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事件对美国宪政体制影响

首先，水门事件是“帝王般的总统”权力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国会意图借水门事件达成“一个集体决心……要重建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平衡，由此开始了一个复兴的时期”。水门事件所引发的国会直接对尼克松总统的调查乃至弹劾，实际上是美国国会向拥有“帝王般的权力”的总统发起的正面挑战和进攻，并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门事件严重恶化了后水门时代美国的政治氛围，此后美国总统面临着一种愈加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行政官僚系统难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政党系统更加软弱无力，两党一致不复存在；新闻媒体攻击性极强且热衷于挖掘坏消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随之大大降低；而国会日益觉醒，并趁机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国会预算法》、《国家紧急状态法》和《对外情报监视法》等一系列限制总统权力的法案,打破了“帝王般的总统”为主导的宪政体制，使“帝王般的总统”权力由盛转衰。

其次，水门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导致美国历史上总统第一次被迫辞职的直接结果，“总统第一次被认为是可辞掉的职位”，这对一直以来被誉为美国联邦政府中“最为民主的因素”、“国家主权和威严的象征”的“全民的总统”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水门事件后民众对历届总统和政府的信任程度直线下降，直到1981年里根政府时期才有明显的回升。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最后，水门事件还作为一次影响巨大的情报丑闻而载入美国情报史。水门事件不仅推动了美国当代情报监督体制的改革与重建，而且还影响着美国国会与总统在美国国家情报决策领域“半阴影区”权力的分配和争夺。

二战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冷战情报观。随着二战后总统权力的扩张，美国情报决策权主要集中在总统和行政部门手中，国会总体上是信任和支持整个美国情报活动的，国会情报监督基本上有名无实。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水门事件政治危机的阴影下，“帝王般的总统”权力由盛转衰，美国媒体趁机对情报界一系列重大情报丑闻展开揭露和批评，美国总统和情报界陷入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要求国会对情报机构加强监督和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主要采取强化情报监督的方式与总统争夺情报决策权，具体表现在：其一，1974年12月，美国国会几乎一致通过了《1974年休斯－赖安法》。该法案被誉为“自中央情报局成立以来，国会对中央情报局施加法律限制的第一步”。此后国会又先后通过《1980年情报监督法》、《1991财年情报授权法》，对《1974年休斯－赖安法》中规定的国会情报监督程序进行调整和完善。其二，1975年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创建各自的情报特别调查委员会（即参议院的丘奇委员会和众议院的派克委员会），并在随后1975-1976年所谓的“情报年”中，对情报界进行了迄今为止美国情报史上“最严厉、最苛刻”的调查。其三，1976年5月和1977年7月，根据丘奇和派克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共同建议，在国会历史上首次设立专门对美国整个情报界进行监督的参众两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简称国会情报委员会）。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一经创立就成为国会情报监督的委员会主体和运作中心，美国国会情报监督体制随之建立起来。

水门事件之后，美国相继又发生了里根政府时期的伊朗门丑闻、著名的9·11恐怖袭击情报大失败、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情报门事件及2013年奥巴马政府的棱镜门事件等，表明美国国家情报决策也未能达到美国情报学者所宣称的“已经被民主化”，美国情报决策民主化的道路仍将艰难而漫长，这意味着美国政治民主化存在广阔的制度空间，亟待拓展。

（摘自《新京报》：《四十年了，美国走出水门事件了吗？》，2014年8月9日，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