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下午，中国人大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慈善法草案的说明。“怀胎十年”，中国首部慈善领域的专门法律终于呼之欲出。
8年前，慈善法就列入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在2014年前，慈善立法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去年，人大常委会对慈善法草案进行了两次审议，并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认真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如果不出意外，慈善法草案将在3月16日的闭幕大会上表决通过，中国慈善领域的首部支架性法律即将问世。
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慈善法内容热点，例如个人是否有权利发起公开募捐、捐款如何避免被挪用和侵占、捐款税收怎么算等问题，草案内容已有具体涵盖。具体内容是否最终落实还要等慈善法草案真正面世后才有定论。
中国现行慈善法律制度建设还相对滞后，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近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更是陷入公信危机。最有名的例子当属“阴魂不散”几年之久的郭美美事件。此事一出，网络上谣言和“滚”字齐飞。公众自此对慈善机构的监管能力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不仅国家级别的慈善机构，民间诸多慈善基金会近年来也多有陷入“诈捐”、“挪用”的丑闻。
未建成即遭拆除的宋庆龄像（资料图）
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建造高达27米、造价据称1.2亿元的宋庆龄雕像，一度被誉为郑州郑东新区标志性建筑，之后该雕像又迫于舆论压力被拆除，河南宋基会在其官网、年报中均未披露。钱从哪来？为何建造？为何拆除？公众的疑问至今还没找到答案。
著名影星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2014年也陷入了“李连杰贪污雅安地震捐款3亿善款”的风波之中。最终虽然李连杰状告诽谤胜诉。但这件事直接暴露出公众对此类慈善金金的透明度持怀疑态度。
中国对慈善事业的监管就在这样一片乱象中蹒跚前行。慈善法将来一旦落地，或许将带来依法治善的全新时代。正如草案所解释的慈善法的意义：“构建一个更加规范的环境，让捐赠者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能够得到尊重，让求助的人能够有章可循，尤其是让欺诈行为受到惩处，能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好的弘扬。”
有意思的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以往总是以热衷慈善募捐而闻名。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慈善法》，也没有类似中国的民政部一样负责监管慈善机构的政府部门。那么美国是如何管理慈善的呢？
美国没有《慈善法》，联邦层级规范慈善活动的只有“税法”，各州自行制定规范慈善组织的州法。1894年，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非营利慈善组织的免税优待，以及公司慈善捐赠的相应减税政策。1954年《国内税收法典》，首次将慈善免税条款，统一并入法典第501条中。也就是说，美国人之所以热衷于慈善，除了宗教号召和社会责任感的原因之外，减税政策也是一大原因。美国就是通过税法来监管其国内慈善事业。
在美国，公益组织的财务状况要向社会公开，国税局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的“990表”。慈善组织每年要上报该表，被要求提供十分详细的信息，报表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董事会成员有关的金融交易记录，如果有问题，相关董事将被课以高额税收，慈善机构也可能失去免税资格。
税收报告收到国税局的检查，还要受到公众的监督。任何人都有权查询每一笔捐款的使用，并对其认为行为不当的公益慈善组织提出检控。
除了通过税收进行管理。慈善机构行业内也有监管机制。基金会的成立、免税、运营等，除要接受政府监管，也要接受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评估。比如,美国慈善信息局制定了衡量基金会的9条标准，每年4次公布对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果，公众往往根据它的公报，决定给哪个基金会捐款。
尽管如此，美国的慈善机构仍然有涉嫌贪腐的“漏网之鱼”。尽管每年要报税，但是在美国，没有法律对开支比例做硬性规定，于是有的慈善机构利用这个在开支比例上钻空子。
2015年美国政府日前对国内4家癌症慈善机构提起诉讼，指控其涉嫌诈骗和滥用1.87亿美元善款。图为被起诉的美国癌症基金会总裁James T. Reynolds。
据《中国红十字报》消息，在全美最差劲的50家慈善机构名单中，管理费所占比例均超过了70%。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这50家慈善机构的项目只将他们所筹善款中的4%用在了救助对象身上。有一家糖尿病慈善机构共筹集了1400万美元，但只给了病人约1万美元；最夸张的是，有6家慈善机构根本没在项目开支上花过任何钱。
不仅如此，美国慈善组织的监察系统本身也很不完善，违规记录通常只留在州范围内，并没有全国统一的系统来记录慈善机构及其招商公司的违规信息。每个州的监察机构还不一样：在宾夕法尼亚，是州务部来负责；在加利福尼亚，是检察院来负责；佛罗里达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农业和消费者服务部；德克萨斯州则有两个部门按照三种不同的法规来负责同一种慈善机构。
以往鉴来，中国的慈善法虽姗姗来迟，不过对比美国慈善监管的乱象，自有优势存在。美国的慈善管理经验也有可取之处，中国慈善事业的完善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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