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组团北大"首演"谈公知变形记

2013年03月21日 09:22    来源: 2013-02-05 12:23:35     来源:侨报    作者:吴了了【
【侨报特约记者吴了了北京报道】“感谢我爸爸给我起了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否则这个组合也许就要叫‘熊知道’了。”在“云知道”首次见面会上,熊培云打趣道。2013年伊始,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团队的策划下,熊培云、许知远和梁文道——这三位均有新书问世的70后“公知”将以组合的形式在中国各地高校陆续开展十几场与知识分子相关的主题讲座。

“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先从自己的身份和正在工作的领域谈起。”梁文道希望通过这一年的高校讲座,三人能在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在今天的处境如何”、“应秉承怎样的原则”及“该如何定位和社会其他力量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并做出“清晰一点的认识和反省”。

1月12日,“云知道”的第一站走进了许知远阔别了十余年的母校——北京大学,三位以“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变形记”为题,和北大学子们一起讨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如何从六七年前被提出时的正面形象沦落为了这两年糟糕的“骂人词语”——“公知”。

熊培云:公共知识分子需要眼力和脚力

1973年生于江西,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专栏作家及社论作者。现任职于南开大学传播学系。2005年和2007年,熊培云以其理性且有情怀的思想、温和而向上的力量两次入选世纪中国网友“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

我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态度一开始是暧昧的。一方面,当有人希望你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良知和理性的时候,我乐见其成,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推动这个所谓的文化建设,所以没有公开拒绝。另一方面,如果“公共知识分子”是一项荣誉,对我来说有点大,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做出什么东西,只是尽自己的本份独立思考、写作而已。

后来,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这个词的时候将其分成了三部分:公共性、知识性和被承认的一分子。公共性,是对公共领域发生的事要参与和介入,是在考验你的心灵;知识性,是你介入其中的态度和立场的问题,更多的是在考验你的理性。我一直认为,有独立思考和担当的人就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要认为其他人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随着过去这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的流行,在一些领域有一些人针对一些具体的话题展开讨论,形成了一股声势,并在最开始的时候的确(对政府)形成了一些压力——如果没有形成压力,在随后的几年中政府也不会干预《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但是从去年开始,政府再也不干预了,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了。甚至因为这个群体有了一些女性的加入,而出现了“母知”。现在只要在网上发言,就会被说成是“公知”和“母知”……

而网民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非常势力的,很多时候他们只认同自己需要的观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一个比较荒谬的现象:早上,你表达了一个观点,符合很多网民的意见,被封为“勇敢的人”、“民族的脊梁”……早上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中午,你吃了一顿饭,看到了另外一件事,发表了另外一个的观点——就像我在药家鑫案中发表了其他观点(呼吁废除死刑、社会宽容——笔者注),便在随后的那些天里成为了罪人一样,很多人排队要去杀我,因为我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你说这之前之后的我有什么变化?没有!我就是中午吃了一顿饭,就从“民族的脊梁”突然变成了“国家的败类”。

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坚持什么、表达什么?我一直在强调的两点就是眼力和脚力:一方面努力在看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有什么样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具体表达的时候,要有脚力,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就落荒而逃。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期许,还是回到自身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正如我新书腰封上的这句话:“以己任为天下,为自由而担责”。

许知远: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瓦解

1976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现为《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曾任《PCLife》执行主编、《经济观察报》主笔。作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的文章中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充满忧患意识,如果你厌烦了每天阅读报纸看到形势一片大好的陈词滥调,那么许知远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给你浇冷水的那个人。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我没有办法谈太多抽象的理论。1995年,我进入北大读书,认识了余杰、摩罗和孔庆东。过去的14年中,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如果算我,我们四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分野过程,这些变化过程是伴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继续边缘化和贬值化的过程发生的。

余杰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年轻人,有像我一样想通过写作获得虚荣骗骗女生的欲望,并通过写作来获得自我满足的需求。毕业以后,他丢掉了单位的工作,成为了一个无业者。为了表示不满,他会写一些更激烈的文章,结果出版社开始封杀他,通过一步步非常愚蠢的方式把他越逼越远,他被迫成为了一个抑郁者——作为作者的余杰消失了,最后流亡美国。

再看摩罗,2010年我在剑桥大学游荡的时候,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他的一本新书《中国站起来》,我非常震惊他会写这样的东西。海外生活比较无聊,我就在剑桥一个小镇的咖啡馆里看了一下午,这是一个充满法西斯语调的摩罗——这个年轻人当时起名叫做“摩罗”的时候是想成为思想界战士,但我却在他的新书里看到了他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蔑视,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孔庆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读大一的时候,他在北大读博。他师从王瑶,老师的老师是朱自清。那时候,每周总有两天,我拿着饭盒找他吃饭,我们俩拿着饭盒一步步走到食堂,边走边聊天,他给我谈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他对年轻人开拓自己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十分感激他。可后来他为什么变成了拥抱文革、可以为薄熙来背书的人?

1997、1998年的时候,我比他们小几岁,我原来想走上他们的道路,但是在我快毕业的时候互联网运动席卷中国,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启蒙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们觉得启蒙是从“五四”开始谈罗素、谈杜威;到了1990年代末,大家觉得要谈硅谷、谈资本、谈《连线》杂志……后来,我加入了这种浪潮。那时我们心存幻想,觉得按照这样的模式下去,我们可以越来越健康的生活,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变中国。我们上网,不去理会某些东西,认为随着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大,某些东西会被自然地吞噬掉——但是这些没有发生。

从过去这些年我们四个人的转变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迅速瓦解。本来这些人应该有相似的主张,对社会政治有类似的判断和信念,彼此支持,他们可以争吵,但是对最根本的问题的共识是相互支持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但是现在瓦解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表达的时候可怕得丧失了语言和思想的自尊,一种基本的语言的训练消失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向着大众的语言同化。当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觉得自己被边缘以后,他们经常选择要么是沉默,沉默就变成了流亡。

梁文道:警惕知识分子对庸俗大众的投降

1970年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现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是梁文道最在意的身份,在他看来,“公知”代表着更具理想的一群,他们最大的特质是有担当,关心社会正义,愿意以学识去思考及应对社会发生的问题,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的力量。

上世纪60年代有一位美国学者给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靠思想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为思想而活。所以知识分子和职业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可以是一个作家,可以是一个中学老师,可以是一个大巴司机或者大学教授,这都不妨碍你当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关键要素是你是否为思想而活。

但是在中国今天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公知”的污名化在我看来是过去几年中各种思想界讨论的结果,比如说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后来加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者是新儒家……各种文化观念的交锋变成了庸俗化的结果,就是五毛(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职业,指受当局雇佣或指导,以网络发表评论为全职或兼职的人员——笔者注)对公知,两种人格类型。

今天我不是要为“公知”正名,不是要说“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要说这样随便骂人不利于一个健康讨论的气氛和环境。当然,我这样呼吁恐怕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时代也许就是这样,但如果真的是知识分子的话,他要关心、讨论严肃的品质问题,他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呼吁和关心。

近年大陆翻译引进了一本书《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弗兰克富里迪【英】著,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笔者注),这本书的观点认为,当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向大众投降。按中国话讲,就是要“接地气”,要了解老百姓讲什么,用他们的语言说话。如果大学教授总在想办法用草根的语言说话,当然是很“接地气”的表现,但原来给他那种严格的训练,知识品质的素养做什么?这和一般的精英主义不一样,精英主义认为要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割出围栏,但是后来认为不能,要向大众开放,图书馆要放开,但是背后还有一些想法:世界上有品质的东西应该是全民共享。而今天的情况是精英分子放弃了有品质的追求,一起去拥抱大众,一起用大众的语言去说话,如果大众喜欢你骂娘你就骂娘,他们就会很高兴。

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很可悲,今天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时代,精英和公知被污名化,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在场的各位多半是大学生或者北大学生,我强烈建议你们首先要肯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你们当然是精英,北大的学生都不是精英谁是精英?如果你们关怀社会事物,当然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身份给你的压力和责任不是让你抛弃草根和人民,你当然要关怀整个社会,但是不要忘了,你还要为思想而活,思想是讲品质的,思想的讨论和发掘是有严格的方法要求的,应该有认真严肃的态度。

 

(编辑:王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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