,似乎远离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若放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贫困化,尤其发达国家的贫困化明显加剧的大背景下看来,迪顿此次的获奖,正是一次很接地气的颁奖。同时,也许是在提醒人们,在目前全球市场振兴乏力的状态下,经济学的研究更应该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而就在此次诺贝尔经学奖颁布之前不久的10月4日,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调高了贫困线,把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从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即便如此,2012年至2015年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仍为7.02亿。而诺奖颁布之后的10月17日也是第二十三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贫困的定义其实就是人的消费水平高低。显然,通过实证方法对消费这个领域的研究,从研究领域到治学方法,迪顿都堪称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经济学家。也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价迪顿,“重新将经济学带回现实世界”。


解开财富、幸福和贫穷的密码


财富、幸福、贫穷,除了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外,更是哲学、伦理学中研究的重要课题,是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寻求答案的世界性问题、人类性问题、终极性问题。这三个重大问题,有着不同的衡量评价标准,而且三者互相关联、互相纠缠,是历史上乃至现当代人类矛盾、冲突甚至产生战争和暴力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人类一直渴望解决这些问题,让财富分配公平合理,让幸福遍及所有人,消除贫穷、不平等,尽管千方百计试图通过不同制度、方法、策略和措施,提出许多理想愿景,但困惑犹存,问题还在。

迪顿的获奖,再一次表明了西方经济学界对福利经济学的重视,表明了人们始终没有忘记发展的目的及其重要性,也没有忘记个人的消费需求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迪顿是消费研究大家。最初迪顿主要关注消费者行为,分析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他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是《消费者需求模型及其在英国的应用》。1980年,他和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一书出版,立即成了经典著作,它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理论及结果进行了全面总结,阐明了消费者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随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简称“AIDS”)一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 ,展现了对个别商品的需求如何依赖于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这个系统后来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这篇文章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被引用高达4000多次,这套方法及其后来的演进也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的标准工具。

此后,在对收入和消费进行研究时,迪顿发现了“迪顿悖论”。宏观经济学传统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的波动要比收入的波动更为平滑,其解释是,消费是由其永久收入决定的,由于永久收入的波动比当期收入小,所以消费的波动要小于收入波动(即更加平滑)。但是,许多学者在对收入的长期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后发现,收入通常是一个“一阶自回归过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

人今年的收入增长较快,那么一般来说明年的收入也会增长较快。对此,迪顿追问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因为永久收入是所有各期收入的均值,它的波动就会大于当期收入的波动,然而这样一来,如果消费真的由持久收入决定,那么从理论上讲消费的波动就应该大于收入的波动了。这个发现被称为“迪顿悖论”。迪顿指出,要化解这个悖论,就需要研究个体的收入和消费,用个人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宏观的消费行为,而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却与平均收入和消费完全不同。

1990年左右,迪顿主导消费与收入间关系的研究,1992年,他出版了《理解消费》一书,介绍了90年代初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理解。他进一步发展了诺贝尔奖得主弗朗哥·莫迪利亚尼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联系的研究,以求理解收入变化如何驱动消费变化。他警告说,不要使用整个经济的汇总数据为重要决策提供依据,并且证明了解不同消费者群体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他们的年龄或收入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上世纪80年代,迪顿的研究方向还扩展到经济发展领域,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策问题。1997年出版的《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一书中,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他利用这种家庭调查数据方法,分析了数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性问题,他为测量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做出了贡献,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也从单一的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

迪顿从研究消费问题起步,由于消费是衡量贫困和生活标准的重要指标,迪顿后来又转向贫困、决定健康的因素和福利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他的《胜利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一书。比尔·盖茨曾评价他的著作说:“如果你想了解人类的总体福利水平为何经历了如此大的提升,可以读读迪顿的书。”

以往,发展经济学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国民账户总量数据进行的分析。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实证研究领域,其基础变成了来自单个家庭的详细数据。迪顿是这个伟大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一个例子是,长期以来,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低收入导致低卡路里摄入,而营养不良的人当然不可能尽展才智去发家致富,从而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样一来,向穷国提供国际援助时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援助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增加仍然不能导致卡路里摄入量明显增加,那么就应该直接援助粮食。迪顿关于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但是另一方面,营养不良导致贫穷这个假设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换句话说,营养不良主要是低收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安格斯·迪顿逐渐解开了贫穷的密码。他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也就是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因之一。安格斯迪顿曾经在普林斯顿写的文章中举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即使在印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也频频出现旷工(并且不会受到惩罚)。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

类似地,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安格斯迪顿持有的核心观点是,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同时,安格斯迪顿指出,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

总之,人类的发展史,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部消费的历史,就是摆脱贫困的过程。一个历史时期和阶段,人类的财富、贫穷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或许相对缓和一些,而另一个历史时期和阶段这些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或许会更加突出、尖锐。所以,人类在财富、幸福、贫穷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一直摆在人类生活面前。因此,不能回避它们的存在,必须适时客观、理性、全面、认真地对待和解决。这正像安格斯·迪顿所说,面对社会的不平等、财富分配不均衡,尤其是世界上严重的贫穷,他要求自己“不当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并没有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人来说,情况糟糕极了,现在世界上仍有很多成年人和孩子身处贫困当中”,人类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