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玉冤案呼唤加速普及共生哲学

——《李金玉年谱长编》自序


2019年05月01日 09:44    来源:故事贴    朱建国

       历时十七年的艰辛采访和搜集史料,120万字的《李金玉年谱长编》(1922-2002),至2019年夏终于"妄意纂集"——上部:《李金玉年谱》,下部:《他们回忆李金玉》。





       

       书名原拟《李金玉的洪湖梦——洪湖县四清文革史》,顾虑时忌,更因本书侧重原始史料,多依年谱长编体例,"借综铨次,皆有依凭",重在学术性、史料性,为后人更深入研究李金玉提供可靠的一手资料,因此定名《李金玉年谱长编》。这就让它在已有的诸多李金玉文学作品中别树一帜。


       古称"长编宁失之于繁,无失之于略","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统绘众说,掊击伪辩"。"长编"体例始于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中也有谦虚——"‘长编’就是更正式更庄重的‘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之‘初级阶段’,或‘前期成果’。"较之"敍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细无遗而系之以年月者,谓之年谱", "长编"更能突出对谱主的尊重。如1936年完成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1979年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和1984年问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都表达了对学界大师的极其尊敬。


       因此有人奇怪,"长编"是如此尊重大师的史学体例,怎么用于一个七品县委书记?就是全国的标兵县委书记焦裕禄,也没有享受到"年谱长编"的殊荣啊。


       1922年生于山东掖县一个富农家庭的李金玉,不过是1955年-1965年在湖北省洪湖县当了十年县委书记,其民颂事迹也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打赤膊穿裤子:顾下不顾上",顶住省委、地委的极左指示让全县四十多万人无一人饿死——既坚持让完成了国家统购任务的洪湖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留足口粮,又建立与五省交易的"三层楼"自由农贸市场,让农民互通有无以长补短。其时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却因机械看齐"圣旨",1960年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天灾",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这就使自然条件偏差的"水袋子"洪湖县反而成为荆州地区11个县中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县。戏剧性的是,最后是劣胜优汰,饿死人者青云直上,救民县委书记李金玉,却不仅没有得到嘉奖,反而因此得罪了荆州地委书记薛坦及其后台。于是在1964年10月的四清运动和接下来的文革,被诬为"反党集团头子"( 洪湖县委副书记韩耀辉、徐伟、辜呈清、马香魁和常委冯庆元等打成"洪湖反党集团"),文革中被下放农村强制劳改,1980年改革开放后却因"档案无记载"而"无反可平",只受到降级安排闲职的"安抚"。


       这样一个在中国不足为奇的"县级冤案",本不该有"年谱长编"的待遇。2002年9月14日我到荆州采访病危的李金玉时,也只有写篇报告文学的念头——次年只在《山西文学》2003年2月号上发表了万字文章《世间已无李金玉——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但是,在李金玉2002年10月8日病逝后,接下来十多年的深入采访中,我逐渐发现李金玉冤案非同寻常,其中至少有三大特别之处——


       1、 李金玉冤案呼唤加速普及共生哲学。


       李金玉冤案的表面原因很简单,因为多次婉拒顶头上司荆州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指示,特别是自然条件偏差的洪湖县反而成为荆州地区11个县中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县,极大放大了薛坦及其后台的饿死10万人的错误,让薛坦等愤恨而借机报复。


       可是深入研究下去,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官场三千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官场中如何解决"看齐"与"修正"相辅相成的问题。从行政指挥来看,没有"令行禁止"的"看齐",无法完成一个庞大体制的指挥与调度,也就不能做成任何事情。所以从古到今,虽然历朝都在中央设立了谏官御史,但却从没有准许基层官员抗上的制度。像海瑞那样的忠诚县令,也只有等到老皇帝死后才有昭雪平反的万一,这种名义上的安抚反而让官僚们更加坚决"看齐"。即使是中共党章,有了党员可以保留个人意见的规定,但也强调必须先执行——也就是说,错误只能以后改正,不许即时纠正。这一规定遇到事关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只能是"看齐死亡"。屈原冤案就是典范:楚怀王的决定让楚国必亡,但屈原的正确意见就是无法修正楚怀王的决定。1959年李金玉拒绝执行薛坦将大部分农村劳力派到外地"大炼钢铁",因为他明白,执行此令,就让田里已成熟的稻谷无人收割而烂在田里,势必造成缺粮饿死人。在此生死攸关之际,为了保民命,他只能对上谎称派出了几万人,实际只派出几千人应付。但这种阳奉阴违当然会被发觉,让薛坦认为"李金玉极不老实",恼羞成怒,伺机报复。


       为何改革开放后薛坦也仍然坚持认为李金玉对党不老实?因为确实没有任何新规定能让下级可以及时抑制上司错误。所以如此,因为我们的执政高层,始终没有进入共生哲学:世界需要阴阳共生,正能量、负能量共生、"看齐"与"修正"共生,再好的事情如果一股独大,独裁一切,就必然走向反面,制造悲剧。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这样而来。120万字的《李金玉年谱长编》,可以说是细致地、反复地、完整地勾勒出这一共生观缺失带来的悲剧逻辑。


       如若薛坦有"没有敌人,只有病人"的共生观,就不至于在省委集体尚未讨论通过时,就将李金玉撤职下放劳改,工资由127元降为26元!更不至于在1980年洪湖人民代表要选举李金玉当洪湖县长时,强行将李金玉调到荆州长江修防处当个第11副处的闲职,剥夺一个杰出的改革者的最后工作机会。


       可见薛坦报复李金玉,并非其个人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种体制缺乏共生哲学的体制病。《李金玉年谱长编》能让人深切感觉这一顽疾,这就是它的独到之处与可贵历史价值。


       2、《李金玉年谱长编》活现了"四清"对文革的导火线关系和深层影响。《李金玉年谱长编》以大量确凿史料证实,洪湖县文革十年史,其实就是一部洪湖人民为"四清"翻案、为李金玉翻案的抗争史。这一史实深刻地证明毛泽东因与刘少奇的"四清"观点不同而摊牌的激烈冲突,并非两个人意气用事,而是有着广泛而深邃地社会现实冲突。"四清"运动必然引发从上到下各级干部的冲突,更引发人民百姓的相互冲突。现实说到文革原因,一些专家只说是文革前十七年各种政治运动积累了大量矛盾,而没有看到,促成文革提早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四清"运动造成了各地干群的新分裂。许多地方百姓积极参与文革,就是想借文革为"四清"翻案。这是百姓一度具有"文革积极性"和欢呼文革的重要原因。但文革的本质是不惜借助暴力、武力极端反共生,所以文革浩劫带来空前巨灾。前所未有的杜绝共生思维必然带来史无前例的专制大灾,这就是文革。可如此重要的史实真相,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李金玉年谱长编》正好通过再现"洪湖县四清文革史",填补了这一空白。


       3、《李金玉年谱长编》再现了李金玉"以历史之是非为是非"普世价值观。李金玉的故乡掖县是京剧爱好之乡,梅兰芳等大师也常常去登台献艺。李金玉从小爱看京剧,到洪湖县后又组建了湖北省第一个县级京剧团,让洪湖人民从单调的荆州花鼓戏升华到能欣赏国戏京剧。李金玉最喜爱的传统京剧有《满江红》、《十五贯》、《海瑞罢官》。这些京剧让李金玉明白一个价值标准:要"以历史之是非为是非",勿为一时一朝之眼前是非为是非。人生要争取"留取丹心换汗青", 勿贪眼下荣华富贵。


       基于三大特别之处,我才下决心将李金玉冤案撰写成120万字的《李金玉年谱长编》。


       关于人类共生观的研究,中国近四十年来有三种研究途径,一是官方高层,二是南方民间,三是北方学界。高层共生观侧重国际视野与社会控制;南方民间共生观重在"向异质开放",宽容异己,百花齐放;北方学界共生观聚焦左右两方共同的底线:反强制,反一元,倡共识、保护小共同体。《李金玉年谱长编》属于南方民间共生观研究专著之一,它可能有利于人们尽快接近共生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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