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驻华大使北京秘闻(上)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华盛顿一共向北京派出了11位大使。这些驻华大使亲身经历过美中关系的风风雨雨,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也是历史见证人。近日,美国之音发表了《解密时刻:出使北京秘闻》,披露了温斯顿·洛德、芮效俭、尚慕杰、洪博培等四位前美国驻华大使鲜为人知的经历。本报分上下两次转载,以飧读者。
◆ 温斯顿·洛德 ◆
邓小平警告:你在惹麻烦
温斯顿·洛德:“我外交生涯中有许多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我参与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1971年7月随同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到中国北京的秘密旅行。美国22年里没有任何官员访问过中国。
“当巴基斯坦为我们提供的专机接近中国边界时,我走到机舱前面,这样我就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当时基辛格博士在机舱后面。”
李肃:温斯顿·洛德亲身参与过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与中国关系解冻的整个过程,并且陪同多位美国总统访华,也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可以说,温斯顿·洛德是当代美中关系的见证人。他说,在北京担任大使期间,美中关系处于黄金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也相当宽松。美国大使馆经常可以邀请一些改革派人士,甚至持不同政见者进入馆内进行交流和讨论。洛德和夫人、小说家包柏漪还常常受邀到智囊机构、民间团体访问,到高校发表讲演。
1988年6月1日,洛德大使和夫人包柏漪到北京大学,和现场的学生们展开讨论。
温斯顿·洛德:“我们到了那里,有很大一群人。我当然知道会有便衣人员混在人群当中。我得确保,学生不会有麻烦,而我也不说会给我惹麻烦的话。很多问题是关于私人的,比如华人和美国人通婚啦,你最喜欢的嗜好啦,以及你们的婚姻怎样维持,等等。也有一些微妙的问题,比如学校的状况、腐败问题、通货膨胀、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一年后延伸到了天安门广场。”
李肃:洛德夫妇到北大讲话没过几天,邓小平就对大使夫妇发出了警告。
温斯顿·洛德:“三、四天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回国述职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韩叙,一个很好的朋友,来找我。他说,我带来了邓小平主席的一个口信。我以为可能是表示友好的什么东西。但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口信。我被警告说:你在惹麻烦。你必须先征求我们同意才能去。”
李肃:洛德大使后来才了解到,北大师生在塞万提斯像前自发举办的每周自由论坛还有一个官方不喜欢的名称,叫“民主沙龙”。不过,他当时这样回应韩叙大使:既然中国驻美国大使可以自由会见美国大学生,我为什么不可以见中国学生?
温斯顿·洛德:“我说,我们并不需要你们的许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也不需要我们批准。所以,我非常坚定地顶回去了。我说,我对这个口信很失望。作为国家和党领导人,这很不寻常。坦白说,我讨厌这个,不过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洞察,他首先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怀疑。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有理由紧张:因为一年后天安门广场上充满了我们在1988年那次讨论会上看到的那种讨论和情绪。”
方励之赴宴被拦截
李肃:几个月以后的1989年2月,洛德遇到更大的麻烦。当时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两天的工作访问。2月26日,布什总统在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举行告别宴会,对东道主表示感谢。不料,邀请名单上有一位中国官方不喜欢的客人。
温斯顿·洛德:“有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或改革者。我们挑出了三、四个。其中一个名叫方励之。我们邀请他们不是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民主呐喊。不过,他当时还是一个正式为中国政府工作的研究人员,世界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所以,我们邀请他作为科学家赴宴,而不是改革者或持不同政见者,这样可以保全各方的面子。想像不到这会成为问题。但是这时候,距离天安门事件只有几个月,我猜想,中国领导层越来越紧张。”
李肃: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家,1957年曾经被开除出中共。二十年后恢复中共党籍,并且于1984年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87年1月,因学运遭撤职,并被邓小平点名再次开除出中共,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温斯顿·洛德:“我被外交部副部长召见,他们抱怨方励之在名单上,要求把他拿掉。我说,宴会上会有几百位各界人士,他是唯一一位以这种方式邀请的科学家。我们把他从名单上拿掉,这个消息可能会泄漏出去,显示我们之间有争议。 当然,我告诉华盛顿,不能改变名单, 这会对中国人示弱。
“总统到达一两天前,中方说,如果方励之赴宴,他们的领导人就不去了。总统刚一到达,我就报告了此事。所以,在那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期间,我们所有人都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我们试图想好应对方法,一旦中国领导人不去总统的宴会,当然绝对是外交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方励之从名单上拿掉,人们会立刻知道,总统在世界面前会非常难看,显得软弱,国会和人权人士,甚至普通美国人都会感到愤怒。”
李肃:洛德大使说,直到宴会前几个小时,美方仍然不确定中方领导人会不会到场,他还在跟中方交涉。
温斯顿·洛德:“我们向中国领导人保证,方励之不会在宴会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不会坐上主桌。我们特意给他安排到离主桌很远的餐桌。我们并不想让中方难堪,(只是)希望做一个象征性姿态。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保全中方面子的方法。他们说,只要一切在控制之中,就会出席宴会。而这很容易办到。因此,我们很高兴。我们去了宴会。我没看到方励之,因为他的座位在一个角落里。我以为他在宴会上。”
李肃:布什总统为答谢中方而举行的盛大宴会杯觥交错,正在热烈地进行。突然传来消息说,方励之无法赴宴。
温斯顿·洛德:“我的政治领事出来对我说,中国警方拦住方励之和他妻子,不准他们出席宴会。我知道,这是真正的艰难时刻,一场危机。原来是邓小平下令警方不准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
李肃:据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回忆,方励之收到布什宴会请柬第二天,曾经向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请示是否同意其接受邀请。当局一直没有回应。北京天文台还派了汽车,要送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就在前往宴会地点的途中,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夫妇和方励之夫妇乘坐的汽车被中国警察拦下来,而且不准他们改乘其它交通工具赴宴。
温斯顿·洛德:“中方让布什总统难堪,搞砸了这次访问。他们出尔反尔。本来他们向总统承诺,只要我方那样巧做安排,他们就出席宴会。所以中方表现得太糟糕。”
李肃:北京警方拦截方励之赴宴立刻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了有关布什总统那次访华的头条新闻。
方励之在事发第二天举行记者会,对受到官方阻碍未能赴宴表示不满。
回想那桩往事,洛德认为,刚上任的布什总统急于同中国加强关系,表现过于软弱,而北京方面也不想制造事端,并未真要抵制布什的宴会。只是邓小平的确非常讨厌方励之,根本就没打算让方励之出现在布什的宴会上。
温斯顿·洛德:“我认为,对邓小平本人来说,这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对其他中方领导人来说,并非如此。方励之至少在澳大利亚的两次演讲中抨击过邓小平。所以我觉得,方励之在邓小平眼中比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更刺儿头。事实是,其他改革者应邀出席了宴会,中方没有抱怨,只是针对方励之。所以,我认为这只是邓和方之间的个人恩怨。”
◆ 芮效俭 ◆
一个腰鼓化解了敌意
芮效俭:(唱)“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呼儿嗨哟)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家家户户挂红彩,欢迎解放军过江来,救我们人民出苦海。春风一吹百花开。诸如此类。我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李肃:他说的这些歌词,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唱,甚至没听说过。他会唱这些早年的共产党歌曲是因为他1935年6月16日出生在中国南京,1949年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打进上海,1950年才从中国返回美国。芮效俭的父母从3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传教,并且从事高等教育。他的父亲芮陶庵(Andrew Roy)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即今天的南京大学任教。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与美国兵戎相见。芮效俭的父母遭到软禁,父亲芮陶庵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者”,受到批斗。1951年3月,芮效俭的父母被中国驱逐出境。
由于形势所迫,芮效俭和哥哥芮效卫(David Tod Roy)已经在前一年登上离开南京的火车,准备经香港返回美国。
芮效俭:“1950年7月,我和哥哥坐火车南下广东,然后过境香港。一路上,总体来说还好。但在火车上,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走过来,带着一种敌视的态度,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等等,等等。然后他们打开我们的手提箱,发现了我的腰鼓。你信不信?这些腰鼓居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盖上手提箱,就走了。”
绕过华国锋邀请邓小平访美
解说:28年以后,芮效俭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的身份重返中国。1979年,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决定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
芮效俭:“他显然是领导层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虽然他并没有那些最高的职位。华国锋是中国总理。我们想邀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但在有一位总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邀请副总理呢?所以,在与华盛顿协商后,我们就决定邀请‘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建交后访美。他(邓小平)说,好,我会去的。所以我方就不必再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了。”
解说:1979年1月29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和夫人隆重欢迎,并在白宫设国宴款待,超规格地给予国家元首礼遇。因为美国人明白,尽管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和中国总理,但是副总理邓小平才是中国的最高决策人。
魏京生没有错
1991年,芮效俭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94年2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沙塔克访问中国,提出要会见当时还在北京的中国民主人士魏京生。
芮效俭:“我没有见过他。我们大使馆一直跟魏京生保持联系。我认为我们同他保持联系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保持低调更重要。所以沙塔克来了以后要见魏京生。我建议他不要见,因为他不可能低调地见魏京生,而我们使馆官员都是保持经常的低调联系。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用我的判断取代魏京生的判断。所以我们找到魏京生,告诉他说,我们认为你见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有风险,但是他想见你。你想见他吗?他说想。
“所以我们为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安排了一次和魏京生的低调会面。他们的确见面了。然后魏京生公开宣布,他见了沙塔克。然后他很快就被抓进监狱了。我的判断是: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本意很好,但是这个行动不道德。他把一个美国关心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只因为他想见这个人。他并不是非见魏京生不可。我们同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见魏京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得起他这个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身份。
“我认为是沙塔克错了,不是魏京生。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但是即使是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沙塔克也不应该让他付出代价。”
李肃:芮效俭大使认为,作为美国驻一个国家的首席代表,大使的价值更重要地体现在与那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交流上面。
芮效俭:“别忘了,大使是和部长和总统、国家主席打交道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见面的大使就见不到总统、国家主席和部长了,这种事的确发生过。你必须问自己,这是一个大使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吗?当然,我们有些大使会那样做,结果是他们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英雄,但是他们无法行使有效的政府功能。所以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你必须确定尽你的最大努力推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我认为,保持接触对我们很重要。”
黯然卸任
李肃:在魏京生事件的第二年,1995年,也就是芮效俭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后一年,他遇到了一次真正的美中关系危机。当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乎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同意让台湾总统李登辉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参加校友会活动。克林顿总统迫于国会的压力,只好放行。
芮效俭:“本来是向中国保证不会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但是我们在最后一分钟变卦了,因为国会投票赞成他到美国来。中国没有得到适当的预警。所以我不得不去告诉他们,李登辉要访问美国了。中方很愤怒,因为美国国务卿亲口向他们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所以中国的反应极为强烈,以至于我在卸任回国时,没有办法和大多数部长们告别。他们拒绝接受我要告别的请求。所以我就默默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