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小孩上大学：我的成长的季节
中学时代的我，对大学可以说毫无概念。但我的父亲，一位略有文化的老农民，却从我初一时，就对我说：“好好学习啊，学习好，将来可以保送你上大学的。”他大概是看到那时有所谓保送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吧，所以也有这样的奢望。其实，他不知道，保送是不可能落到我这样的纯粹农家子弟头上的。不过，幸运的是，就在我读高二的那年年末，高考恢复了，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高考，侥幸地被甘肃师大即后来恢复校名的西北师大中文系录取了。于是过了年，大概是在1978 年的3 月间吧，刚过十六岁的我第一次离家远行，到兰州去上大学啦。
1978 年3 月办的大学借书证
从此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迎来了自己的成长的季节。
在中文系七七级乙班六十多名同学中，我不仅是年龄最小的，个子大概也是最小的之一。按说十五六岁，正是男孩长个子的时候，我却因为此前长期吃不饱饭，营养不良，个子很矮。
记得班上第一次排队集合点名的时候，我应声往队里站，还有一个大同学以为我不是个大学生，所以说：“小朋友，别来捣乱哪。”而说来可笑的是，我进大学的第一个感觉是，从此可以吃饱饭了。尽管以现在的生活标准来看，那时师大的条件并不算好，可是对我来说，一个月三十四斤粮、二十七块五毛的助学金，已足以让我衣食无忧、比较正常地成长了。首先是从此每天能够吃饱饭，而且每天都有肉吃，与勉强靠回销粮艰难度日的家人相比，岂不是掉到福窝子了！于是个头猛蹿。那时每个暑假，我因为家庭困难，不能回家，就留在学校给大家看行李，而每当暑假结束后同学们返校的日子里，总是听到大哥大姐们惊讶地说：“嚇，小解又长个啦！”我口里答应着，心里却想，你们也真夸张，一个假期我就长高了? 其实呢，由于营养跟上来了，个子真是蹿得很快，只是我自己不觉得而已。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成长，那确是自己切身体会到的。
记得第一个寒假我回家过年，赶到县城，已是腊月二十八的下午五点，本可在县城亲戚家借宿的，可是离家已近一年，实在太想家了，而且第二天就是除夕（那年腊月月份小，二十九就是除夕了），所以更是迫切地想赶回家中。于是在县城给爷爷买了一大颗包菜（那时的陇东山区冬天是没有什么新鲜蔬菜的），然后搭上最后一班大卡车班车，傍晚六点到高庙湾村下车，还有不通车的三十里山路必须徒步走。腊月的晚上六点，天已经很黑了，剩下的三十里真是山大沟深，方圆数里荒无人烟，不仅狐狼出没，并且途中还要经过几个孤僻的崾崄和坟场，按农村的迷信来说，那些都是“很阴”（意即“有鬼”）的地方，一般大人晚上也不敢孤身行走。可急迫回家的心情使我顾不得这些，就一人摸黑望家里赶。开始还有点紧张，听着漆黑的山沟里风吹草动，不免有点害怕，可是上了山，望见远远五六里外山坡下星星点点的灯火，伴着此起彼伏的狗叫，我也就渐渐地释然了。当走过一个“很阴”的地方，一个野坟场，我记起那里有我的一个不幸夭折的小学女同学的头盖骨，不由得想她有没有鬼魂在这里漫游呀，于是硬着头皮走过野坟场，回头再看看，也没有什么鬼魂跟着我呀。那一刻，我这个将满十七岁的少年，真切地意识到自己长大成人了，从此这个世界的不论阳间还是阴间，都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止步不前的。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爷爷和父亲已经就寝，母亲和姐姐还在忙活着准备年饭，本已经不指望我能够回家过年了，不料我却终于在年前的晚上赶回来了，母亲真是又惊又喜，说：“你咋敢赶夜路呀？”父亲笑笑说：“他都是个小伙子了，走这点夜路，怕什么！”
上了大学，学习几乎成了我的生活的全部。那时小小少年的我，对知识真是充满了好奇，因而对几乎所有的功课——除了写作课和教材教法不太感兴趣——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无不让我流连忘返。有些课，比如文艺学和外国文学，老师的讲授难免有点陈旧，我就花了很大气力去自学。记得为了学习外国文学，我几乎对照着《欧洲文学史》的线索，通读了从古希腊神话悲剧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经典，自己做了多本读书笔记。单是关于莎士比亚，就通读了他的十卷全集、笔记做了一大本，临毕业时送给一个喜欢外国文学的同学了。而对于文艺学，则不仅读了一般的文学概论书籍，还关注着最新的文艺美学论争，李泽厚、王朝闻、朱光潜是当时我最喜欢的美学家。
最大的兴趣就是买书了。虽然那时我可能是班上最穷的同学，四年大学花了家里不到一百元钱，平常生活学习全靠助学金、暑假打短工、看行李挣点钱，同时还得省出钱作为来回的路费。饶是如此，我还是省出钱买了不少书。那时，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名著不断推出，而整个社会都充满文学的热情，所以新书一出就被抢光，要买到自己喜欢的书，并不容易。于是，进城到西关十字的新华书店买书，几乎成了我上街的唯一原因。此外，还托在书店有“后门”的同学如宋炬、孙敏等代购。至今我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藏书中，还有不少都记着“托某某同学代购于新华书店”的字样。四年下来我居然买了整整一书架的书，可能是除了宋炬兄之外买书最多的人，而买书的钱都是从助学金里挤出来的，那是我的最大一笔开支。
对于衣食则毫不讲究。本来嘛，从此能够吃饱饭，而且天天有肉吃，我已经别无奢求，至于穿衣则完全随便。尽管个子在长，却很长时间都没有添新衣，一直穿着中学时代的一件卡其布上衣，已经洗得发白发松了，少不留意，就会撕开一条口子。于是到十里店的商店买了一尺新的卡其布，把撕开的口子补成一个一个的长方形的蓝条子。如此一来，一件上衣便成了蓝白相间、新旧骈贴的奇服。我就那样坦然自若地穿着它往来于校园，自己浑然不觉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一天，甲班的唐勇兄（他是我的庆阳老乡，写得一手好字）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对我说：“解志熙，你丢了咱们庆阳的人，你知道不知道？”见我惊讶不解，他就解释说：“你看看全校有谁穿你这样破旧的衣服啊？你就不能攒一点助学金、买一件新上衣么？”我这才知道问题的所在和问题的“严重”，当然也明白唐勇兄的话是为我好，于是在第三年终于花了八块五毛钱买了一件“的卡”蓝上衣。其实，那时还真不是买不起衣服，而是全无衣服要体面的意识。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小县城人人都认识，自己的衣服比较破旧，还有点不好意思，如今进城上大学了，反而觉得城里和大学里那么多人，谁认识谁呀、谁管谁穿什么呀，所以就完全没有新旧的意识和好坏的讲究了。
如此全心全意于学习，岂不是很单纯么？但其实掩映在这单纯之下的，还有点并不那么单纯的自我约束。事实上，我在上大学的第一天，看着那个热闹扰攘的校园，就暗暗给自己定下了两条戒律：一、远离政治，从此之后绝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二、远离热闹，对任何出风露头的事情绝不参与。这两条大概就与一些大同学不大一样了。因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还是个政治热情高涨的年月，政治风潮不断，并且大学的青春岁月，“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个个自谓抱荆山之玉”，热闹出彩的事情总是难免让人眼热难耐的。可是，这些热情和热闹都与我无关—— 比如我大概是党外同学中唯一完全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的人，至于班上凡是舞文弄墨、出头露面的热闹事，也都与我绝缘。而说来可笑的是，我的如此自持，乃是源于自己的一点“政治经验”和教训。其实，我初上高一的时候，一夜之间被突击入团并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副书记、县团委委员，从此高中两年自觉不自觉地干了许多政治活动，语文课、政治课和体育课几乎都花在了给学校和县上写大批判稿、写各种材料，此外便是组织各种学生政治活动，真是忙得不亦乐乎、热闹非凡。可是老师和领导们对我的“政治活动能力”的过早开发，却让我渐渐地对政治倒了胃口以至厌倦已极。待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明白从此将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一个人得凭专业立身，政治不政治的其实无关紧要了，何况出风露头的事我在中学时就干厌了，所以上大学后对此类活动也便兴趣缺缺，躲之唯恐不及。此外一件与热情有关的事，就是谈恋爱了，可是那对我还真是太早了，并且举目一望全班，全是大姐大嫂，无不比我大过三岁五岁以至十岁八岁的，于是连想一想的念头都觉得罪过罪过，自觉还是安心地当个少不更事的少年、好好读书为是。而可爱的大姐们，也都把我当成混沌未开的小弟弟，我每周为班上取信送信，大姐们便特予我这个男孩可以在女生楼上自由穿行，敲开一个个女生宿舍的门，拿到家信或是情书的大姐们，都会给我一点小东西，多是糖果和零食之类，仿佛是酬劳也好像是“贿赂”，而我最喜欢的是书签，于是我便有了大姐们慷慨馈赠的许多美丽的书签，有的至今还夹在我的藏书里。
这样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便使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只能全心全意以读书为生活了。记得那时大哥大姐们都特别刻苦勤奋，许多人年过三十，早已过了记忆最佳的年龄，因而苦背外语、竞背诗词，蔚然成风。于是，图书馆门前的小树林里和主楼前的大枣林里，挤满了的不是谈恋爱的大学生，而是一些苦背单词和诗词的“老童生”，加上我这个小大学生，真是花前树下，书声朗朗。由于出版跟不上，不少同学便动手抄写一些著名的教材和著作，记得一位喜欢古汉语的同学，曾经摞起两张桌子、靠近文科楼走廊上的灯抄写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课余和晚上，更是争论不断，最热闹的当然是栾行健大哥的爱情诗《雪花》，直搅得全校如沸腾之水，而不善写作且没有恋爱经验的我，则只能稀罕地看着大哥大姐们的热情争论，不解一朵“雪花”怎么就让大家废寝忘食了呢！于是我埋头抄写马茂元的《楚辞选注》。在学习上大哥大姐们显然基础比我扎实、经验比我丰富，所以一年之后，大多数大同学都有了自己的专业兴趣，而我却没有什么偏好，事实上除了特别不喜欢的写作和教材教法两门功课敷衍对付之外，几乎其他的专业课都让我喜欢，所以我也几乎同等用力，系统地学习和阅读。殊不知，如此一来，却歪打正着——虽然那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从事专业研究，但在本科期间比较全面地学习，的确为我以后的专业研究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知识基础和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比如，至今我在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上都还依赖于那时的基础。
课余唯一的娱乐便是看电影了。那时除了学校放一些电影外，隔壁的党校和周围的一些大工厂也经常放露天电影——我记得老电影《白毛女》，就是在长风厂露天看的。于是这些有电影放的地方，也便成了精力旺盛的同学们追逐的目标。南一楼后面与党校相隔的围墙，因此常常被我们弄出大大小小的豁口，学校不断堵漏，却总是被学生给打开，如此反复，成了拉锯战。在党校看电影之机，嘴馋的同学们也不忘顺手牵羊，于是党校的黄瓜、茄子、辣椒、番茄，以及枣呀果啊，也就难免遭殃了。而闻风而动、结队而行、不远数里到大工厂去看电影，然后在月光下一路讨论着返回校园，总让同学们觉得其乐无穷故而乐此不疲。
就这样过了愉快的四年，到1981 年底毕业时，我刚好二十岁，是个真正的大小伙子了。
难忘老师栽培恩：回忆支克坚先生
最难忘的是我们的老师，那些几乎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的先生们。
那时师大中文系的老师特别的优秀。当我后来到北大学习时，曾暗暗将我们本科时的老师与北大的老师比，觉得我们的老师实在是一点也不比北大差：系主任彭铎先生为学术大师黄侃的弟子，他精熟先秦两汉典籍，是学养深厚的古文献专家，所著《潜夫论笺校正》恰好校注的是我的庆阳老老乡—— 东汉人王符的著作，所以我念的比较熟，而他编发给我们的讲义《文言文校读》，则直接促成了我后来的学术研究的转型；教我们古汉语的吴福熙先生是对诗律学研究有素的专家，我曾经把他发表在师大学报1978 年第1 期上的《古典格律诗的格律构成》一文手抄一遍，然后对照揣摩，算是对“对”“粘”“拗”“救”的规律多少有了点理解；教古典文学的郭晋稀先生独传学术大师杨树达、曾运乾二大家的学问，治学兴趣颇广，在《诗经》研究、音韵学和古典文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研究上都有著作，曾经给我们开过《诗经》的专题课；郑文先生则是前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先秦两汉文学的专家，曾经给我们讲过两汉文学并开过《楚辞》研究的专题课，记得女排第一次夺冠的时候，同学们到处找电视看，郑先生开玩笑说：“你们像我一样好好读书，将来就不愁没有电视看了”；匡扶先生温文尔雅，是对杜甫情有独钟的唐宋文学专家；人到中年的支克坚先生则是全国最优秀的现代文学专家之一，其他一些中青年教师如胡大浚先生、蓝开祥先生、张纯鉴先生、王福成先生、王尚寿先生、甄继祥先生、孙克恒先生和党鸿枢先生，也都学有专攻，甚至连系总支书记喻博文先生也在研究明清思想史。那时的学校也比较重视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常常邀请国内著名专家来讲学，记得殷孟伦先生、张舜徽先生、钱谷融先生、吴小如先生、严家炎先生、林非先生等都来校在大礼堂做过学术报告，容纳千人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而差不多是“两代同堂”的77 级同学们，无不求知若渴地从这些校内的和校外的老师那里吸收着艰深的和新鲜的知识。此外，日本著名学者丸山昇先生和一个忘了名字的日籍敦煌学家也来讲过学。
而对我来说，最难忘的老师自然是支克坚先生。
我很喜欢支先生的课。那时他也开始在一些权威的刊物上发表关于鲁迅等等的研究论文，对许多问题都有非同一般的见解，所以听他的课觉得格外深刻精警。只是，支先生似乎不是那么随和平易的人，课间只有几个大同学围着他讨论问题，下课了他就匆匆走了。我在大学的前三年，基本上没有跟支先生说过话。幸运的是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分配给支先生指导。然而论文写完了，我们也就快毕业了。我是提前离校回家乡的，不料到临行前，支先生却叫我去，签名送给我一本书，还说希望我回家乡后能够抽时间修改一下论文，他打算推荐给《甘肃社会科学》发表。我听了自然很是感激，但也觉得支先生有些迂阔——我回家乡当中学教师，发文章干什么呀？所以婉言谢绝了。可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回到家乡半年之后，我突然接到支先生的一封信和一包书，记得短短的信龙飞凤舞地写着这样两句话——
解志熙：你待在环县太可惜了，还是报考研究生吧。你那里大概找不到什么复习材料，所以随信给你寄了一些参考书。
这让我非常地惊讶和感动，完全没想到支先生还记挂着我这个乡下学生。于是我才下定决心报考研究生，支先生那年不招生，我就报了河南大学，河南大学需要看我的本科论文，我当年只誊写了一份，存在师大图书馆，于是只得请支先生到图书馆摘录概要，寄往河南大学。
2003 年9 月在兰州支克坚先生家中（左起支先生、魏师母、解志熙）
从此与支先生恢复了联系，而再见面则到了1986年10月。其时支先生来北京参加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我此时也已经到北大读书。支先生提前告知了行程，于是我在一个下午到宾馆去看他。那时支先生的烟瘾不小，我也是个小烟鬼了，于是师生俩边抽烟边聊天。记得支先生笑眯眯地问我：“解志熙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在你毕业的时候要给你发文章、你回去后又给你写信呢？”这也正是我纳闷的问题，因为实在说，我并不是支先生平常看好的学生呀。于是支先生笑着说：“现在可以告诉你实情了：我当初看了你的毕业论文，发现这个小孩还不错，很想把你留校，也开始着手办了，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最终没有能够留你，所以心里一直对你感到歉疚。这才想给你发表文章，才鼓励你考研究生呀！”至此我才想起一件让我纳闷的旧事——当我刚回到母校环县一中工作的时候，我原来的班主任王博学老师（他文革前夕毕业于师大中文系，也是支先生的学生）问我：“不是让你留师大么？怎么回来了？”我说：“没有这回事呀。”王老师说：“怎么没有？师大曾经来函外调过你的情况啊。”如今从支先生那里得知，还确有这么回事，只是没有办成。明白了这一切的原委，我自然非常感动，因为其实支先生对我并没有什么承诺和责任，所以他根本无须歉疚的，而他竟然如此费心、曲线提携，促使我鼓足勇气，再次走出了乡村、走向了学术。
后来，我与支先生成了学术上的同行，也差不多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的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和胸怀坦荡的人格精神，对我的影响至为深刻，所以我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的后记里，毫不犹豫地把支先生写在了我所感谢的师辈的第一位，我的另一本著作也请他作序、以为存念。而支先生有时也会就生活和学术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记得1996年秋初在石家庄召开现代文学理事会，支先生和我都参加了。会议期间我们一同外出参观，他特意问我：“我的省社科院院长快届满了，省里还想让我继续做，你的意见呢？”我毫不犹豫地说：“别干了！您做了院长，官大概也当到顶了，可是做这样的学官于世无补、于己有损，有什么意义呢？您本是个非常好的学者，十年院长整整耽搁了十年学术，我作为学生，最望于先生的还是多写几篇文章、多留几本书，而不是当什么院长、校长的。”我的话说得很不客气，但支先生听进去了，他说：“好，那就退了吧。”第二年支先生果然退了，稍后并移居到成都的长子家，重新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支先生不免寂寞，而我差不多成了他晚年唯一的学术倾听者和对话者，他新写的文章和著作，我往往是第一个读者，我也成了他与学界保持联系的一个纽带，他晚年的不少文章以及两本著作《胡风论》和《周扬论》，多是通过我的手转给刊物和出版社刊印的。其间我们师生俩也有不少学术的交流以至切磋。记得当他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于1999年出版之后，学界领袖樊骏先生对我说：“你的支老师是我们这一代最有理论水准的学者，可惜他僻处边远地区，学术界对他不很了解，我们应该给他公正的评价。我、严家炎、钱理群几位，都觉得你是最合适的评论者，你就写一篇评论吧。”本来为了避嫌，我是下定决心不在老师生前给他们写评论的，可是听了樊骏先生的话以及钱理群先生随后的约稿，知道他们是出于学术公心，于是我向支先生报告了这几位先生的意思，并对他说：“您是我尊敬的老师，我给您写评论，当然会说很多好话，但不会全是好话，一定会有商榷的——评论评论，应当是从学术立论，有好就说好，有不同意见也不必避讳，不能因为咱们是师生关系而庸俗化了。”支先生爽利地说：“那是当然。”为了了解他的学术经历，我也希望他回忆一下自己的学术历程，支先生欣然允诺，很快就写来了《答解志熙问》的长信，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信的开首则写道：
志熙：那天接过你的电话之后，我对你提出的问题作了反复考虑。你说，有几位你的前辈，建议你就我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写一篇评论，而你也乐于接受这个“任务”，希望我提供一点“背景材料”。我觉得，倘使这篇评论不是一般地说几句溢美之词，能够真正成为对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那还是有意义的。我想那几位前辈学者向你提出这个建议的本意，也是在这里。所以我就来写这封信。现在是2000年4月2日上午9时53分。我特地记下这个时间，以便到最后看看，在电脑上断断续续打完它的时候，又是什么时间。
那时支先生刚开始用电脑，可能觉得新鲜，所以特别记下了写信的时刻。我随后则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反复阅读了支先生的这部著作，认真撰写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学术评论，前两万字表扬了他的学术贡献，后两万字则与他就一些问题展开了商榷。如此之长而且严肃进行学术商榷的评论文字，在现代文学学术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破例地连载了该文，稍后支先生也在文章和访谈中对我的评论作出了认真的回应，其间既有欣然的认可，也有坦诚的解释。一时间，发生在支先生和我之间的这场“师生之争”，大概因为稀罕而成了学界的“美谈”。如今回想支先生的大度与坦诚，不由人不心生敬意。
1997 年中秋节与三位导师在开封（右起刘增杰、严家炎、支克坚三先生 ）
在退休后的十多年间，支先生埋首成都、专心治学，出版了两本专著、发表了二十多篇长篇论文，在晚年迎来了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这在老辈学者中是很少见的，所以赢得了学界的普遍推重和尊敬。然而也就在这过程中，积劳、寂寞加上不很适应的气候等等，渐渐地伤害了支先生的健康，终于在2008年初病倒了。2008年后半年，我已经知道他得的是白血病，熬不过多少时日，所以心里非常焦急而又无能为力，只有把自己的一本小书《考文叙事录》题献给他，希望他去世前能够亲眼看到。支先生知道了，似乎很高兴，还在电话里安慰我说：“你不要太着急，我等着，一定看你给我的书。”可就在我的那本小书即将出版的十天前，支先生却遽尔病逝于成都。我终于因为自己愚蠢的固执而未能再见他一面，悔之已晚，匆匆奔丧到成都，只能把打印稿献祭于支先生的灵前。据魏师母说，支先生到最后自知不起，其实还是想叫我去见一面的，可是他知道我在等那本书，所以几次犹豫，还是忍着没有催我。
人生的有些错失和遗憾是难以弥补的。支先生去世已经两年多了，我一直想为他写点什么，可是每次提笔，都愧悔难抑，至今没有写一个字。可叹阴阳暌隔，缘悭一面，而高恩厚泽，永存心间。在此略述我与支先生的渊源始终，聊为师生之缘的纪念吧。
大哥大姐你好吗——记忆中的学长
十几年前，有一首歌很流行，记不起是什么名儿了，但开头一句是：“啊，大哥大哥你好吗？”听着这首歌，总让我想起77级乙班的大哥大姐们。刚入大学时，我十六岁，而班上的同学几乎全都是二三十岁的大哥大姐。我因此备受各位大哥大姐的照顾，占尽了便宜。毕业后虽然疏于音问，但各位大哥大姐常在小解念中；每当夜深人静、独自坐在书桌前的时候，念旧之情往往油然而生，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暗暗问上一句：“大哥大姐你们好吗？”
最可敬的大哥，当然是陈学亨陈大哥了。老陈上大学前，据说已经是大队支书，并且有子有女了，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都很丰富，所以为人处事，特别的老道，而难得的是始终保持着朴素的厚道。正如人们说胡适之天生就是一切人的大哥一样，老陈几乎天生的就是我们班所有人的老大哥。三十多年了，我们这个班人心不散，老陈无疑是团结凝聚的灵魂，他公正地调理同学间的各种关系、真诚地关心着每个人的发展，付出了一片苦心和耐心，让大家倍感敬重。而我对老陈最深的记忆有两条，一是他上大学期间，一直自己做饭，每天在走廊里揪面片。这个习惯，老陈似乎一直保持着。二是他即便身为高级官员，仍然保持着读书人的本色。记得新世纪之初的一年，老陈在中央党校进修，有一天北京和兰州的几个同学与老陈聚会，老陈对我说，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到北大、清华看看。于是我们陪着他在北大、清华的校园里走走，每到一个著名学者的雕像前，老陈都庄重上前礼拜，表达崇敬之心，并且念念有词地说：“我也是个大学生啊！”。到了下午，老陈说，“今天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于是带我们到党校旁的一个小巷子里，一家兰州牛肉面小饭馆赫然在焉。老陈亲自下厨，亲手揪面片，于是我们在北京吃到了地道的兰州面片子。前几年，偶尔在电视上看到老陈的头白了，听说现在已经退居二线，祝愿老陈安度晚年，什么时候到兰州了，若能够再次吃到老陈亲手做的面片子，那将是我的最大的口福——我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面片子爱好者啊。
2012 年元月毕业三十年聚会兰州的三舍友（右起张先堂、罗德茂、解志熙）
最可爱的大哥，无疑是罗德茂罗大哥了。我和老罗大哥特别投缘，四年一直住在同一个宿舍，承蒙他的关爱之多之细，真是数不生数。说来，老罗1964年就在陕西高陵师范毕业了，那时的我还不过是个三岁小儿，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居然成了大学同学，从此一老一少，形影不离，简直像是父子一般。老罗为人，可爱而耿直，急公而好义。那时我靠助学金生活，经济上不免紧张，于是每月月末就从他那里借点钱度饥荒，月初助学金发了，再还给他。如此反反复复，老罗始终不厌其烦。看到我的衣服少，老罗就把他的裤子给我一条。那时我的体育非常差，是全班唯一一个翻不过单杠的人，于是老罗就每天傍晚带我到大操场去练习，终于使我翻过了单杠、通过了体育考试。同时，我们俩也经常聊天，大家庭的困难和自己的难心事，我只会对老罗以及李玉兰大姐说，总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和宽慰。在我的印象中，像老罗那样关心人无微不至、帮助人坦诚无私者，实属罕见，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我见过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老罗的朴实本分，也让我极为佩服。临毕业时，像他那样的老党员、老班长，本来不难得到更好的位置、更佳的发展前途，可是他却只要求回原单位——辽远荒凉的酒泉导弹基地的东风中学任教，以便为老婆办随军家属。从此我们天各一方，直到前几年他带嫂夫人出来旅游，路过北京，在火车站给我打电话，我立即去接他们到家住了几天，总算再次见到了亲爱的老罗大哥，还是那样一副老天真的样子，我心里是多么欢喜啊。如今，老罗已经退休，祝愿他和嫂子健康长寿，也希望他能多出来走走，到各地的同学家串串门啊。
与我交往较多因而印象深刻的还有宋炬和张宪堂两位学长。
宋炬兄是个美男子，学习也很好。他特别喜欢外国文学，入学不久就全力专攻于此，买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而我差不多总是他的外国文学书籍的第一个读者，所以在专业上我们是比较谈得来的。恰好他毕业分配到庆阳师专，与我所在的环县离得较近。记得1983年元月，我准备考研究生，到庆阳师专所在地西峰镇报名，顺便看看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说：“小解，你在环县一中找不到什么复习资料，还是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准备好书籍、饭票、烧炭，你寒假一放就到我这里来吧。”于是我寒假就去他那里复习，每天挤在一个小床上，感受到一份同学的亲情。年关将近，他回重庆与家属团聚了，我埋头复习一月，便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可是因为连着几天熬夜，专业课考得并不好，我不免灰心丧气，准备放弃最后一门课——新添的综合考试。恰在这时宋炬兄返校了，他极力鼓励我去应考，于是我冒雪赶去参加了综合考试，到考场已经晚了十分钟，但好心的监考老师还是让我进了考场。而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就这样，我考上了河南大学的研究生，从此改变了命运。所以，没有宋炬兄的鼓励和帮助，我大概还在中学里，至少上研究生会迟一年两年的。这是我十分感激他的。后来宋炬兄调回重庆，渐渐失去了联络。然而，在我的心中还是很记挂着他，多次托人打听他的行踪，都不得其详，直到前年新年前夕，突然想到可以通过网上找呀。于是查询网络、终于辗转找到了他的电话，立即通话，听到那头传来他的熟悉的声音，真是高兴至极。
张宪堂兄只比我大一岁，而且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宿舍里，所以很快就成了要好的小哥儿俩。宪堂兄少年英俊，一表人才，在文学上喜欢古典文学，特别痴迷《红楼梦》，曾经坦言将来娶妻子就娶薛宝钗那样的，可见迷到了什么地步。他学习非常用功，每个暑假，我独自留守学校，他就过来陪我一块儿读书，小哥儿俩还真是讨论了不少学术问题呢。宪堂兄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从他的特别朴实的父母身上感受到亲切的关怀，仿佛自己的父母一样。父母的朴实厚道也传给了宪堂兄，然而君子可欺以方，所以毕业分配时，他不免受那个可恶的辅导员的误导，报名分配到了临夏，成了兰州的同学中唯一分配到外地的人，他的心情自然沉重。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在临夏，宪堂兄却意外地实现了自己的“薛宝钗”的理想，找到了一位漂亮贤惠的伴侣。后来，我报考了研究生，同时去信临夏，怂恿他也报考，小哥儿俩互相鼓励着，先后都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宪堂兄终于顺利重返兰州。此后我每回兰州，常常落脚在他家，见到了漂亮的嫂子，始信所言非虚。1992年8月，我的大妹妹在兰州结婚，远在乡下的家里去不了人，我也有事难以脱身，是宪堂兄夫妇自愿担当了娘家人的角色，送我妹妹出了门。这份恩德，我是永远也难以忘怀的。在城市里，像宪堂兄那样始终保持朴实厚道的人，实在不多见。“好人一生平安。”祝愿宪堂兄一家平安。
2012 年元月在兰州与老同学张宪堂
其他各位大哥也都个个性格鲜明。刘书诚兄的超脱、韩经太兄的博雅、张仲义兄的专注、康泽民兄的淡然、马国昌兄的豪爽、张新兄的勤谨、黄大昕兄的练达、李树民兄的善书、栾行健兄的儒雅、邵明兄的热情、管卫中兄的才气、李希兄的谦抑、曹毅兄的矜慎、黎戈宁兄的义气、王云兄的精干、杨启翔兄的严谨、李占年兄的病弱、魏霖兄的活跃、杨言顺兄的实在、胡彧兄的机敏、徐肖楠兄的聪明、王人恩兄的苦学、高子发兄的爱美、蒋维民兄的浪漫、王东伟兄的感伤、赵国强兄的能干、武志元兄的随和、王佐怀兄的老实、陈堆稳兄的朴实、陈新民兄的谨厚、滕宗恒兄的真率以及金兰友兄的滑稽突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难忘的当然还有各位出色的大姐。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大姐，如王玉兰大姐、王恩绒大姐等，慈眉善目，一派和祥，令人如坐春风。有些大姐确实光彩照人，比如美丽的张莉大姐，一颦一笑，都那么招人关切；刘尚慈大姐则像她的电影明星姐姐刘尚娴一样美丽动人；两个小大姐武亚玲和刘米红，都正当青春年华，长得也都很漂亮，所以很快就被眼明手快的男同学盯上了；……因为少不更事，对这些美丽的大姐，我都是远远地瞻仰着，私心里倒是觉得宋燕冰大姐很“耐看”。记得宋大姐入学时刚生孩子不久，而风姿绰约，每天飘然而来、悄然而去，格外动人，有些大哥悄悄地叫她“黑里俏”，小解也深有同感。前几年我到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讲课，没想到在那里遇见了宋大姐，她已经退休了，生活过得很充实，她在家里用亲手制作的西北面食招待了我，席间随意漫谈大学时的琐琐屑屑，非常地亲切愉快。
我平常接触较多的是李玉兰、何西庆、刘洁三位大姐，关于她们仨有不少亲切的回忆。
李玉兰大姐，小小的个子，年纪也不大，可是因为自幼生活艰难，所以早懂世事人情，养成了通达的胸怀、坚毅的性格和干练的作风，一直担任着我们的女班长，自然而然一派大姐风度。关怀别人，在玉兰姐似乎是不假思索的天经地义。记得进校的第一年，来自乡村的我比较散漫，也不大讲究卫生，班干部到我们宿舍开会，我还在床上睡懒觉，干部大哥大姐们讨论着班上的人与事，也不避嫌我这个小屁孩。玉兰大姐就坐在我的床边，大概是闻到了我的好久不洗的被子有味道了，于是就轰我起床：“小解，你这个小懒虫，快起来把被子拆了洗洗，我给你缝上。”听着她的亲切的呵斥，我感到久违了的大姐的关怀，从此也知道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了，并且学会了自己缝补衣被，直到三十三岁结婚，我还亲手教妻子缝被钉扣的。那时，班上最贫寒的男女学生，大概就是玉兰姐和我了，所以我们也就很能谈得来，互相都理解我们背负的责任不仅是自个，还有整个家庭，于是互相鼓励着负重而行。玉兰姐毕业后，于用心公务之外，几乎把全部心力都花在了她那个被贬谪到基层的大家庭，终于使全家重返兰州，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我则为了对于父亲的承诺，为了两个妹妹的前途，一直坚持不谈恋爱、不结婚，直到1994年夏天最小的妹妹毕业留在兰州工作了，我这才结了婚。在这期间，为了妹妹的事，我数次去兰州，得到学亨兄、李希兄和邵明兄的热心帮助，而最体贴的关怀则来自玉兰姐，我的大妹妹的婚事也是她操心介绍的，所以对玉兰姐，我永怀着弟弟的感激。听说玉兰姐现在已退休，转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那正符合她的善良的天性。
能歌善舞的刘洁大姐，按说应该是个活跃的人，但性格却有点落落寡合、素常独来独往。这其实不是她天性高傲，而多源于她年轻时候孤身一人在偏远工矿谋生的艰难使然——我是很晚才知道这一点的。虽然如此，在学校的时候，我和刘大姐倒是处得蛮好的。因为暑期里不愿回到那个举目无亲的工矿，她借住在学校的一个朋友家，这样我们自然就常常在一起讨论学习上的问题，好像还吃过她用韭菜、油条做馅的饺子呢。正为了不再回那个工矿，刘大姐学习特别努力，成绩也很好，可是并不引人注目。只是有一年学校当局不知发什么神经，突然决定只凭上年的考试成绩来评定三好学生，所有成绩过了八十的，就成。于是刘洁大姐，还有小不点的我，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地成了“三好学生”，记得还得了二十元的奖金。毕业后，刘大姐留校工作，我回到环县一中，想考研究生，自然免不了向她求助资料，再后来，我们成了学术同行，看到刘大姐在学术上不断拓展，我打心眼里高兴。前几年我回师大讲课，偌大的校园物是人非，也就只有刘大姐一个知己亲戚了，祝福刘大姐坚守在我们的老家。
飒爽英姿的何西庆大姐，就像个阳光男孩一样帅气，为人很坦诚，做事特爽利。可是，奇怪的是她不在我们班谈恋爱，却悄悄地在艺术系找了个男朋友，真是恼杀了也羡杀了一班男同学啊。因为西庆大姐和我是庆阳老乡，所以我们之间自然觉得亲近些。临毕业时，西庆大姐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成了调干生，于是和夫婿王同志提前回平凉。我那时眼看一般同学因为毕业分配的问题，不免有些矛盾纠葛，所谓眼不见心不烦，所以我也就跟着何大姐提前回乡了，毕业证则由留下的李占年兄代领。一路上，何大姐颇为我打抱不平，并鼓励我说：“小解，咱不服气，考研究生！”年少气盛的我多少也有点不平之气，所以应声说：“好吧，出水才看两腿泥，十年以后再见！”不到十年，我们就在北京见面了，时在1986年或1987年吧，那时她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班，我从北大过去看她，严肃的门卫接通了电话，西庆大姐便一路小跑着出来接我，真是亲切地像在异乡不期而遇的姐弟。后来听说西庆大姐调到遥远的海南岛去了。真是的，那个出娘子军的地方啊，岂不正是最适合她的去处！
卅年老了少年人：下坡路上的“小解”
真是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各位大哥大姐们大多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在岗的大概只有少数几个二半大的大哥大姐了。其实呢，就连当年的“小解”现在也已年过五十，被人唤作“老解”了，而倘按我老家的习惯计，则“小解”去年就到了五十了。五十岁，不论就人生而言还是从学术来说，所谓高峰都已过去，往下无疑该走下坡路了，而问题乃在如何走好这个下坡路？看来也只能随性慢行了。所以去年的一天，我给自己写了一篇题为《五十初度诗并序》的文字，既感怀于前半生之幸运复自警于今后之生涯，而因为是不打算公开、只写给自己看的文字，就顺手用了旧文体，虽然言辞不免隐约含蓄，而心境仍然可以觇见。现在就不揣简陋，把它抄录在下面，既求教于各位大哥大姐，也作为这篇冗长回忆的结束（下附《五十初度诗并序》，后文另见，此处从略）。
（本文选自解志熙著《砚台的记念》，该书将由美中时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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