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砚台的记念》: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2022年08月31日 01:38    来源:美中时报    常丽洁




       与以往出版的著作多为学术论著或学术论文的结集不同,解志熙教授新出的这本《砚台的记念》,收录的基本都是散文随笔。概而言之,其主旨以铺叙往事与追怀亲旧师友为大宗,回望来路、检讨生平,对读者了解学术工作之外的解志熙教授其人,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几篇杂谈性质的文章,也都神完气足,读来畅快淋漓。


       解志熙教授虽然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蜚声学界,其古典文学的修养相比之下亦未遑多让。多年来,每遇庆喜吊忧人事酬应事,以清华大学中文系或其他相关机构群体名义拟的联语诗文,多出于解志熙教授之手。这种撰写旧体诗文与对对子的爱好,在本书中也有体现:收在书中的《致敬严家炎师七十华诞小序》以下十篇小文,概皆出之以文言,骈散杂厕、用字工稳、声调铿锵、气韵悠然。非但如此,解志熙教授在篇目的编排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尤其是收在第一辑里几篇文章的题目,以《“好名之疾”漫说》对《“不知不愠”摭谈》,以《另类的父亲》对《寡言的祖父》,以《待病存在观》对《抽菸谑谈录》等,都对得精巧。剩下几篇,虽无法组成工对,也尽量修饰整齐使字数均等,如《人与树同在》紧挨着《砚台的记念》,《糊涂得对》与《善缘偶记》并列,看上去长长短短、错落有致,给人以整饬的美感,这固然出之以精心的安排,但又何尝不是游戏的态度?此中趣味,非久耽深嗜中国古典韵文者不易体会。


       各个场合的解志熙教授的简介文字中,最先一句总是“1961年10月出生于甘肃省环县一个农民家庭”,格外强调自己农家子弟的身份,不仅是有意识地与“沽名钓誉、竞赶时髦、热衷虚荣”的做派拉开距离,更多的还是对世代生活在陇东乡村的父老乡亲有着割舍不掉的深厚情感。乡村出身的农家子弟眷念旧乡、不忘根本者所在多有,但如解志熙教授这样始终与故乡保持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故乡故人的关注如此长久而深挚者,实在罕见。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差不多一半篇幅都是关于故乡与父祖的,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梳理出解志熙教授的身世背景与早年经历:环县为古环州,宋范仲淹于庆历年间知永兴军时于此筑城修堡、建塔兴学,并赋《渔家傲·秋思》词,以“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句状写其地秋景。范仲淹所建城塔至今犹在,环县一中教学主楼亦由解志熙教授以范仲淹字命名为希文楼,且为题写楼名并作《希文楼记》。环县古城重新修建,解志熙教授亦作《环州古城重整记》以志其事。环县洪德乡之河连湾村为解志熙教授本籍,因家中人口日繁而土地日薄,自祖父辈迁居至环县虎洞乡解家掌村,此村即解志熙教授自幼游钓之地,书中最长的一篇文言文《村落记》,即为解家掌而作。其文曰:“解氏原本小姓,而吾族一支更世代业农,自耕自足而已,并无显达者,然族人仁义是尚,则乡里所共誉也。盖家族一向持守礼教家法甚严而传承不坠,是以不孝之子,从未之见,阋墙之事,亦甚少闻;而又特重教育,家族代有私塾,延先生以教子弟,如此耕读传家,人多知书达礼,是以尊老爱幼,怜贫惜弱,行事自然仁义可风矣。如吾祖与吾父,皆尤为孝悌仁义者也。”解志熙教授高祖长春公是陇东道情皮影戏的首创者,靠卖艺为诸子购置了田产,临终却告诫后人要耕读传家,宁可行乞也不能卖艺。但他积攒的财富,却让长子养成了不事劳作的公子习气,又兼吸食鸦片、不理家计,导致家道中落。直到解志熙教授的祖父元广公迁居解家掌,奉老抚幼、忍劳耐苦,家境才渐渐好转。元广公是环县最早的中共党员,担任过红区的组织委员,对毛泽东径称“老毛”,由他介绍入党的谢占儒、陈玉山等也都成了后来甘肃省要员,元广公自己却退党家居,以九十高龄无疾而终。解志熙教授的父亲解贤公自幼由父母延师教读,写得一手好字,担任过村里的小学老师,虽生活艰窘而一力促成子女读书,使长子以下四个儿女都上了中专和大学,成了地方上的传奇。《砚台的记念》是取集中一篇文章的名字为书名,此砚台即是解贤公发蒙时所用而为解志熙教授所继承者。——简略的复述中也能见出,百余年间时代风云的变幻,对一个普通家庭起落沉浮的影响。解志熙教授在现代文学界向以立场严正、文风凌厉、敢于褒贬著称,是让人敬畏的严肃学者。如果解志熙教授在论文集里更多表现的是自己金刚怒目一面的话,这部散文集则集中表现了他菩萨低眉的另一面。尤其是只要涉及儿时的故乡故事、父母亲旧,就收敛了所有锋芒,将自己还原为那个备受宠爱的家中幼子,笔下一派天真烂漫,字里行间弥漫着对父祖的拳拳孺慕之情。“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这句话,用在解志熙教授身上,实在恰如其分。


       解志熙教授是1961年生人,不过刚满六十岁,不熟悉的人读他文字,尤其是他写自己儿时生活的篇什,常会觉得他是八九十岁人,不独因其文字气象高古,更因他对旧日中国乡村生活的熟稔以及对故乡父老的款款深情,在现时代里,多少显得有些异样而格外有深幽的历史感吧。


       家世之外,解志熙教授还讲述了很多自己早年生活经历:自幼为风疹所苦、久医无效,却被家里偶然收留的河南游方郎中用药除根;腊月里随高龄祖父外出打柴;陪父亲被批斗、看他对着疾言厉色的叔伯们雄辩滔滔;为了在县城读书有住处,与父兄一起在亲戚家自己动手开挖窑洞,父亲因而获得“愚公”赞誉;读初中时立志苦读改换门庭并向权贵复仇的扭曲心理,被刘淑环老师春风化雨般消解掉;读高中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产生的厌倦感,使得之后的生活中一直刻意与此类活动保持距离;大学毕业回到母校教书时,因声援同事进修请求和使用普通话授课而招致的非议……凡此种种,不仅展示了一个乡村少年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一步步走向更大的世界,也表现了对故乡仁厚与保守双重根性的复杂情感,在《在艰苦中成长》一文中,解志熙教授清醒地指出:“正因为保守性几乎是乡土传统与生俱来的东西,而秉承着传统的人都难免保守性,包括我自己,……所以适当的检讨和反省不仅无损于她(指环县一中,常按)的光辉,反倒更有助于她以及她的学生和子女们知所坚守亦知所损益。”


       这部散文集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对自己走出故乡之后读书求学与工作生活经历的记述,其中多半是以追怀师友的方式写出的。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也不难梳理出解志熙教授的师承源流与学术工作的偏嗜:本科就读西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支克坚先生可谓解志熙教授的学术领路人,支先生自己也被樊骏先生誉为“我们这一代最有理论水准的学者”;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彭铎先生是黄侃的弟子,古文献专家,他的《文言文校读》一书是当时授课的讲义,后来则直接促成了解志熙教授由使用西方理论阐释文学问题到以中国古典文献学方法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考入河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任访秋、赵明、刘增杰三位先生。任访秋先生不划地自限,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贯通起来研究的学术思路,以及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加入思想史内容的深根固本的举措,都对学生影响深刻,解志熙教授这样总结从任访秋先生处学到的为学之道:“人生虽不无侥幸,但为人为学也有万难侥幸之时,所以还是一切从难处、从拙处、从源头处做起,方是稳健正大之道。”善哉斯言。赵明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抑己扬人的高风亮节,在为学为人两方面都为学生树立了榜样,也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解志熙教授悼念赵明先生的文章名曰“难得是认真”,对老师认真不苟的做派备极称扬。刘增杰先生则“宽厚开明、循循善诱”,常给学生“亲切的开导和创新的鼓励”,解志熙教授自己更是被刘老师“逼迫”“推动”着去考了博士,才有了后来的发展。解志熙教授有感而发:“其实,‘名头大’的先生未必就一定是名师——有不少有名之师倒往往只把学生束缚在自己的学术范围之内,使学生不能别有开拓和发展,而像刘先生这样自觉地督促和激励学生超越自己的老师,那需要何等的胸襟和气度啊,这才是无愧为名师的导师!”从解志熙教授的这些追忆中可以看出,河南大学不愧为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老中青三代学者各有所长,又都学养深厚、作风朴实,即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而论,多年来河南大学先后培养出关爱和、解志熙、程光炜、沈卫威、孙先科、武新军、刘进才、孟庆澍、赵普光、张松建等一大批杰出学者,形成了自己开放包容又独具特色的优良学术传统。后来解志熙教授到北京大学读博士,追随的则是严家炎先生,两人名为师弟而实同父子,解志熙教授对与严先生相处的一段细节描写很是生动,那是1990年9月末,“那天我要启程回河南大学工作了,火车票是晚上8点的,下午5点应严先生之命,到他所住的双榆树街道的一间饭馆小酌话别。席间严先生恳切地劝我说:‘志熙,我很欣赏你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唯一要劝你的是,以后逐渐把抽菸减下来吧!’我自然唯唯应诺。饭后与先生告别,准备乘公交去火车站。此时严先生似乎想起了什么,让我等一等,转身急忙骑自行车回家又紧忙赶回来,交给我一包东西,自我解嘲地说:‘这是国外友人送我的一包洋菸,我刚才劝你少抽菸,但是临别了,还是把这包烟送给你吧!’”——自相矛盾之处,正可见出前辈对青年人的厚爱有加。解志熙教授总说严家炎先生虽是出了名的“严上加严”,门下弟子多不敢在先生面前多嘴,唯独自己敢开玩笑,大约也是因为彼此感情深厚,多少有些“恃宠生娇”吧。此种师弟相处模式在如今的学术环境中,不说绝无仅有,也已经非常罕见了,因其更近于古君子之风也。


       正是沿着这些师长与前辈指示的门径,解志熙教授在学术研究的路途上越走越远,却又从未远离他念兹在兹的乡土中国。虽然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甚至以一己之力倡导起现代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发凡起例之功人所共知,解志熙教授却从不自我设限,他耽读中国古代典籍,笔记批注密密麻麻,且每从不疑处起疑,对《诗经》、《论语》、《庄子》等经典文本的阐释,也屡有别出心裁的见解,成文数篇,已散见于《名作欣赏》等刊物。我总觉得,从本质上讲,解志熙教授更像是一个古典文史学者,早年他之研究现代文学中“美的偏至”、现代作家与存在主义关系等问题,固然有教育背景、时代风气的影响,更多的只怕还是古来天资卓异者都有的那种即在并非专长与心仪的领域里也能做出杰出成就的能力与志气。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性之所近者终会占据上风,所以解志熙教授先是从事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孜孜于考证发覆,多言人所未言,如极力推许杨振声、冰心四十年代散文作品,以为风骨凛凛堪为士范,又文辞雅正朗然可诵,委实可称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品,类似结论全是从第一手资料的阅读中得来,全无依傍;继而又细读中国古代经典,于斟酌句读及阐释文义上多所发明。——这些,才是解志熙教授天然本真的面目所在吧。


       虽然越界总是要付出代价,尤其是涉足陷阱繁多的中国古典文史领域时,任谁都不免会有出错的时候。但不管怎样,君子豹变或衰年变法都非有大勇气者莫办,尤其是在时下学科分界异常严格的情形下,专攻明代文学者看点《古诗十九首》便觉不务正业,治日本文学的读点朝鲜史料也有越轨之忧,才更让人觉得解志熙教授这种不自设限作派之可贵。读书不止为治学、更不止为写文章立项目,还可以为求知、为得趣、为消遣,甚至为试错,这本是古来读书人的共识,如今却被太多人抛却了。前文提及解志熙教授承办了许多清华大学中文系酬应联文,时间往前推几十年,民国时期与共和国建国之初,清华大学教授中担负此类事务者,是潘光旦教授,有时以机构名义拟写,有时代人拟写,不一而足。与常人臆想中此事应首推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不同,解志熙教授与潘光旦教授,一治中国现代文学,一治民族学与社会学,所谓贤者多能、无施不可,也许,这就是学者与专家、通人与匠役,以及进而言之,士与庶之区别所在吧。


       《砚台的记念》整本书里,给人印象最深的场景还是在《“导师”的意义》一文里的对在北大读博期间的一段描述,那是一个群情激昂的时代,校园里的人都去参与集体活动了:“而我则上图书馆阅读旧报刊,全图书馆就我一个人在看书,看累了就站在三楼的窗户边看看下边热闹的三角地,旧报刊室的三五个工作人员还开玩笑说,‘就因为你一个人,害得我们不能去啊!’”——能在大的动荡的时代里保持这样的清醒沉静,以及与大环境如此格格不入的态度,实在值得人再三吟味、反复流连。然而,当老师遇到危难之际,又是他决然陪侍老师潜行外地,保得老师周全。进退取舍之间,在在可见解志熙教授的风骨与担当。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砚台的记念》这个集子,既是解志熙教授对故人故事的一次深情回眸,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未来崭新工作的蓄势与展望。山路崎岖幽深,前瞻后顾,都有苍茫之感,好在独行惯了,且一直知道,或早或晚、或远或近,总还是会有同行者。




       公开信息显示,解志熙,1961年10月出生于甘肃省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78年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86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92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聊为之说——温故知新小集》等。


       ( 作者:常丽洁系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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