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觉得这对流动儿童不公平。”8月22日，北京市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石景山区黄庄学校的陈恩显校长已经进不去自己的学校了，他在位于石景山区的家里接受了津云新闻记者的采访。该学校上个月刚刚经历20周年的校庆，他身上穿的还是学校因此印制的校庆文化衫。
正在安抚家长的陈恩显校长
这个拥有1800余名学生的学校，号称北京市规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该校在今年8月得到教委通知，需要立即分流，紧接着，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学校大门被土地所有方派驻保安封死。
记者采访得知，黄庄学校小学部分流的新校区曾向学前班家长声明，不再开设小学一年级，家长为此多次与石景山区教委交涉。9月3日，黄庄职业高中玉泉路校区开学，被分流的约50名打工子弟一年级新生背起书包，进入教室。
北京最大打工子弟学校求救 
黄庄学校老师发出的求救信
8月13日，一封求救信在网上流传，求救人是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学校的陈老师、王老师等6位老师。他们在信中说：“2005年12月30日，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学校与北京市金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书》，黄庄学校租用园林公司的土地期限为20年（自2005年12月31日起至2025年12月30日止）。2018年8月9日，园林公司在黄庄学校门口及周边向过路群众、学生家长和学生散发《关于收回石景山区黄庄学校租用土地的通告》，园林公司在通告中声称：‘要对黄庄学校区域采取限制进入措施，对黄庄学校断水断电，要求黄庄学校相关人员及时搬离。’”
陈恩显校长向记者出示了与金都园林公司的土地合同
求救信没有复原出8月开始黄庄学校面临的情况，亲身经历此事的学生家长程女士说：“我当时都吓傻了。”
陈校长告诉记者，8月7日早上6点，石景山区政府、教委、公安、街道、金都园林公司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和上百名保安，在大门口及院内张贴告示，设置办公地点，开始“分流师生”。
当时在校学生有假期托管的350人左右（含50多名住宿生）和幼儿园的80名左右的幼儿，“这些人在校内、校外发传单，给家长老师发短信，经过两天折腾，全校师生和家长不为所动。”在此情况下，8月9日，金都园林公司在校门口贴出一个通告，要与学校解约，并限制人员出入。8月10日晚上7点，学校大门2米处焊了一个大铁门。
黄庄学校门口的通知
8月12日，大量学生家长聚集在黄庄学校门口，教委和金都园林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家长说明学校关闭，家长们表示不同意。还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进校，跟保安起了冲突。程女士看到现场的状况，心里就明白，黄庄学校的关闭不可逆转，她真的要开始考虑孩子的上学问题了。
黄庄学校的20周年校庆宣传册上这样介绍这所学校：“黄庄学校成立于1998年8月，是石景山区教委批准的合法民办学校。学校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操场占地6000平方米，现两层教学楼三栋，校舍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设有幼儿部、小学部、初中部，现有43个班，1810余人；其中幼儿部14个班，380余人；中小学29个班，1430人。学校拥有物化生实验室、电脑室、舞蹈室、美术室、图书室等专用教室，有多功能厅，电影院；完全满足教育教学要求。现有教职工110余人，其中本科及以上48人，具有中高级职称教师占48%。”
学校关了，这1810个学生要怎么办呢？
石景山区教委张贴在学校门口的通知显示，孩子们将会分流到四所学校。幼儿园小、中班分流到万商幼教中心老山幼儿园，幼儿园大班分流到万商幼教中心古城幼儿园，小学生分流到黄庄职业高中玉泉路校区，初中分流到北京市礼文中学。
教室内学习用品散落一地
8月21日，记者走访了位于石景山区黄庄村43号的黄庄学校，进入学校唯一的路口，已经被铁栅栏拦住，十几名身穿制服的保安仔细盘查每一个试图进入的人。一块写着“黄庄学校8月13日起（周一）停办，请学生幼儿到新校址学习”的指示牌挂在入口处。一位自称金都园林公司处理黄庄学校后续问题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不是相关人员不可以进去，已经联合教委把学校的老师、学生都分流了，学生的问题“都解决了”。设路障是因为该地区的土地管理归于金都园林公司，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他们的上级单位。
俯瞰黄庄学校校址，学校教学楼的周围全都已经被拆
办学场地与资质存疑，黄庄学校被釜底抽薪
那么，学校真的违约了吗？
8月22日，黄庄学校校长陈恩显承认学校里有违规建筑，但他认为这是金都园林的问题——因为合同上已经说明这里可以用来建造校舍，而金都园林曾承诺会协助其办理相关手续。与此同时，黄庄学校还出具了可抗八级地震的校舍质量报告。
校舍抗震报告
同时，陈校长强调，金都园林和区教委的“封校”和强制分流行为并不合法，希望能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让学校办学回到正常轨道上。陈校长还透露了对金都园林用意的揣测：“他们是为了搞开发，时间上要求快，几天之内就把学校釜底抽薪。”工商资料显示，金都园林母公司的唯一出资股东是北京市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唯一的法人股东是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而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则是国有独资企业。
实际上，这种近似强制分流的行为并不是第一次。
求助发布的两个多月前，金都园林发出解约通知书，其中提到的解约缘由为：配合“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其后，北京市石景山区教委口头通知黄庄学校，要求在寒假开始拆迁。在其后的寒假中，同在石景山区且在棚户区改造地段的打工子弟学校台京学校因拆迁停办，但针对黄庄学校的拆迁并未如期进行。寒假过后，黄庄学校正常办学。本以为逃过一劫的黄庄学校，还在今年7月办了20周年校庆，没想到，校舍会以被强行封门这种形式关闭。
教室内的墙上还有着20年校庆字样
陈校长回忆道，2018年7月底石景山区区政府、八宝山街道鲁主任、教委和金都园林公司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多次约他到金都园林公司谈话，许诺可以给他玉泉路校区的16个教室。“我校希望教委把准备接收我校师生的黄职玉泉路分校整体租给我们，这是考虑到16个教室根本容纳不下小学部1300多名学生。因此，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除了办学场地的困扰外，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棘手，即办学资质。
石景山区教委发布的《致家长的一封信》显示，黄庄学校的办学许可证在2018年8月到期，该校址将不再继续办学。而在黄庄学校的办学许可证上可看到，有效期限截至2018年3月。
“办学许可证是3年一换，我们去年的年检是合格的，按照惯例，应该给我们换发新证。”陈恩显说。然而他找到区教委申报，工作人员却表示“先用着再说”，手写了一行字：有效期延至2018年8月。此后便没了下文。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表示，陈恩显没有及时申报。
石景山区教委公众号“石景山教育”则从8月12日开始，连发三篇文章公布“黄庄学校分流安置”相关信息。文章内容显示，截至14日晚，已有17名幼儿到老山幼儿园参加暑期托管，120名学生到玉泉路校区参加暑期托管，累计参与入学登记的学生及幼儿达924人。
但有家长反映，玉泉路校区目前只设立了二年级到六年级，不招一年级新生。这就意味着，9月1日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原来在黄庄学校报名了一年级的学生，无法在玉泉路校区进行登记。陈恩显说，包括原来的幼儿园大班学生在内，一般每年都会有大约三百名一年级新生。
分流校区曾决定不开设新一年级，家长频繁跟区教委交涉 8月23日上午9点，四川人张女士来到黄庄职业高中玉泉路校区，跟她同来的还有25位家长，他们围在学校门口要求进入，保安没有拉开铁门让他们进去。僵持了五分钟后，在学校驻守的区教委工作人员出现在门口，询问家长来的目的。
家长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解决他们马上就要升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的上学问题。
这些家长的孩子原本是黄庄学校小学部学前班的学生，按照学校的升学流程，会在今年九月正式升入一年级，然而在他们来到玉泉路校区登记的那天才得知，这个校区并不招收一年级学生，也就是说，黄庄学校的分流没有包含他们的孩子。张女士已经跟教委多次交涉，教委对她的回复是，会有相应的安排，先回去等通知。
新一年级家长得知要去华奥报到
不料，8月22日，她所在的黄庄学校学前班家长群里，李老师发布了“新一年级通知”，要求家长到另一所学校、北京市石景山区华奥学校报到。这才在家长群里炸了锅。家长张女士告诉记者，华奥学校无论是教室、食堂还是厕所，条件都比玉泉路校区差很多。记者走访发现，跟玉泉路校区现代化的教室相比，华奥学校校舍较陈旧，教室较小，厕所也异味较大。
华奥学校校舍较旧
河北程女士的困境尤为突出，她有两个孩子，原本都是黄庄学校的学生，一个上四年级，一个升一年级，然而，现在这两个孩子却无法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据她说，在新一年级里，她的这种情况有一半左右。
一位南方口音的家长打扮入时，正在一字一句地跟教委沟通：“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上一年级。”教委的工作人员说：“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现在正在研究你们的情况。现在我们不知道多少人上学，只有交钱以后才能知道怎么安排，在哪里交钱和在哪里上学不挂钩。散了吧散了吧。”张女士说：“我们本来就是小学部的学前班，通知说小学部来玉泉路校区，现在又不让我们来这上了。”家长越说越激动，一位老师出现说：“你儿子正在楼上上课呢，你们一说孩子都没办法上课了，你快回去吧。”
9月2日，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两个孩子已经在玉泉路校区上了学，新的一年级开设了一个班，他们在跟教委的交涉中获得了积极的结果。
不过陈校长还是显得有些忧心忡忡：“新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到我校报名交费的有160人，而玉泉路分校一年级新生只有50人左右，另外100多名准备升一年级的新生哪去了？距我校十多公里外的万商古城幼儿园，负责接收我园中班升大班的120名幼儿，只去了不到20名幼儿，那100个幼儿去哪了？因玉泉路分校无法提供住宿，230名左右的住校生去哪了？这些学生估计很多都回家当‘留守儿童’了。”
“我们，也是城市的建设者” 在去黄庄学校的路上，一名北京口音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把那些人轰走不冤，我告诉你，他们都是不工作，赖在北京的！”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记者的采访对象中，有着抚养两个孩子的张女士，她是一位家政保洁员，顾先生是一名餐馆服务人员，周先生在做水果生意，他们并没有闲着。陈校长曾经为在校生做过调查，学生父母中，百分之九十是在北京工作的。
家长收到教委的通知
河南周口人周先生的儿子彤彤也在黄庄学校上四年级，从幼儿园入学算起，已经在此上学7年了。眼看黄庄学校停水停电，大门封死不能上了，他赶紧咨询了老家的小学，得知的结果却是报名已经截止，这让他十分懊恼：“我们已经选了北京最大最好的打工子弟学校，他们可以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初中，让孩子可以在稳定的环境里踏实升学，跟老师的关系也很好。”家住在七星园的他，距离黄庄小学只有20多分钟的路程，现在换了学校，孩子的心情也受到了影响。如果在京上学的问题解决不了，难免要考虑把儿子送回老家。
周先生03年就来到了北京，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5年。“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我儿子一出生就在北京。”彤彤的学习成绩不差，门门功课都在95分以上，课余生活就像普通的北京小孩一样，平常上学，下课母亲接他放学，20分钟就能回到有他独立卧室的家，周末看电影，踢球。周先生有空时，还会带孩子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买书，周先生的妻子是钢琴老师，孩子平常在家里就能接受钢琴辅导。
“一想到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我就着急。”曾经带着孩子回过农村老家，但是彤彤没办法适应。“老家的孩子张嘴就骂人，走到哪都光着脚穿拖鞋，夏天只穿一个小裤衩，有些孩子因为没有人管，还把小偷小摸当做炫耀。”彤彤从穿衣打扮到行为举止，都跟老家的孩子不同，而且爷爷奶奶那辈人的教育方式，以及彼此间的代沟也同样是个问题。
孩子的爷爷奶奶现在在郑州收废品，虽然收入不多，但是每年收入一到二万，可以养活自己。如果孩子回老家，父母也得回家照顾，这部分的生活开支也会变成周先生的责任。
周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本来他在北京做水果生意，每个月可以收入2万左右，租房要花去5千左右的租金，剩下的钱除了生活费，他们就把它攒起来，打算以后到天津买房落户。“心累，挺烦。我的整个计划都在这儿，但是现在所有计划都打乱了。”为了孩子的教育，周先生考虑把孩子送到私立的国际学校，但是这样的学校每年可能要16到20万元，买房的计划化为泡影，周先生感觉自己的未来也更加迷茫。
“我对孩子的期盼就是陪伴他的成长，只要他不违法犯罪，健康长大，平平安安就行。”然而这点小小的期盼，对周先生来说，也成了一个未知数。
月入两万的周先生的儿子不能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还有私立的国际学校可以选择，但月入七千的顾先生，则在考虑要不要把孩子送到远在河北省涿县的一所学校——那是一所寄宿学校，不必费心每天接送，一个学期学费7000元。在餐馆打工的顾先生，已经在北京17年了。他在河北省买了一套房，7千元的月薪，每个月还要还3500元房贷，在北京的住房也要花1000元租金，生活费用之外，几乎所剩无几。然而，自己陪着孩子回老家也不在顾先生的考虑范围之内：“回不去呀！我不会种地，老家工价低。毕竟，我还供着房贷。”
这些孩子不能上公立学校的原因，往往是不能提供五证，即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北京市居住证（或有效期内居住登记卡）、户籍地无监护条件证明。
据媒体报道，这“五证”其中的在京实际居住证明，虽然租房也可以办理，但房东往往不会轻易给租客用掉名额。由于按规定六年只能使用一个学位，还因此产生了学位的占位费，价格从几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别了，我的黄庄学校！” “别了，我的黄庄学校!”看到同事的朋友圈，56岁的陈恩显双眼含泪，“这个结果我还是欣慰的，毕竟不像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拆了就是拆了，散了就是散了。经过交涉，我们学校的学生至少得到了安置，有学可上。”这座倾注了他20年心血的打工子弟学校，很可能无法改变将要关闭的未来。
1962年出生的陈恩显，老家在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临河乡张寨村，父母都是农民，他排行老四，家里兄弟姐妹五个都上了学，家里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奶奶喂猪搞养殖，家里条件还不错，父母上过私塾，因此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较重视。
学校老师发朋友圈诉说对学校的不舍
高中毕业后，陈恩显考上信阳师范学校。为什么要上师范呢？陈恩显说曾看到村里的老师能吃上稀粥、馒头，“我觉得老师生活真好，我得当老师。”
1982年参加工作以后，陈恩显在本地学校担任历史和地理老师，1987年，他来到息县二中成为一名高中历史老师，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1年。是什么，让35岁的他离开这个铁饭碗呢？
这得从1995年去广州的经历说起，那一年他办理了停薪留职，投奔在广州随军的二姐，在广州一所民办小学当了一年半的老师，这是一所类似“贵族”学校的高收费小学，当年就收取每年6至7万的学费。
1996年陈恩显回到息县二中，过了不久，他听说了一件事。他的同学易本耀在北京种地，和妻子李素梅帮着亲戚朋友拉扯着八九个孩子，后来，慢慢变成了五六十个孩子，易本耀索性用废弃的工棚建了一间简易的教室，教周围那些在北京种地的外地子女上学，孩子越来越多，这里便成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雏形。
1997年7月，易本耀邀请陈恩显来北京游玩。当时的北京四环边上都是菜地，陈恩显骑着车到附近查看，看到的是田间地头玩的、废品收购市场里跟废品在一起的孩子，全都是学龄儿童。他们的父母读过书的都不多，更不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
想想他在广州任教过的贵族学校的孩子们，有那么好的环境却还是调皮捣蛋，而这里的孩子却没有学上，他的鼻子酸了。
陈恩显校长穿着20周年校庆T恤
陈恩显做了一个决定。“我想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让这些孩子上学。”回家之后，他跟爱人和亲戚商量，没人赞同。
妻子说：“我们现在有吃有穿，有孩子，要是把工作丢了不值得。”当时他在县城有套学校分的房子，40多平方米，三口人住，生活很舒服。
倔强的陈恩显拿了几千块钱偷跑到北京，他心想，生源是不愁的，只要找到房子，学校就能办起来。
黄庄村，本来是四环外的一个大村庄，外地人很多，大部分是种地和做小买卖的。他找到村所属的八宝山农工商公司，负责农业的戴经理本来对他不太热情，听说他要办学，立即表示一定帮忙。
陈校长很快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本来是生产队办公地点，一个废弃的小院子，200平方米左右，只有8间房子，价格大约2万一年。把房子改成4间教室，又简单地装修，一个民办小学校就落成了。
房子有了着落，他又找了一个东北的退休老教师，招聘了2个女教师，再加上易校长派来的支教男学生，妻弟从老家过来在后勤做饭。
1998年8月18日，学校正式挂起“石景山区流动儿童学校”的招牌，当天就招了50多个人，到期末学校已经有150人了。当时的学费是每个学生每学期300元。陈恩显说，学生的学费主要都用来发工资，收上来就改建学校，添设备。学校2001年就有了电脑室。
1999年2月，学校迁至黄庄村倒闭的木器加工厂，把厂房改造成10多间教室，学生370人左右，到9月份又改造出10间教室，学生800人，更名为石景山黄庄小学。
随着学生数量猛增到两千人，黄庄村拆迁后，学校租下了西南郊苗圃院内17亩场地，新建校舍60间和部分教学用房，2003年11月份终于迁到了现在的校舍，更名为“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学校”，设有学前部、小学部和中学部。
2005年9月，学校在校生3100人，据学校的宣传册称，黄庄学校成为了北京市规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2009年，石景山区黄庄学校获得了办学许可证，走上了合法办学的道路。
玉泉路校区教室，今后会成为分流的黄庄学校小学部的教室
在陈恩显的带动下，他的很多亲友都走上了办学之路，他的大姐陈玉英在北京通州区办了新未来实验学校，他的妻姐万素萍在北京海淀区办了永丰实验学校，老乡易校长在海淀区开了行知实验学校。他笑着说，很多人都说“息县出校长”。
黄庄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三分之一回到了家乡继续上高中考大学，有三分之一去了技校职高，还有三分之一不上学帮衬家里。
今年25岁的蒋赫敏是黄庄学校的第一批学生，5岁开始上学前班，在这一直学习到小学六年级，初中才转回乡里的公办高中，其后也一直抓紧学习，目前就读于首都师大的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今年校庆她回到了母校，她说，黄庄的同学感情很好，很多都成为了她一生的好友，也有不少学习很好。
9月1日，本应是黄庄学校开学的日子，每年的9月1日，陈校长都会和全体老师早早的来到学校，把大门口打扫的干干净净，迎接学生的到来。今年的这一天，陈校长为了避开保安干扰，他躺在自己车的后备箱，让朋友将他拉进学校，校园空荡无人，他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在大门口打扫卫生，这可能是他在黄庄学校渡过的最后一个9月1日了。他打扫得很认真，很认真……
空荡荡的教室、走廊、操场仿佛还能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四年二班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字写着“再见亲爱的母校”、“再见黄庄学校”。桌子上的作文本摊开着第一篇《蚂蚁观察日记》，地上还有一摞不知道是谁忘了带走自己的奖状。虽然无人照料，窗边的绿植还郁郁葱葱。幼儿园的走廊有一面许愿墙，上面写满了孩子们对未来的寄语。
“我想吃青菜，做一个健康的乖宝宝。” “我想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祝王老师越长越美丽！” “我希望妹妹快点长大。” “我要当一名警察。” “我希望成为一个画家。 “我希望妈妈能快点给我买一个新书包。”
孩子们的许愿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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