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利特尔大营救

美国空军杜利特尔中校（前排左四）及机组人员与救助他们的中国朋友在浙江临安的合影

1992 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办公室接见救助过美国飞行员的朱学三（右一）等5 位老人

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太平洋上空乌云密布，风雨交加。一艘美国“黄蜂”号航空母舰，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到距日本本土650海里的海面上。晚10时许，16架B25型轰炸机从“黄蜂”号腾空而起，直飞日本本土。

这天晚上，杜利特尔轰炸机队接连轰炸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城市。日本人做梦也没想到，一贯绝对安全的日本本土会遭到轰炸，不祥的预感悄悄袭上许多人心头。

B—52轰炸机队迅速飞离日本，飞向中国东南沿海方向。

按照原定计划，轰炸机队要到浙江衢州机场加油后返回。然而，由于空中与地面失去了联系，轰炸机队无法着陆，紧急情况下，队长杜利特尔命令所有人员弃机跳伞。

16架飞机中，有15架全部坠毁在中国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大片区域内，75名机上人员跳伞后，8人落入日军手中，其余67人大多被中国人救起。

这就是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杜利特尔大营救，成就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救人故事。

1号机上的帕特尔和勃莱茂尔两个飞行员，离开飞机后，落入浙江临安苕云区的山上。次日清晨，当地的抗日自卫队员发现了他们，开始还误以为是日、德、意“轴心国”的人而将他们牢牢捆住。他们急忙用英语解释，可对方听不懂，僵持之时，匆匆跑来一位年轻人，说自己叫朱学三，是附近乡村的教师，粗通英语。 

通过朱学三，很快搞清了帕特尔和勃莱茂尔的身份，误会消除，自卫队将帕特尔等人护送到浙西行署。

杜利特尔本人遭遇有些尴尬。他跳伞之后，落入田间的粪池里，当地百姓把他从粪池拉出来时，一身臭气难闻，赶紧为他冲洗，换衣服，然后护送到浙西行署。

15号机上的华特、韦力姆斯、赛洛、赛司洛4人，落在了浙江象山小岛檀头山的海湾里，凭借良好的水性，当晚游上了岸，看见一间农舍亮着灯光，便摸进了这户人家的猪羊棚。

 户主麻良水和妻子赵小宝，晚饭后听到一声巨响，判断是飞机坠毁的声音，不知是福是祸，赶紧往山上逃——这是战争年代中国老百姓躲避战乱的惯用办法。

上山后，许久发现没有动静，又乍着胆子回到家里。听到猪圈里有动静，走近一看，只见4个美国飞行员蜷缩在一起。

“美国人是帮咱中国人打日本人的。”赵小宝夫妇明白这个道理，赶紧把飞行员请进屋，忙着给他们生火烤衣做饭。

与此同时，附近的日本兵也嗅到了气息，上岛搜查。

麻良水急中生智，迅速将美国人藏进了夹墙，躲过了搜查。

第二天，15号机的另一名飞行员，也被找到。

麻良水雇了一条舢板，让他们换上当地渔民的服装，巧妙避开日军的封锁线，将5位美国飞行员送到了安全地带。

 临别时，5个飞行员紧紧握住麻良水的手不肯松开，感激之情溢满脸庞。 

3号机领航员奥苏克跳伞后，落入遂昌山区，被当地百姓刘芳桥救起，并护送出山。沿途多是陡峭的山路上，刘芳桥且扶且背，步行了整整一天，终于将奥苏克护送到目的地。

最让美国飞行员忘不了的是陈省几、陈慎言一家。

7号机在三门湾大沙村岩礁区坠落后，5名机上人员有4人受了重伤。闻声赶来的渔民将他们救上岸，紧急护送到三门卫生院抢救。由于卫生院设备简陋，院长任超民又向临海恩泽医院求援。

恩泽医院院长陈省几抓紧安排，派自己的长子陈慎言和妻子张雪香，雇了一顶轿子，急行8个小时，从100多里外的三门卫生院，将5位飞行员拉回。陈慎言一家和美国随队医师华特精心护理，特维伯、麦克罗、克雷文的伤势很快稳定，随后，陈慎言又与华特一起，成功地为生命垂危的劳森施行了锯腿手术。

随后，浙江省政府安排，由陈慎言医师护送美国飞行员去重庆。途中接到新的指令，转道向昆明进发，两个多月后，终于到达昆明。

陈慎言半年多后才回到自己的家里。

为了感谢陈慎言一家的救命之恩，1945年3月，美国国务院邀请陈慎言赴美留学。劳森回国后，写下了《东京上空30秒》，文中以大量篇幅对陈慎言一家的救命之恩作了详尽的描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利特尔轰炸机队的战友们重新会聚在一起，45名幸存者成立了杜利特尔轰炸机队协会，这个协会后来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威望极高的社会团体。

杜利特尔协会每年都要举行庆典活动， 每次聚会，一个重要的话题，便是缅怀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久而久之，中国人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在美国同样流传甚广。

最为有趣的，是杜利特尔大营救故事里套故事，说来特有意思。

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在复旦大学作讲演，他说：“当法西斯军人席卷亚洲的时候，我们和你们并肩抗敌。杜利特尔将军率领轰炸机队飞越半个地球前来助战，有些飞行员在中国上空机毁人伤，你们把他们藏起来，照料他们，给他们包扎伤口，你们救了他们很多人的性命……”各地报刊纷纷转发里根讲话。

一位浙江的中国老人曾健培，留意到了讲话中的这一细节。

5年后，曾健培突然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了杜利特尔在美国接受总统和平奖的消息，再一次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立即拿起笔，给杜利特尔将军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杜利特尔得到的荣誉表示祝贺，并告诉他，自己曾参与过救助11号机飞行员的行动，机长叫格兰宁、副机长叫莱德，并希望得到机长等5位飞行员的家庭地址。

由于没有杜利特尔在美国的地址，这位47年前当过军邮站主任的“老邮政”，在信封上写下：美国，华盛顿邮政总局转杜利特尔将军收。”

信寄出去不到一个月，曾健培便收到了杜利特尔的回信。杜利特尔在信中说：“谢谢你们已经为时过晚，在1942年4月间，由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的性命才能保存下来。”信中杜利特尔还告诉曾健培，11号机上的格兰宁、莱德和噶登纳已经阵亡，波尔茨和凯柏勒幸存于世，同时告诉了波尔茨和凯柏勒的地址。

从此以后，精通英文的曾健培与美国朋友续上了中断47年的友情，充满激情的“飞鸿”成为跨越太平洋的感情桥梁，两国老人把为异国朋友写信视为最大的乐趣。

就在曾健培与波尔茨等人频频通信的时候，一支寻找中国恩人的队伍开始在美国整装待发。

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总裁副穆恩是杜利特尔将军的朋友，自从听说过中国人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后，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到中国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穆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美国还从来没有对中国人民为它做过的事说过一声“谢谢”。

1990年9月，在穆恩的组织下，一支由5人组成的考察团来到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中国恩人，并确定1992年赴美参加50周年庆典活动的人选。

当年号机上的领航员帕特尔，代表40多位杜利特尔机队的幸存者，参加了这次寻找恩人的活动。

 令帕特尔高兴的是，当年营救他的朱学三老人还健在。朱学三取出一块腕章递给帕特尔时，帕特尔激动得热泪盈眶——帕特尔与朱学三分手之际，从手上摘下了这块表明身份的铂质腕章，送给朱学三留作纪念，想不到事隔48年后，这块被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腕章，重新回到了自己手上。

这次中国之行，为18个月后的中美老人重逢奠定了基础。

1992年3月13日，一架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徐徐降落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机场。5位中国老人陈慎言、朱学三、曾健培、赵小宝、刘芳桥依次走下飞机舷梯，穆恩先生夫妇和杜利特尔协会的代表立即迎上前去握手、拥抱。

几乎所有的美国公民都知道了中国恩人的来访，在飞机上，在雷德温市圣·詹姆斯宾馆，在湖城中学，在丹佛空军学院……中国老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超乎寻常的欢迎。

5位中国老人平均年龄77岁。为了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美国100多位医生组成了志愿者队伍，随时为老人提供服务。几位美国老太每天一早便赶到中国客人的下榻处，为中国朋友烹饪可口的早餐。在中国老人的居住地，时常有人打电话来询问：能不能上我家住宿？能不能让我为你们驾车？……美国人民把中国老人视为英雄，视为恩人，为英雄和恩人服务是一种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