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东方的崛起和全球化发展的加快，中国原有的“中国特色”理论，作为一种国际交往思维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著名学者金惠敏先生提出了“全球对话主义”的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作为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正如美国学者汤姆·科恩（Tom Cohen)所说，全球对话主义打开了一扇门，为中国思想家在国际话语圆桌上争取到了不可磨灭的地位。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霍农（AlfredHornung）认为，“全球对话主义”“将建立起21世纪的元知识”。
2015年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资料图
全球化就是对话
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现象，全球化历史悠久，而且未来看不到终点，但如何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可谓人与亦云。在金惠敏看来，“全球化”，顾名思义，“就是全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融合、整合乃至统一。”（《价值星丛——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理论出路》）全球化就是现代化。金惠敏认为，“‘全球化’应该就是一个综合和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其对立的新的哲学概念。”（本文引文主要见金惠敏著《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新星出版社）
金惠敏将全球化的概念分为三个层面加以剖析。第一，从表面看当今正强劲扩张的全球化是文艺复兴以来现代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第二，往深层看全球化则是现代性主体哲学的一个必然的社会操练；第三，再往深处追究，全球化则是“人性本身之使然，人与生俱来地躁动着越出自我的欲望”。
把人性看作全球化的内驱力，这一观点极为独到。人性，相对于动物性，相对于自然，不分国别、族别、性别，也不分东方与西方，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所以，金惠敏指出，“根之于人性本身的全球化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宿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正像我们无法超越历史而存在，我们也必然地或早或迟地进入全球化的语境。”据此，金惠敏提出，“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哲学，如果需要再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个选择。
“全球对话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对话”。金惠敏甚至说“全球化就是对话”。他认为，“全球”或“全球性”是对话的一个方面，具有共同性、普遍性、话语性的意义趋向，而“对话”的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或他者性。对话既可以是在一个传统内部的古今对话，也可以是与另一个陌生文化的对话。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有“话”说，我们不能预先就规定他们说什么。此对话的效果则是对话者对自己的“不断”超越，对自己的“不断”否定，对自己的“不断”重构。金惠敏强调，之所以是“不断”，“是因为对话者永远保留有无法被表述的本己，无论经过多少轮的对话，一方对话者都不可能变成另一方的对话者。”
“全球对话主义”强调“差异”。金惠敏在他刚刚完成的《差异即对话：一份研究纲领》一文中，通过对思想史上尤其是20世纪西方差异话语的梳理、分析和批判，并结合对这些差异话语在当代政治场景中的运用及其作用的观察，提出了“差异即对话”的论断。他指出，任何对差异的标举，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属于对话，以对话为目的，以对话为前提。“全球化宣布了差异性话语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重困难，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从差异转入对话。”
“全球对话主义”重视普遍性。金惠敏认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差异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统一、同一，是以“民主和人权”为标志的普遍性。中西文化的不同并不只是空间性的，它同时还是时间性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因而所谓的“中西对立”常常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如果说中方在这种对立之中有时不占优势，那是因为中国也不再那么传统，它早已进入了现代；而如果说中方仍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那是因为现代化需要为其所丢弃的传统付出代价。随着中国作为全球政治经济大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体现为目前正在强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这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已显得老态龙钟、举步维艰。“完美的现代化需要中西方的互补、合作。”
一种新的思想前景
全球化时代需要全球化思维。金惠敏的全球对话主义就是一种全球化思维。他挣破了文化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束缚，跳出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怪圈，超越了中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突破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线性模式，是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前景。”汤姆•科恩指出，“这是给予中国的重要礼物，因为当今没有什么能比在国际游戏场上呈现积极的声音而不是退居幕后更能代表中国利益了。”
全球对话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哲学。以此相观照，作为差异性哲学，传统的中国特色理论很难适应当今中国全球化的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和超越。
中国特色理论根植于中国民族主义。近年来，在中国由全球化所引发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审美意识、民族价值观，一言以蔽之，“民族主义”日益凸显。在金惠敏看来，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当作中西对立，用空间思维代替时间思维”。它坚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拒斥、抵抗西方的文化和文化霸权。这种思维方式如果说从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弱者的强大在于其特殊，强调弱者不可整合的特殊性是打破普遍性专制的不二法门，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新时代，它则变得不仅有悖情理而且实践上非常有害：它将中国绑缚在弱势、另类和边缘的位置上，阻碍其参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在国际斗争中出师未捷“理”先输。
理论产生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更新。所谓“时变，道亦变”。金惠敏主张，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做出贡献，而不是仅仅以守持“中国特色”为满足。“强调特色，实际上就是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自我边缘化，是封建时代的小女子作态，大丈夫不为也。”他呼吁，中国要成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全球对话主义”。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特色”理论在国际交往中的局限性而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断强化。近年来，中国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欧命运共同体”以及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等，高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与世界各国积极展开对话，铿锵有力，影响深远。
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可以看作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系统阐述。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他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他从七个方面做了具体阐释：一是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三是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四是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五是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六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七是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这里需要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回避“差异”，但更主张“对话”与“交流”。习近平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作为崛起的大国，同西方主要国家一样，中国也承担着建构全球意识形态的责任。金惠敏认为，“‘全球文化’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全球的参与和碰撞，是对自我的守持和超越，是对他者的尊重和谨慎的沟通。”从这个意义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对话主义的一种鲜活话语。它不仅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而且是引导世界全球化朝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方向发展而提出的崭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中国为全球化时代“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和“全球文化”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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