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且发布鹰派加息计划，暗示明年加息3次，这表明美联储正给投资者释放一个信号：加息路径逐步回归正轨。而这导致中国进退两难，美国更高的利率诱使中国也提升利率，以抑制大规模资本外流，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但如果中国加息，会使严重依赖借贷的经济陷入深渊。
但面对如此的状况，中国政策制定层仍不太可能被美联储牵着鼻子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依旧带来了政策回旋空间。而在经济“新常态”的改革进一步铺开之后，整体经济仍会迎来柳暗花明的格局。美联储加息，或是促成更多改革行动的契机所在
彭博社报道，过去十年，中国一直保持美元兑人民币在一个窄幅区间内震荡，且大多数情况下均维持正常波动，因为中美商业周期基本同步，货币政策差异也不明显。但目前这两大经济体政策分化严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成“新常态”。今年前三个季度私人投资仅增长了2.5%，尽管近期通胀率上扬，但大多是受投机行为推动。
更糟糕的是，多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过于膨胀。
此外房价已跻身全球最高房价排名榜前列。再者，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从煤炭到大蒜，2016年都经历了在投机资金驱动下的暴涨过程。同时，在经济低迷以及泡沫级资产价格的背景下，投资机遇也有所欠缺。
这使得中国决策者陷入两难。一方面，他们需要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并未负债累累的企业减轻负担。
另一方面，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美元升值，如果央行不跟随美联储加息，由于中美利差收窄，会对人民币汇率持续形成压力。若央行保持低利率，采取额外举措维稳人民币，这将导致更严重的资本外流，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但若通过加息来维稳人民币汇率，又将增加企业负债成本，造成企业破产。
换句话说，中国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三元悖论”的典型案例，所谓“三元悖论”，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维稳汇率，控制主权货币政策并保证资本自由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制定者们必须权衡。
彭博社指出，目前面对中国央行进退两难的困境，没有捷径。最终中国可能不得不完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化，但不能在完全不考虑资本外流以及流动性危机的背景下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长期来看，人民币大幅贬值，需要担忧的不是贸易行业，而是金融系统的脆弱面。
因此，改革需要从银行业开始。首先，政府必须意识到，允许信贷增速为GDP增速的两倍只会鼓励高风险贷款。惠誉估计，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可能是官方数据的10倍；料造成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本缺口。因此减少信贷流动并清理“毒债”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其次，决策者必须制定一项合理且长期的取消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计划。中国官方已经表示，2020年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但这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实际上，监管机构已经着手货币改革，如让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等，且制定日益严格的资本管制制度。逻辑上而言，在这些举措的作用下，明年经常帐目交易将收紧。
陈懋修：美联储加息给中国带来艰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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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懋修(Matt Ferchen)，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并主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与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他的研究专注于研究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治理，辨析“中国模式”的发展观，以及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陈懋修也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教国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 陈懋修是杜鲁门和富布莱特学者。他的着作在众多刊物上发表，包括中文期刊《国际政治科学》。陈懋修曾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生活、工作并开展研究。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陈懋修接受《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联储此时加息给中国带来艰难时刻，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都近一步增大；但对于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陈懋修认为仅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而刚刚完成“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安全”研究项目的陈懋修向记者介绍了该项目。他说，中国会继续把经济发展视为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头等要务，也必然会带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和挑战。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不断演变的国际角色，“地缘经济”模式和“和平发展”模式各有其不足之处。
陈懋修对记者表示，美联储日前宣布加息，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艰难时刻。当下中国资本外流本来就较快，美联储加息使得中国资本在海外收益更大，自然会加速外流。而进来一直处于贬值趋势当中的人民币也因此面对更大的贬值压力。
陈懋修评论中国继续减持美国国债、日本成美国最大债权国时表示，这并不是带有明确目的的政策行为，也并不能贸然判断中国方面对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政府失去信心。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只是正常的市场行为，类似地，虽然和日本持有美国国债的“排名”发生变化，从数额上说来两者相差也并不大。
对于中国刚刚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发展实体经济，陈懋修坦言“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他表示，中国政府的经济工作重点如何改变、产生怎样的结果，还需要时间来判断。
陈懋修近来在进行“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安全”的研究。他介绍，关于中国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部分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智库越来越多地使用地缘经济概念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展开讨论，也就是把重点放在政府可以使用经济政策工具来实现更广泛的外交政策或地缘战略目标的行为上，这种侧重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及盟友逐步丧失在经济、政治、战略上的影响力。而中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担忧情绪作出的官方回应是以双赢互利的“和平发展”框架为基础。和平发展政策框架表述了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以此巩固而非危险全球和平和稳定格局的承诺。地缘经济与和平发展模式展现了与中国谋求全球影响力的愿景截然相反的局面，但这两者均没有全方位阐明情况。
陈懋修举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俄国、印度等也欢迎中国的贸易投资机会，但金融关系并未提升中国对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力，传统地区大国更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等保持警惕。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内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并不能避免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和政治紧张局势。但另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比如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却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中国与中东国家质检虽然建立了以能源为纽带的经济关系，但并未转化成蓬勃发展的战略关系或明确而长期的大国优势。
由这些例证，陈懋修得出结论：地缘经济与和平发展这两大框架都无法清除阐明经济、政治和安全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为了更好理解中国的外交行为和举措，研究者应当打破以经济、政治或地缘战略为重点的传统框架的认知障碍。中国会继续将经济发展视为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和挑战。利益相关的国际参与者必须共同努力，考虑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政策变化以及其与其他国家、机构和在海外各类事件中的相互影响，更好地理解中国不断演变的国际角色。
高柏：中国高铁的成功对经济转型有启示
专家档案
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教授，中国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高铁在中国近年来取得了高速发展，获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但是中国的高铁怎么样更好的走出去，怎么样更好的参与“一带一路”，在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高柏看来，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他表示，中国高铁创新是中国经济史上少有的创新过程。它的成功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有重大的启示。 我们认为中国高铁创新实际上是独立自主的创新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结合的典范，二者缺一不可。国内有学者，也有产业界的人士认为自主创新是最重要的。自主创新的确重要， 但是引进外国技术同样重要。我们调研的结果就体现在两个方面，大家共同认为如果没有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不行的，引进第一是生产工艺，第二是管理技能。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引进，只是凭着原来的那个路子接着搞下去的话，中国高铁到今天绝对发展不了现在这个水平。它肯定在某一天以后可以发展起来，但是不能这么快。这是第一个观点，我们希望提得更清楚一点。
但是高铁的确是中国产业政策里，找不出来比这更成功的例子。因为在高铁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不仅运用了市场准入的政策，同时运用了竞争政策。
关于高校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创新或者产业升级换代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高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如果一窝蜂的全都去搞基础理论研究，对于提高中国的研发效率实际上是不利的。
中国经济现在正在处于一个转型的重要转折期，如果工科院校在这样一种重要的历史阶段能够发挥在研发中各种各样的作用，如果高校能够在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方面帮助企业发挥更好的作用的话，对于提升中国的研发效率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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