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载于《环球人物》2011年05月第50期 1978年初春，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的习仲勋否极泰来，人生历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将被“流放”在河南省的习仲勋护送回京。 被叶剑英提名“把守南大门”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元帅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习仲勋用“特殊方法锻炼身体”的故事。在河南洛阳，习仲勋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但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很多人听了习仲勋的故事，都被他为党为人民准备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深深打动。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习仲勋和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他对叶剑英渊博的军事知识、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是十分敬佩的；对叶剑英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中的勤奋严谨，为人的谦虚宽厚以及生活上的节俭朴实，也一直是仰慕的。特别令习仲勋感动的是，这次会议期间，叶剑英在百忙中拨冗接见了他。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在北京的工作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经叶剑英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习仲勋谦逊地向中央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 反“偷渡外逃” 1978年的4月5日，65岁的习仲勋辞别家人，仅带着大女儿齐桥桥到广东赴任。习仲勋上任初始，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边境地区汹涌的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风潮。事态的猛烈和严重程度，是现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当时，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在高峰时期能达到每月两三万人。在全国上下正由乱转治、一派经济复苏景象之际，广东省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上任3个月后，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现在的深圳市）视察。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宝安县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在处理大量偷渡外逃人员的事件上，当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存在方式上简单粗暴的现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习仲勋及时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他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严肃地指出，“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他还专程跑到收容站，带头对偷渡者做宣传教育工作。 由于反“偷渡外逃”工作抓得紧、力度大，到了当年11月份，全省外逃人数已控制在了百人以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