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琪   中国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西欧研究室主任。

【侨报记者钟颖北京采访整理】2016年，美国大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重要阶段，迄今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共和党人川普的异军突起，初选过程中民主党人桑德斯上升势头迅猛，虽然两人分属左右两翼，但他们的竞选都呈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尽管在本次大选中，川普和桑德斯为代表的左右翼民粹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大的差异，但两者兴起的背后有一定的共同原因，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的威胁，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以及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等。

第一，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激进，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缩小，目前已经降到人口的50%以下，大量中产阶级成员跌入低收入阶层，而蓝领阶层的上升通道变得日益狭窄，最近20多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蓝领阶层的衰落更加严重，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技术进步，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外迁或外包，即使奥巴马政府努力推行再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也将更加依赖技术而非劳动力，目前，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经不足总量的9%。

中产阶级因此变得更加激进，同时在政治上被忽略的白人蓝领阶层也爆发了大反叛，美国中下层的反叛往往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桑德斯和川普为他们提供了左右两种极端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将矛头分别指向富人，华尔街、金融阶层或者是非法移民，少数族裔等不同的对象，由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两人也竭力反对两党建制派的自由贸易、区域贸易协定等现行政策，要求将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

第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激发了中下阶层对特权阶层的愤怒。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新镀金时代，经济不平等的程度重攀历史高峰，2014年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增加到0.48，这不仅远超于0.4的警戒线，而且在主要发达国家也是最高的，美国的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最富有的人手里，到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的90%的家庭几乎相等，导致严重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缺乏欧洲那样的税收与再分配政策。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全球化是当今美国社会危机的一个新的根本性因素，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富人和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谋取和转移财富，但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却只能受困于本地经济的衰退，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多数选民是根据本地经济情况来投票的，这就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支持者，这种情况实际上造就了两个美国，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和本土的经济弱势群体，民粹主义运动试图利用本地的政治力量，去缓解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弱势群体造成的伤害，这也是其在地方选举中得势的主要原因。

第四，美国民主制度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日益加剧，奥巴马执政的几年是20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最严重的时期，经济不平等是加剧政治极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并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党派占据上风，相反，由于美国政治传统下的分权制衡机制，美国政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对立和僵局，特别体现在国会在关键性立法的投票上，如医保、气候变化。政治极化放大了美国制衡制度的强度，使美国的治理能力和效率进一步下降，民主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妥协与共识被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所取代。

第五，川普和桑德斯现象反映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的认知差异，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目前美国两党的主流都认为美国的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在必要时，美国应当发动海外军事干预，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而川普反对两党在这方面的共识，他在对外政策上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他以商人的眼光质疑美国军事干预、海外驻军甚至维持北约的合理性，坚决反对自由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桑德斯也试图打破当前对美国特性的主流认知，但他的方向与川普完全相反。

桑德斯也反对海外军事干预，但却是基于和平主义的，他同样反对区域贸易协定，但出发点却是全球化对弱势群体和人类发展的危害，桑德斯热烈的赞扬北欧福利国家，希望美国建成北欧那样的福利制度，希望美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像某些其他国家。无论是川普还是桑德斯，他们都已经不再坚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上无可匹敌，美国价值观普遍适用的帝国主义方案，这反映了美国国际地位和相对实力下降后，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做了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