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学者精神人格的独特见证


2022年12月13日 10:42    来源:美中时报    张灵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段在改革开放催生、推动下的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美好时代。《钱中文祁志祥八十年代文艺美学通信》给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份独特珍贵的私人档案。该书的核心构成是青年学人祁志祥与长辈学者钱中文先生其时的几十封学术通信以及祁志祥教授添加的、将这些通信连缀起来的背景交代文字。该书不仅记录了两代学人在那时的文化语境中对一些重要文艺美学问题所作的探讨、提出的见解,也保留下了他们关于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以及年轻学人如何一步步走上学术产出台阶的方法、策略、门径等种种问题的思考和尝试。本书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民族文化与人类精神“薪火相传”这一恒久愿景在当代学人之间真诚践行、齐心演绎的样本。不过本书还包含真实丰富的社会内容以及浓烈真挚、细致多变的个人心理情感表露,它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通信的畛域,某种意义上,也具备了被当做一本书信体的叙事文学、“非虚构”的纪实作品来阅读的思想品质。




       1981年底,师专毕业后在江苏大丰县一所中学任教的24岁青年祁志祥,在《文学评论》上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先生《论文艺作品中情感和思想的关系》一文后大受教益,并因为自己也刚刚写就了一篇与此题目相关的叫做《浅谈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的论文,就大胆地把自己文稿寄给钱先生、并写去一信讨教,从此开启了两代学人将近六年、较为集中的学术通信。今天捧读这些略经当事人祁志祥教授文字缀联、背景交代的几十通书信(其中钱中文先生写给祁志祥的为25封),除了令人为那个年代学人对学术的孜孜追求、学人之间精神之交的单纯真诚、略无世故的情怀而屡生感慨之外,我们也能从这部独特而珍贵的“学案”中依然吸收不少可资借鉴的为学方法、学术见识,并领受到可贵的精神鼓舞。难怪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在阅读该书后回信钱中文先生,高度评价此书所记录、承载的人文精神、人格力量、审美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认为“此书问世,值得大大祝贺!可谓2018年中国的一本奇书”,其价值甚至“当在《傅雷家书》之上”。


       一、珍贵“学案”显形,学术琳琅重光


       这部以学术通信为主干、核心而构成的著作无疑首先应该归类为“学案”著作。收入到该著中的这些通信无一不是围绕着学术话题、学术活动的具体内容而展开的,因此不仅保存了两代学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语境中就他们二人所主要关心的文艺理论、美学问题的探讨、交流的内容,而且具体呈现了二人关于学术研究、论文写作方法以及年轻学人如何一步步走上学术产出、学术发表台阶的策略、门径的思考、总结与尝试。


       这些通信已经过去将近40年了,但其中论及的不少学术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继续探讨的价值,其中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依然不乏学术的启发意义。如钱中文先生回给祁志祥的第一封信中,就包含多处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中一处涉及作为作家创作对象的生活的“局部与整体”的理解与论述问题,钱先生指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作者理解的局部也是生活的整体,而且他只能去写局部中的整体,他不能去写整个社会的整个整体”。虽然在这封信中,钱先生并没有更深入具体地展开,但这简短的阐述中蕴含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钱先生的深入体察,因而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又如,关于艺术美、现实美的区别,钱先生在一封信中指出:“艺术中含有现实美的因素,但很难再把它说成是‘现实美’。”关于艺术中的“丑”这个美学范畴,钱先生指出:“‘丑’何以能成为‘美’?表现了‘生活真实’是原因之一,有高度技巧、形式完美也都是原因,但似仍未找到一个核心。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只觉得典型化在这里仍不失为一个规范”,而在这封信的前面部分钱先生还论述到“偶然”与“生活真实”命题:“有的生活真实不过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现象、一种事实,有的生活真实意义比较丰富、重大。而且即使是偶然现象,也会曲折、隐晦地表现出它的某些本质方面。”诸如此类,像这样的具体学术问题的探讨,在这几十封信中还有很多,虽然受书信文体、用途本身的限制,这些问题一般只是作了较为简单的阐述,但它们蕴藏的学术见解、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这些通信的当事人的身份和通信围绕的内容,决定了这些通信中传递、积累着丰富的学术研究方法、学术论文写作、学术生涯规划的重要内容,对青年学人和普通学者来说,其中的经验之谈、睿智之见仍然具有参考、再思的意义。如在给祁志祥的第一封信中,针对祁作中“文学创作不能感情用事”这一表述中的用词问题,钱先生敏锐、精密地指出:“首先是标题,‘感情用事’一般是指失去理智,这类提法一般用于杂感、随笔一类杂文是可以的,进入论文就显得不够科学、贴切了。”见微知著。虽然这里只是涉及一个看似细微的修辞问题,实际上关切着对学术这样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的理解、领会问题。对于如何步入为学的门径,钱先生写道:“我很赞成你多读多写,这是你自己成长的最好办法。”针对祁志祥一篇谈论艺术情感的文章,先生建议他:“是否可把其中某个问题,搞它半年一年,使之精益求精,这样一两年之内即使出来一两篇文章,也是可观的成绩了。”这种问学初期的“深入一点、由小立大”的研究方法,来自钱先生的切身经验和真知灼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可行性,符合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和学术伦理要求。今天和这些通信发生年代相比,研究生教育已经普及,钱先生的一些论述依然是值得研究生和导师们参考的:“研究生的方式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强理论修养,多读理论著作,再在这基础上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训练成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分析问题、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概括问题的能力,从此融会贯通,通过把握一点(花三年时间)而后逐步推向线和面”。这一由“点”深入逐步推向“线”与“面”的治学方法,在另一封关于《说“斜”》文章的通信中,钱先生又曾说到:“我仍持这一意见,先将有较好基础的一两个问题多做些磨研,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完成,到搞成为止”;在有关《论“心灵美”》稿的回信中,钱先生又告诫到:“青年人什么都想搞,搞得过于杂,就会事倍功半”。


       与治学方法、入门路径的见识一致,钱先生针对论文写作也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建议。如针对祁志祥论“平淡”的一篇文章,钱先生指出其存在的缺点:“第一个印象是较杂”,“在一篇稿子里,几乎把所有的艺术部门都谈过来了”;第二个缺点是“有求全感”,因此把文章中一些“好的意思”也都淹没了;而且“由于求全,理论上就显得分散,不很深入”,就此他提出要“使问题集中、紧凑、论点突出”。钱先生现身说法,用自己从何其芳先生那里得来的教益告诫:“要不怕改稿”,把“满篇废话”的稿子当成字字珠玑的文章,那样的文章“生命是不长的”,因此“要改到不惜把自己的长文章压短”,“对自己的文章要有一种无情的态度,该砍就砍,该削就削”。这一点不仅对青年学者可谓是指点迷津,对今天的许多学术有成的专家而言,其实也有引以为戒的参考价值。


       在这些通信中,钱先生随信给出的治学门径、为文方法的点拨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细加揣摩领会。


       二、执著的追求,无私的携励


       这些通信中的第一封信出自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基层中学从教不久的青年人祁志祥之手,其时他已经对从事学术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可能是那个时代具有上进心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尤其是作为时代幸运儿的大学生们常会产生的精神追求的一种。但考虑到学术的特殊性和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有勇气舍得拿出微薄工资一口气订阅《小说选刊》、《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文学研究资料的年轻人应该终归为数寥寥。而祁志祥就是这样的一员。无疑也正是因为对学术的近乎狂热的追求,促使他在读了《文学评论》上一篇钱中文先生的文章、获得教益和启发、进而产生敬佩之情之后,主动热情地根据文章上所附的作者通信地址勇敢地去信钱先生讨教学问的同时,请求钱先生对自己随附的文稿给予审阅、指点和推荐。让他惊喜的是,他的这一大胆尝试之举得到了钱先生诚恳、耐心的回应。由此,一场持续近六年的学术通信在两位素未谋面、毫无关系而且所处学术地位、学术环境悬殊的跨代学人之间郑重地展开了。


       今天我们阅读这些书信以及这些书信背后简短的背景交代,不禁为青年祁志祥对学术的那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真情、执着和甘于为之吃苦、忍受当下寂寞的志气、精神所感动。通过这些通信和连缀文字,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祁志祥为了走上学术道路、进入学术事业的堂庑,总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搜购书籍,向母校、朋友辗转借阅,包括与钱先生建立通信联系后一再地、几乎是不吝“难为情”地向钱先生提出讨书、代买图书的请求。得到这些书籍之后,他又总是迫不及待、毫不松懈地抓住一切空隙去认真地阅读、钻研,并将自己得到的启发、筛选的资料不断地记录下来,进一步酝酿、生发、展开为有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心得、新见的学术文章。从他这些文章、论题和成稿字数等信息来看,是要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的,包括他写给钱先生的书信都不是只有简单的礼貌寒暄和事务交代,而一般总是包含着学术问题、学术活动计划的阐述和讨论,这也是要花费较大量的时间的。特别是,作为中学老师,祁志祥当时负担的教学任务不仅很重而且他自己对这些任务不仅从不敷衍且向自己有极严的要求。因此,这几方面因素结合起来,不难想见他当年追求学术、追求事业有成的志向该有多么远大、深切,同时也吃了多少常人难以吃得消的辛苦。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祁志祥教授这些书信无疑为他今天之所以能取得如许的学术成就也做了一个朴素、有力的注脚。


       人们常常以“薪火相传”一词形象地描绘思想与学术在一代代学人之间相传相承的壮美景象,特别是凸显老一辈学人将真理之光、求真精神和智慧创造无私地、庄严地传递给下一代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


       这些学术通信的发起者、主要推动者是祁志祥,但这些学术通信和学术交往的核心或决定者却应在钱中文先生。在一封封信中,祁志祥求知的意愿、请求在学术上予以提携的渴望,特别是想借助学术发表的成功改变自身现实处境、抵抗来自世俗的压力乃至获得个人人生大事的完满推进的迫切期待,在这些书信中一再地、恳切地表达出来,因此这些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通信其实是大大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的范畴,而且承载着一个年轻人的事业、前途、婚姻、家庭等种种重大问题。钱先生针对这些字里行间写满了重重责任负担的“学术”通信,作为一名正值自己研究工作处在争分夺秒出成果的人生阶段、同时肩负着一门重要专业的国家级重要研究机构和全国相关专业的学术事业在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谋求大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的盛年学者,该有多少重要事情要去应对——这从信中钱先生具体述及的事务中就可以窥见,然而对这样一位与自己既不沾亲带故更无利益关联、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地青年学术追求者,钱中文先生给出了坦诚、耐心、细致的学术指导、精神鼓励和买书寄书、荐稿等等事务上的慷慨帮助。在钱先生为这些书信结集而成之书所写的序言中,先生坦率地写到:“祁君开始以请教的名义请我帮他看看稿子,提提意见,骨子里是盼望经我推荐发表作品。……我改了一篇论文他又寄来一篇论文,甚至还寄来电视剧本,弄得重务在身的我有点喘不过气来。”钱先生在序里说得明白,祁的来信不仅有学术的内容要指点,另外还有“非分”之“请”,可以说我们读这些书信就会感到先生有十足的理由随时可以对这些来信置之不理、终止这种通信交往。然而先生却从未在信中做出过这样的表示,没有流露过“难以招架”的不堪,而且在书信往还的处处都表现出耐心、谦虚、和蔼、亲切的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仁者态度。其时钱中文先生年在五十左右,一堆的事情在天天等着去做,不时还累得陷入疾病相袭、工作积压的窘境!


       这些书信和通信背景,给了我们关于80年代两代学人努力耕耘、传承学术薪火的真实细致且生动感人的图景。


       三、精神有自己的追求,“传奇”给时代的留影


       今天在读这些信的过程中,不禁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些学术通信联系起来的交往中,表面上钱先生居于被请求的优越位置,但实际上处处处在“被动”的、被“考验”的位置上,如果说对这些通信中的一般性具体学术问题的求教之应对对先生来说,除了牺牲一点写信所用的时间之外(当然要考虑到在那个手写时代写一封有时是好多页的信所需的耗时)并不费吹灰之力的话,祁志祥的这些来信中通常总是附带着手写的、有时是打印的厚厚的文稿,短则五六千字,长则数万言,钱先生总是认真地阅读这些稿件然后细致地给出自己的修改、处理建议,从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钱先生对这些稿子的阅读每次都不下两遍,再加上其他请求,包括写荐稿信、跑邮局,先生单是在时间上就要有多少付出!对此,先生也在后来直率地说了:“我在这位‘编外研究生’身上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在我名下任何一位在编的硕士生、博士生身上所花的要多得多!”这里我们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到钱先生对于有志于为学的青年人无私帮扶、慷慨相助的纯粹、彻底乃至“不厌其烦”,我们赞叹这样的先生、长者,我们同时也赞美那个改革开放、百废复兴、朝气蓬勃的时代,但也在心里一再捏着“一把汗”,——钱先生会不会被这些常常是“得寸进尺”的请求终于搞得招架不住而终止了这一交往,从而令这一今天看来具有传奇性的学术佳话在萌芽状态就凝固、遗忘在祁志祥和钱中文先生的学术、人生生涯之中而不为外人所知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都是站在今天读到这些通信之后的联想。我们不禁要赞叹,何其有幸!祁志祥何其有幸,钱先生何其有幸,我们读者何其有幸!然而这些幸事却是在没有真正的预见、预谋之下自然发生的、成就的。正是这种无心而为的结果,更可见出钱先生精神人格的高尚博大,也可见出当时的青年学人祁志祥的志向的远大、追求的执著,以及他的刻苦、顽强和胆略的超众。


       作为一名青年学人向学长、名家请益固好理解,但这段学术交往传奇的发生的另一方促成因素仅仅归结为钱先生富于悲悯情怀而不忍拂人之请或乐于助人吗?如果有很多年轻人向钱先生这样地请求指点请求帮助,他又如何招架得了呢?而且我们看这些通信,年轻的祁志祥的去信一方面对钱先生始终态度诚敬谦恭,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始终有一种“以退为进”的态度,直教人觉得对方只好“欲推而终就”。这里当然包含了祁志祥迫切希望得到钱先生指点提携、早日在学术上有所斩获的心思与心机,但对稍稍缺乏耐心的被请求者、施援者来说,恐怕有时难免会有被纠缠之烦忧,难免会觉得这些请求似乎也包含着某种说不清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其实,针对青年祁志祥那些该是出于诚意但在外人包括接受者来看不免过渡的恭维之词,为人质朴、虚怀若谷的钱先生在回信中做过多次明确的批评与告诫。对此种种,钱先生始终都是该坦率指出和劝阻的,都正面提出,而对他的针对学术的请求、请教,都正面予以回应、支持,显示出了对祁志祥没有任何折扣的包容。针对祁志祥有关个人私事、家庭事务等等的倾诉和讨教,钱先生也都给予了正面恳切的回馈,像对待自己的家人或亲戚一般。


       读着这些通信往来的故事和信中的内容细节,有时就觉得好像在读小说一样,一方的这些请求、要求,对方该怎样接招、应对呢?这个不断冒出的念头,也给了我一个换位思考的启发、召唤:从信中的请求、要求和两个人物的关系身份来看,这种交往维持似乎叫人有一种“命若琴弦”的担忧,但最终这一交往毕竟维持了下去而且从来没有出现尴尬难续的龃龉、中断,不仅持续了数年直到求助一方达到目的、实现人生的转型、踏上可以自主独立的学术事业坦途而完满收官,那么除了从信中所述的请教、请求来透视,从钱先生的高风亮节、悲悯情怀的角度来理解阐释以外,其实也不该忽略了从另一个位置出发的思考,即祁志祥一方主动与钱先生“搭上话”了,但能够与钱先生继续维持这种交往,事实上还可从另外一个角度予以观照、从另一个角度来予以阐释,即除了作为一名青年人有学术进取心、上进心一点之外,祁志祥还有着较好的学术基础、潜力并已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修养。因为这些潜在的因素,他在同钱先生“搭上话”之后,还能一直与先生“谈得上话”、“说得上话”、“有话可说”,这才是促使他们两个陌生的两代人之间学术交往得以建立、维持的重要因素。


       今天我们看,四十年前、20岁出头的祁志祥,即能就文学艺术理论中一系列重要命题展开研究、付诸文字而表达为学术论文并得到钱先生的正视,这个学术基础和起点事实上应该是超出了一般的同龄大学毕业生的。他的论文习作,能经得起事务繁忙的钱先生每每细读两遍或以上,并郑重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向学术期刊推荐,显然也表明了它们虽尚需进一步雕琢,但也是一定程度的“浑金璞玉”而非完全粗糙浅薄的一般劣石。事实上,这些文章虽然没有在钱先生的直接推荐下发表,但它们在随后不远的几年都一一发表在正式的、乃至重要的学术刊物上,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证明。而在与钱先生的通信中,祁志祥也不时跳出自己的论文或研究问题而针对学术界的新问题以及钱先生的研究课题大胆给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些看法和建议虽然不都是成熟的,但也绝非不着边际或是班门弄斧,今天看来也往往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的。在与钱先生的这些通信交往的后期,祁志祥在给钱先生的信中针对当时美学界不少大家的美学理论主张,给出了不少大胆而且包含创意的观点,他在对当时中国各大美学家的观点纵论一番之外还评点了一些西方美学家的观点,最后提出:“我以为把美区分开来研究是好的,更高的哲学概括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这几种美的划分又不只是从形态上,而且是从产生美的原因上去划分的,想要在这些原因各不相同的美的现象中寻找一个统一的原因,这在逻辑上是否可能,是大可怀疑的。于是问题产生了,要不就只承认客观的形式美是美,其它都不是美……”。在祁志祥的这些通信中,像这样的具体的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是比较多的,他那时的好多看法即就是出自一个成熟的学者笔下,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深度的。另外,除了他的论文不说,单从祁志祥的这些当年出手的书信而言,他的文字也是颇为成熟的,词汇之丰富、语言之凝练、句法之时有新变,都可看出他早年的人文修养是很扎实的。从信中对钱先生的称呼、信的格式的处理等方面来看,这些信都既合规矩、又时时不拘一格、别出表达,通过这些细节我们既可以看到祁志祥当年渴望“贵人相助”的迫切、对钱先生的崇敬,也可看出他的“恨不得掏出心来”的焦灼以及担心自己的请求是否能够如愿乃至与钱先生的关系是否会因自己的“造次”或钱先生的不胜其烦和忙碌而中断的忧虑,等等。而我们通过这些表达形式的变化、措辞的翻新,也能进一步窥见祁志祥当年语言文学研究基础的扎实、头脑的灵活。


       一言以蔽之,祁志祥和钱先生的这一段传奇般的学术交往,钱先生对青年祁志祥的耐心接纳——乃至欣然留他在亲戚家过夜、如亲人般“忘年”抵足而眠、悉心指导、倾力提携、无保留地始终鼓励,并不仅仅基于一般的道德上的助人为乐、无私相助,事实上也是有着内在的共同的“学术语言”的支撑的。今天,钱先生著作等身自不必说,祁志祥教授也在美学和文学理论上自立新说、独立完成了多种学术著作。他的这些萌芽于与钱先生通信的重要成果也得到了钱中文先生的充分肯定:“他曾在给我的通信中提及想用中国古代文论材料写一本中国古代文学原理著作,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1993年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即实现了这个夙愿,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十多年后该书被选为‘十一五’国家级指南类高教教材(改名后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2008年,祁君仍然凭个人一己之力,出版了很有特色的《中国美学通史》三卷本,并获得重要奖项。最近又增加了第一卷和第五卷,合为五卷本《中国美学全史》……在美学理论上,他还完成、出版了新美学原理著作《乐感美学》,自成一家,极为难得。”因此,他们今天的学术成就也在为他们之间似出偶然的交往传奇反过来显示着更深刻、内在、合理的印证。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脱胎于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的话:“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句话的一层意思说明了做任何事,方法的难的和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心量小的人、私心重的人,对重要的方法总是秘不示人的。相反,将方法、经验、门径和盘托出、传授他人的,总是那些境界阔大、志趣高尚的仁人志士。钱祁之间成就的这段学术传奇、佳话,固然见证了祁志祥教授当年对学术事业孜孜以求的刻苦、坚毅,更记录了钱中文先生以学术为公器、仁厚无私、乐于慷慨助人成人之美的高风亮节。钱先生针对祁志祥如今取得的丰硕成果说道:“不忘初心,实现宏愿,而且有意外的收获,岂非人生最大乐事?”这句话无疑也适用于多年前他对祁志祥的学术提携、人生指引本身,正如钱先生所说:“如今,祁志祥教授已成为中国美学界的中坚人物。对于一个曾经在他学术起步时给予过扶持和栽培的学术长者,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欣慰的呢?”这不禁促使我们对他们多年前的这场学术交往产生一种感慨、联想:精神有它自己的追求,灵魂寻找自己的伴侣!这一交往也又一次生动演绎、印证了“薪火相传”这一人类关于精神思想延续积累的美好想象和理想范型。


       至此,我们可以说,这本由真实的信件和背景交代构成的特殊作品,不只是记录了两个学人之间的一段交往、一段佳话、一段传奇。它包含的真实丰富的内容、浓烈真挚的情感、细致多变的心迹,使这本书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通信的畛域,而成为了那个令人难忘的8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学人形象的一份生动鲜活的图画与记录。这不仅令人联想到柳鸣九先生提及的现代中国人文经典《傅雷家书》,也使人联想起卢梭的《新爱洛绮丝》、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等,后者都是有名的书信体小说、书信体叙事文学,而这本《钱中文祁志祥八十年代文艺美学通信》未尝不可以也被看做一本书信体的叙事文学、“非虚构”的纪实作品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以改名为“20世纪80年代两个异代学者的画像”!


       作者简介:张灵,男,陕西洋县人,北师大文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学报编审(北京100088)。主要研究文艺美学、当代文学及法治文化。出版有学术专著《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2010)、《知识哲学疏论》(2012)等,另在《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学习与探索》《自然辩证法通讯》《新加坡文艺》《上海文化》《中国文化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有多篇文章被“人大报刊资料”、《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或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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