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6日，工人在位于深圳福田保税区内的外资企业业聚医疗器械冠状动脉支架系统装配车间工作。（中新社）

       针对美日欲扶持本国企业从中国撤离，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月16日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格局不是能随意改变的，中国没有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华南美国商会疫情影响报告显示，75%的受访企业表示，无论疫情影响如何都不会改变在华再投资计划。

       “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

       综合中新社、北京《经济日报》报道，在中国商务部16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日本经济刺激计划细节公布，拨款扶持日本企业从中国撤离。此外也有媒体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希望尽可能多的美国公司回流，美国政府将为美国公司支付从中国搬回的费用。

       对此，高峰回应称，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各国企业多年来共同努力、共同选择的结果，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能够随意改变的。

       他表示，尽管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没有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情况。“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在中国长期经营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没有改变。”

       中国仍是大多数在华美企重点市场

       对外界关注的外资企业在华复工问题，高峰表示，目前在华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率稳步提升。对中国8700余家外资重点企业的调查显示，截至4月14日，复产率超过70%的企业占72.8%，较上周提高0.9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迄今，中国华南地区98%的日资企业已恢复生产，开工率达到100%的企业占41.4%，开工率为80%至100%的企业占42.3%。其他地区日企复工也取得积极进展。在华生产率先恢复，有力支持了日企经营和稳定发展，并且已有很多日企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进一步开展对华投资的意愿。

       另外，高峰还透露，华南美国商会疫情影响报告显示，75%的受访美资企业表示，无论疫情影响如何，不会改变在华再投资计划。

       而根据中国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尽管目前美国在华企业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等一些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中国仍会是大多数在华美资企业的重点市场。

       3月中国吸收外资形势趋好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吸收外资也在回升。

       中国商务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中国吸收外资形势有所好转，实际使用外资817.8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降14.1%，降幅较2月收窄11.5个百分点。近期，中国已采取多项措施对冲疫情给吸收外资造成的影响，如要进一步压减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并要求各地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不得设置单独针对外资的准入限制措施。

       美日鼓励企业回迁的“政治经济学”

       中新社16日播文认为，对美日迁回企业的政策导向，过激反应不免夸大，不当回事也不科学；既不该当做单纯的经济问题求解，也不宜简单从政治角度树“假想敌”。置于“疫情”的现实背景下，这是一个感知世界凉热、各国心理起伏的观察切口，折射出本次疫情带给西方国家的冲击，以及由此带动的心理调适与政策调整。

       文章称，首先这是一种“疫情应激综合征”。前期，“世界工厂”中国疫情暴发，全球产业链被掐断，日本车企大幅减产，苹果手机产能受限，世界感受到了痛；后来，海外疫情暴发，口罩等生产线外迁的西方国家，没想到口罩成为自身的阿喀琉斯之踵，上演了扎堆抢购中国物资的一幕，掌握关键医疗设备的自主性成为迫切需要，也强化了日本急于迁回医疗类企业的心态。

       其次暗合了西方长期的心病。“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西方大国与新兴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全球治理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意识到“制造业空心化”的弊端，纷纷启动振兴制造业计划，以摆脱经济社会阴影。如今在疫情这个新变量的介入下，“西方衰落”再度成为舆论场上一种隐性叙事，制造业回流更成为西方对冲危机感的抓手。

       理想虽然很丰满，但现实呢？美日的号角能撩动多少外企回流，选择权在于外企自身。这取决于资本的逻辑与权力的逻辑、逐利的需要与政治的需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接。苹果公司曾拒绝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搬迁建议，坚持把生产线设在中国，是因为有一本自己的账本——搬迁耗时且成本高昂，美国本土产业链不够匹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缺乏，从经济学角度考虑都是不利因素，而中国这个大市场是其割舍不下的“甜头”。这也是西方振兴制造业计划经营多年依旧“魅力有限”的一大原因。

       但是，经历了疫情这样堪比“战时状态”的危急状态，国家安全的需要无疑会被放大，政治考量的分量会加重。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不久曾说“这场危机教会了我们，对某些产品和物资来说，它们的战略属性要求我们具有欧洲主权”。当西方国家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倾向于负面——传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未来也许会更加频繁，政治人物想用各种杠杆撬动资本回流的力度会持续加码，尤其是战略物资相关的产业，范围远比过去重点吸引的高端制造业更加广。

       由此带来的后果，一是难免有部分外企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外企，为规避政治风险而转移生产线，正如中美贸易战期间一些外企转场第三国一样；二是新的壁垒诞生，助长逆全球化势力，全球化进程不得不被重新塑造。

       尽管这一现象尚未大规模出现，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难以跳过的“魔咒”。对于中国来说，要以不变应万变，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提升“中国智造”品质，及时填补外企抽身空白、进行产业修复，同时利用外企转场机会优化外来投资结构。对于世界来说，基于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后退，未来要在效益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预示着全球化之路充满更多变数，人类社会呼吁更高层次的全球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