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场真正的改革来应对美中贸易战


2018年08月13日 06:01    来源:财新博客    自在卷舒

       周末财新博客博主“自在卷舒”和著名民营企业家蒋锡培的文章刷屏朋友圈。文章刷爆的背后是中国政商学三界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殷切的改革共识——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财税供养的人和机构,政府要革自己的命先——政府不下决心减税裁员,市场就不会有信心。



       中美贸易战从3月份到现在已经近五个月了,国内股市一直在下跌,人民币快速贬值,不仅把年初以来的升值全部贬没了,还到了7的边缘。投资增速在下降、通货膨胀在上升、消费增速也破了10%、银行的不良贷款快速上升、P2P群体性爆雷,不好的预期在坊间蔓延。刚开始大家还在预测贸易战能不能打起来,美国为什么要打贸易战,贸易战能打多久、对谁影响更大,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该怎么应对。


       能继续走放水的路吗?能继续走扩大基建的路吗?


       可能水要放一点,如果一点不放不仅有些很好的企业难以生存,甚至一些金融机构也难逃厄运。基建可能也得搞一些,毕竟我们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地区差异巨大,通过基建投资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能迎来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真正改革。


       第一,要大规模减税。


       我国的税负水平高不高,一 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看待税收。市场经济国家一直有“无代表不纳税”的说法,这个说法中的税收是一个政府与公民就财富分配与责任分担的协调机制,也就是政府从民众手中拿走了多少钱,需要做多少事的一种机制。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不仅那些名称中有“税”字的政府收入是税收,名称中没有“税”字的政府收入也是税收,还有那些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支出可实际上由个人承担的支出也是税收。如果按这个标准,我国的税负不仅很高,而且很有可能全世界最高的。


       在这里我无意再次讨论税负水平高低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减税对应对当前困难局面的好处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为扩大消费和投资创造条件,而消费和投资的扩大可以推动总需求扩张,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具体到减税的方式,可以明确年营业收入100万以内的企业在5年内免交全部的流转税及附加,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并以后按年动态调整,制订按家庭综合纳税的时间表,由各省分头实施。企业所得税率降至20%以内。与此同时取消各种税收优惠、退税、税收返还。


       第二,要大规模减少财政供养的人和机构


       如果是仅仅减税,一定会有许多学者和官员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因为我国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财政压力巨大。一方面许多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着高税收,甚至是要预征税,通过税收检查来倒缴税的问题。财政支出压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人过多。根据我国宪法,我国政府体制分成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而且每一级都由党政人协四套。另据网上材料,我国一个县级政府的各类部门就多达200多个,虽然这个数据有夸大的嫌疑,但其数量一定是极其可观的。而由此群体产生的薪酬、办公场地、用车、经费等支出,其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事实上,我国县级财政的相当大部分支出都用于养人的各项支出了。如果考虑到五级设置,其数量更是难以想象。所以要想减轻财政负担,首要的就是要减人减机构。如果粗略地进行个估计,可能要在现有基础上减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机构和人员,而且要从中央到地方同步减少,才能真正起到减人效果,防止出现先减后增、明减暗增的现象。


       第三,要大规模减事


       说到减人减机构,肯定又会有学者和官员出来说,现在的人和机构都没有多余的,都承担着经济发展、社会运转方方面面的工作。的确,如果简单地说这些人和机构都是吃白饭、吃闲饭的也是不够公平,他们不仅有事,而且很多人很忙,忙得白+黑、5+2,甚至7*24。这什么这些人、这些机构这么忙呢,因为我们的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能。简单说,我国政府部门承担了发展职能、保障职能、维持职能。而这些职能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就太多了。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话说就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仍然过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仍然较多,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比如维护社会治安本来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能,但在初级阶段,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政府职能就逐步从维护社会治安延伸到了采取各种方式维护社会稳定,这就造成财政支出无限制的扩张。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回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用好‘看得见的手’”的立场上来,发挥守夜人的作用。通过对比、借鉴,梳理现有职能,大力剥离应该由企业自主决策、社会组织协调沟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各种职能。


       第四,要大规模减少管制。


       面对以上减人减机构减职能的建议,可能很多人都会置疑:现在经济不景气,企业倒闭破产会造成很大就业压力,每年大学生毕业都有很大就业压力,如果再对财政供养人员和机构进行大幅度裁减,全社会的岂不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是的,如果现有的各项政策措施一点不做改变,我们是可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放松管制,市场机制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2017年我国的高中毛入学率只有88.3%,高等教育毛入学只有45.7%。而我国经济更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型,很难想象没有高素质的就业人群如何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于各地普遍存在的人口迁徙管制,大中城市不愿接纳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迁入,使得全国目前有7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这些儿童长年得不到父母的关怀的教育,不仅受教育水平堪忧,而且思想素质、心理健康都存在很大隐忧。如果再系统思考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整个教育体系发展,当政府承担起保底职能,放松其它各级各类教育的管制,全社会能够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将以百万计。而类似的领域还有金融、医疗、养老、文化艺术等。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认为,只要放松管制,由我国庞大人口基数产生的各种需求,都会以巨大的规模对就业市场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化解有可能出现的就业难题。


       第五,要大规模减少财政补贴


       如果以“中国政府有多少种财政补贴”为题,做一次普查,结果一定是相当惊人的。根据WIND的数据,我国2016年3505家上市公司中,有3415家有财政补贴。而从补贴的原因看,有高新技术企业补贴,有扩大投资补贴,有纳税超过一定金额或者在本地排前多少名的补贴,还有上市或者挂牌补贴,名义不一而足。如果考虑到非上市公司,补贴的名义更多。与补贴相类似的还有各种名目的退税。从总体上看,我国各级政府都对企业的一些特定行为进行财政补助。除了对机构的,还有对具体人的。比如不少地方为了吸引金融机构注册,就对金融机构的高管进行奖励或者个税返还。


       虽然政府部门可以对这类补助的合理性做出各种解释,但运用财政资金向高收入群体进行补贴、向优势企业进行补贴、发放补贴过程中存在大量不透明不公开甚至骗补的现象,事实上加剧了社会收入贫富不均的现象,加剧了竞争不公平不充分现象,滋生了腐败寻租现象,扭曲了市场竞争条件,导致了资源的错配。目前,应该通过调查、梳理、清理,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补助行为进行规范,仅保留面向社会弱势群体、以社会保障、社会公平为目的的财政补助,从而大大减轻财政的支出负担。


       第六,要大规模减少干部特权


       过去为了表达对革命前辈的敬意,我国建立了一整套对革命前辈、高级干部的保障体系。这套体系经过几十年的运行,目前已经演变成了面向全体干部的一个特权体系,这个特权体系不仅包括本人的饮食、医疗、安保、出行、退休后休养等,还包括后代的上学、工作、提拔等。而且这个体系有制度化、层级化、扩大化的趋势。这不仅与当初全国人民向老革命表达敬意的初衷不相符合,也违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给财政造成很大压力,在目前普通百姓面临住房、教育、医疗巨大压力的现实条件下,还产生了很大的民怨。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内外部巨大挑战的情况下,梳理这套特权制度的现状,制定明确的渐进的时间表,逐步弱化、取消这些特权,既是人民的呼声,也是转变党风政风,廉政清政的重要举措,是党政领导领导人民共克时艰的具体行动。


       虽然我们当前面临很多挑战,如果我们真正能推进一场深刻、全面的改革,那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蒋锡培:政府不下决心减税裁员,市场就不会有信心


       8月10日,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在参加国务院“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上表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并就此提出六大建议。


       首先,蒋锡培认为政府必须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比如降低增值税率,对于小规模企业可以免收增值税;或是将利息纳入增值税抵扣,以及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取消经济合同印花税来支持企业发展。


       同时,对于个人来说,蒋锡培认为可以进一步调节个人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 减少税档,使得个人所得税与当前物价水平相适应, 从而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等。他还建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至为 15%、5%和 5%。


       此外,蒋锡培还建议政府应大幅度的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同时避免盲目投资,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巨额投入和劳民伤财。


       以下为蒋锡培的具体政策建议:


       一、降税降费


       1. 降低增值税率。


       将目前的三档增值税 16%、10%和 6%改为两档 10%和 5%。小规模企业,即营收在 500 万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税;营收在 500~2000 万元的,减半征收增值税。支持企业特别是支持制造业企业生存发展。


       2. 将利息纳入增值税抵扣。


       按照现行“营改增”政策规定,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融资产生的利息等融资费用相关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若将融资费用也纳入抵扣链条,将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扶持企业发展。


       3. 降低企业所得税。


       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 25%,高新技术企业为 15%。在全球减税浪潮背景下,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 20%,高新技术企业降至 10%。同时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修改为“按照实际发生额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以减轻企业负担和减少征管费用,以提升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


       4. 取消经济合同印花税。


       目前 10 类经济合同印花税比例税率从 0.05‰~1‰不等,建议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


       5. 减轻个人所得税负。


       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 3500 元/月至少提升至 7000 元/月。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 减少税档。由 3%~45%七档调整为 5%~30%六档,在 7000 元纳税起征点的基础上,0.7~2 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5%;2~4 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10%;4~6 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15%;6~8 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20%;8~10 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25%;10 万元以上的部分税率为 30%。这样使个人所得税与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相适应, 有利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等,更利于留住钱财和人才,提升全球竞争力。


       6. 降低社保费率。建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至为 15%、5%和 5%。


       目前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一般是:养老保险企业 20%, 个人 8%;医疗保险企业 10%,个人 2%;失业保险 1%,个人 0.2%;生育保险 0.8%,全由企业承担;工伤保险 0.5%-1.6%,全由企业承担;公积金企业 6%-12%;五险一金企业合计承担成本相当于员工工资的 39.4%-45.4%。


       二、积极支持新三板,特别是主板企业融资、并购重组


       截至 2018 年 8 月 7 日,新三板挂牌企业 11095 家,A 股 3535 家,它们是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企业,上市企业强,则中国经济强。


       1. 降低新三板投资者准入门槛,从 500 万元下调至 50 万元,激发市场活力。


       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新三板实施市场分层、交易制度等新政以来,截至 7 月 27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 505.27 亿元,但成交额较新政前未有明显提升,且不及沪市或深市单日交易额。


       2. 取消股票质押率上限要求。


       中国证监会批准发布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 年修订)》要求,股票质押率上限不得超过 60%, 单一证券公司、单一资管产品作为融出方接受单只 A 股股票质押比例分别不得超过 30%、15%,单只 A 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比例不超过 50%。这对上市公司流动性带来巨大压力,加剧了上市公司风险,影响企业家和市场信心。


       三、科学合理有序整治环境。


       允许环保不达标但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或后果的企业有 1~2 年的整改期,而不是直接关门、抓人等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做法。


       四、保护知识产权,像治理酒驾那样打假,降低企业创新发展成本。


       对于侵犯知识产权,包括商号、商标、软件著作权等,以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要依法依规及时查处。同时改变市场监管方式,加强从组织生产到流通环节、现场施工及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以促进企业自律和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修改招标投标法。


       现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二)条:“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修改为:“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次低,或并且经评审的低于平均投标价格;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以从根本上倡导自律诚信,避免假冒伪劣,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六、进一步撤并、调整镇村行政区划,至少应撤并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和街道,二分之一以上的村委和居委会,避免盲目投资,增加企业负担。


       截至 2018年 08 月 06 日,中国县级行政区 2851 个,包括 967 个市辖区、369 个县级市、1344 个县、117 自治县、49 个旗、3 个自治旗、1 个特区和 1 个林区; 乡级行政区 39888 个,村委会 559702 个和居委会 102777 个。经济薄弱乡镇,空心村等十分严重,要切实减轻政府和企业负担,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导致的难以估量的巨额投入,劳命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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