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梯若尔：经世致用的旷世奇才

梯若尔对人类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叹为观止，今年诺奖表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在自己主页填写了如下研究领域：产业组织、规制、组织理论、博弈论、金融、宏观经济学、心理经济学。这个瘦高身材的法国绅士，仿佛专为经济学而生，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使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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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梯若尔(Jean Tirole)教授，现担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并先后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4年至今担任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副主编。由于其在“市场力量和规制的分析”做出的杰出理论贡献，而独享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球的焦点顿时集中在这个瘦高个的、永远带着绅士微笑的法国人身上。

21世纪第一个经济学理论通才

梯若尔1953年8月9日出生在法国Troyes，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他来到著名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84-199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1988年，受好友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著名经济学家，已故）的感召，怀着振兴法国经济学的神圣使命，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法国，两人一起创办了蜚声全球的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在欧洲大陆经济学复兴运动中，IDEI独树一帜，逐渐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世界第一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欧洲最成功的经济学学术中心，学术界开始将其称为“图卢兹学派”。

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学科的传统，再加上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于1982年和1985年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两篇经典论文：《理性预期下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和《资产泡沫和世代交叠模型》，这两篇论文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1988年，梯若尔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理论框架的形成。《产业组织理论》是第一本用博弈论范式写成的教科书，是研究企业行为的博弈论专著。从1991出版之日起，梯若尔和弗登博格合著的《博弈论》便成为博弈论领域最具权威性的研究生教材，为美国各个高校经济学系的博士课程所采用。11年来无人超越，对世界著名大学研究生的博弈论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在国际经济计量学会第六届世界大会上，梯若尔提交论文《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1999年，梯若尔在Econometrica发表了《不完全契约理论：我们究竟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对当时轰动整个学术界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之争的“终结者之声”，同时也是关于该理论最经典的综述。2002年，梯若尔出版著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国际金融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在该书中，梯若尔从最基本的假设出发，考虑了国际金融体系下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关系对流动性和风险的影响，强调了市场失灵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影响。2002年底，梯若尔出版了《公司财务理论》，在公司金融理论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纵观其20多年学术生涯中所作出的贡献，足令任何经济学家瞠目：300多篇高水平论文，11部专著，内容涉及经济学的任何重要领域——从宏观经济学到产业组织理论，从博弈论到激励理论，到国际金融，再到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梯若尔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更令人望尘莫及的是，梯若尔几乎在现代经济金融理论的每一个领域都以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他出现的地方，不是开拓者，就是终结者。他是规制经济学的开拓者，也是公司金融理论的终结者。梯若尔以他开创性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盛誉：1993年荣获欧洲经济学会的Yajo Jahnsson 奖。1999年产业组织协会杰出成员奖；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荣誉博士等奖励。1998年被推选为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主席，2001年当选为欧洲经济学会主席，并成为美国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93)和美国经济学会外籍荣誉会员(1993)。

 梯若尔对人类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叹为观止，今年诺奖表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在自己主页填写了如下研究领域：产业组织、规制、组织理论、博弈论、金融、宏观经济学、心理经济学。这个瘦高身材的法国绅士，仿佛专为经济学而生，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使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而这个秘笈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而梯若尔对经济学惊人的直觉，也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快的反应能力使得一般的学者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维，因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梯若尔面前，我们如同白痴！”

30年前，人们会尊称保罗·萨缪尔森是20世纪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现在，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梯若尔是21世纪第一个经济学理论通才。

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回归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正日益变成数学的神秘分支，而不是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学科。”科斯说：“现存经济学是一种飘浮在空气中的理论的（即数学的）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经世济用”之学，应该从高高的神坛上走下来，还原现实经济，解决现实困惑与难题。事实上，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设立已有45年历史。与危机之前诺奖近些年更多地关注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分析新方法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在从过去对计量问题的重视转向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分析，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是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回归。

不同于近年诺奖的其他获奖者偏方法论的研究，梯若尔这次之所以获诺奖，并不是奖励他在众多领域所做出的重要理论研究贡献，而是因为其用信息经济学的框架重新定义了“规制”，这一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概念。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颁奖理由为：“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兼并，同业联盟(Cartels)，和垄断监管越来越重要。欧盟单一市场的崛起也让这一研究领域意义更为重大。梯若尔的研究阐述了如何理解和监管那些只有少数强势企业的行业，他恰是在这一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梯若尔的研究，为完善市场调控，尤其是有效调控一些寡头垄断的行业提供了极具参考性的理论工具。

对企业的规制，一向是让政府非常头疼的话题之一。由于对垄断监管的缺失，非成本因素造成的价格高企，或是效率低下的公司通过阻碍新的、更高效的公司进入市场而存活。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地在电信、电力、铁路、煤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中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产权私有，由垄断走向竞争已成为世界各地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趋势。如何能够让企业主动的对政府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如何才能减少乃至于杜绝“政府越帮越忙”的情况？

传统的规制经济学往往假设信息是对称的，政府能够看到企业所看到的。相应的其规制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服务成本定价的服务成本规制方法和基于拉姆齐定价规则的拉姆齐-布瓦德规制方法。由于忽略了规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使得它们无法提供正当的激励。一般地，被规制的垄断企业拥有有关运营成本的私人信息，并且总是积极地隐瞒这种信息，因而规制方很难获得精确的成本信息。在这种环境下，上述两种方法会带来极大的激励扭曲。长期以来，由于忽略了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传统规制理论无法提供正当的激励机制设计，根据这个不合理假设所做出的政策判定，往往陷入这样或者那样的事后麻烦中，最终消费者和商家双双受损。

经世致用的梯氏理论

管制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新的产业管制理论的出现。梯若尔和拉丰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规制理论的道路，并将其称为新规制经济学。显然,新规制经济学与传统规制理论的分水岭在于，传统规制理论将规制机制视为外生的，因此经济学家们更多的是在寻求规制产生的根源。而新规制经济学则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把最优规制机制的设计作为研究的重点,他们运用博弈论以及机制设计理论,在规制者和规制企业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从而发展出一套对当前规制实践更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规范性理论。

规制机构在制定最优规制机制时要使得结果既不能对经济配置产生太大的扭曲,又不能给企业留有太多的利益。由于不对称成本信息的出现，,最优规制机制是次优的,经济学家们于是希望能通过一定的办法来改善社会福利。梯若尔和拉丰（1986）在模型中引入了规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双重信息不对称。

一方面,存在着对企业来说是已知而对规制者来说是未知的技术参数,即通常所说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存在一个企业努力程度的变量,它不能被观测到,它的效用是负的,努力程度的增加可以减少成本,即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问题。他们得出最优配置的性质:不对称信息使受规制的企业可以获得租金,除了最高效率类型的企业,其他企业的努力水平被向下扭曲了。

进一步,论文讨论了最优配置的实施问题,并提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最优配置可以通过一定形式的线性合约来实施,当加入另外的会计误差或预测误差时,线性合约仍然是最优的。这就是最优成本补偿规则。

梯若尔和拉丰（1990）将上述思想扩展至多产品垄断企业的最优规制。论文中一个理论上十分有意义的问题是: 激励和定价可以分开吗? 也就是说,最优成本补偿是否就已经足以提供充分的激励,而不需要再通过扭曲定价来帮助提供对企业的激励? 对于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当成本是可以观测时,规制机构可以通过成本补偿机制来实现抽租的目的;而当成本不可观察时,规制机构只能应用价格的扭曲这一种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了。这就是他们论文中提出的“激励- 定价两分法”。

通常情况下,规制机构与规制企业之间的关系都是长期重复性的。因此,将静态下的规制模型扩展到多期动态模型是理论发展的必然。然而,在多期环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可能会了解到更多的关于企业的私人信息,此时就涉及规制机构如何利用这些信息的问题了。规制机构可能在规制关系开始的时候,就与企业签订一个长期的合约,并且保证在合约有效期内不对合约进行修改;或者在每一期开始的时候,根据上一期获得的新的信息,签订新的短期合约。换言之,规制机构可以承诺不利用后来得到的进一步的信息,也可以不做出这样的承诺。

事实上,规制机构具有完全承诺能力的假设是相当强的。由于规制机构无承诺能力,如果它希望在第一阶段就让企业讲真话的话,就必须在第一阶段给予企业足够的支付,来弥补企业由于暴露真实信息而在第二阶段导致的损失。这时企业就会产生“拿了钱就跑”的动机,即高成本类型的企业可以在第一阶段谎报自己是低成本类型的,以获取大量的转移支付,然后在第二阶段开始时宣布退出生产,获得保留收益。这使得向上的激励约束也可能是紧的(binding) 。

梯若尔和拉丰（1988）重点考察了“棘轮效应”:如果企业今天的生产成本较低,规制者就会推断企业很容易实现较低的成本,因此明天他将提供对企业要求较高的激励方案。也就是说,企业今天有效率会损害它未来的租金。在企业的私人信息连续分布的情况下,他们证明:任何第一期的激励机制都不存在完全分离均衡。换句话说,由于棘轮效应,完全分离在长期关系中变得不可能或是代价高昂,因此,规制机构不得不放弃第一阶段生产的效率,使产量与实际成本不相关。

梯若尔用新规制经济思维为俘获问题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经济学思路。俘获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大企业控制制度的观点,它主要强调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的作用。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蒂格勒(Stigler,1971)将规制这个因素内生化,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指出了无效规制存在的原因：利益集团向规制者支付“价格”,俘获规制政府,使得产业里或是产业间出现了进入壁垒、差别补贴等一系列无效率的政府保护措施。

梯若尔认为传统的俘获理论没有考虑到机构的代理问题,这是他们在研究上止步不前的主要原因。他从规制者角度出发,认识到规制环境里存在着三种规制性约束:信息约束、交易约束、行政或政治约束。梯若尔和拉丰(1991、2001)总结了规制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规制机构是国会和利益集团的代理人,既受国会委托,又受利益集团的委托,这就是新规制经济学讨论的代理关系,一个二次委托关系。

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旧规制经济学一般就考虑规制机构与行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新规制经济学补充讨论了规制机构与国会,或是社会公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因为社会公众即使解决了集体行动的问题,但由于缺少政策制定的信息,他们仍然难以对产业施加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规制机构充当起了信息中介的角色,它们的功能就是填补公众与产业信息间隙,但是它们不一定有足够的动力去收集产业的技术和经济信息,也不一定将这些信息报国会,提高社会福利。在这个框架下,如果利益集团向规制机构提供好处,使规制机构向国会报告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由此便发生了规制俘获问题。

梯若尔批评传统俘获理论只进行经验描述,没有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俘获过程,认为规制俘获理论的主要问题不是监控代表被俘获的威胁是否存在,而应该是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梯若尔和拉丰(2001)总结了四种来抑制可能发生的俘获行为。前两种方法的目的最在于减少规制者从合谋中得到的利益,后两种方法的目的是在于增加合谋的难度。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降低规制判定的权限。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规制机构就会因被利益集团俘获,从而滥用判定权。降低规制机构的判定权限,可以减少规制俘获的潜在性。例如,当在定价决策权下放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时使用拉姆齐定价,而在由规制者和政客决定价格时,则不用这种定价方式。因为在攫取租金的行为。拉姆齐定价的情况下,企业俘获规制机构会减少其利润。

第二,通过提供奖励使规制者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规制者至少部分享有其他集团的福利,那么他就不会偏好某个特定的利益集团。但是,如果对规制者奖励的数量计算或是需要根据税收的数量(在采购的情况下),或是根据消费者价格的水平和结构(在规制的情况下),或是根据服务的质量(在采购和规制的情况下),那么如此难以确切衡量、缺乏自然基准的业绩,也会减少激励效能。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通过货币化的激励把规制者的利益与纳税人和消费者的利益连在一起,从而防止规制俘获是困难的。

第三,加大规制机构与行业合谋的难度。如果规制机构可以从规制行业中获得报酬,那么规制机构肯定会愿意帮助利益集团。报酬的形式有:直接的货币转移、政治捐款、许诺未来职位(即“旋转门”现象)等。但是,通过提高报酬来减少俘获现象的政策,本身也是高成本的。因此,可以将规制机构的权利分割,或是引入相互监督。

第四,减少规制者和委托人(国会、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规制俘获现象与规制者相对于其委托人的信息优越性密切相关。减少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会缩减规制俘获的空间。例如,人们可以规定规制者采取非常公开的程序,委托人获得其他渠道的意见,接触数据。

总的来说，梯若尔研究特点是遵循不同市场的不同特质，并且巧妙运用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关于不完全竞争的本质特征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契约，他得出了深刻的分析结果。同时，他把自己和他人的研究结果的精华融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应用于教学、政策建议和继续研究中。他的研究成果在如何使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方面，做出了杰出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的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是梯若尔的博士生导师。马斯金获奖的成果是解决了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机制设计问题。师徒二人研究的问题很类似，但是入手点非常不一样。马斯金的研究更加形而上，而梯若尔的研究更注重实用和政策分析。做个类比，马斯金的研究更像是病理学，而梯若尔的研究更像是临床医学。颁奖委员会的最后一句话，用中国的网络语言说：“他的获奖，为高大上的经济学理论能够恰如其分地用于人类社会实践展现了新的华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