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


2020年06月08日 11:26    来源:白宫网    熊辉/译


       自1979年美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通过深化接触刺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使其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4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做法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制约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20年里,改革的步伐已经放缓、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相接轨。反之,中共选择了利用自由开放的秩序规则,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其试图改造国际秩序并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不断扩大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迫使各个国家默许,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主权和尊严。  


       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的方式,其基础是对中共的意图和行动进行清晰的评估,对美国的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重新评估,以及对更大双边摩擦的容忍。我们的做法并不是以确定中国的某一个特定的最终状态为前提。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正如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的四大支柱阐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1)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2)促进美国的繁荣;3)以实力维护和平;4)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我们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性方式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我们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应变能力,以应对中国提出的挑战;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有损于美国以及盟国和伙伴的重要国家利益的行动。即使在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同时,我们也欢迎在我们的利益一致的方面进行合作。 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尊重,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不谋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的竞争,使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取胜,需要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政府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本届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包括国会、各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国会一直在通过听证会、声明和报告来披露中共的恶行。 国会还为美国政府提供法律授权和资源以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美国政府还肯定了盟友和伙伴们为针对中国方针而采取的更清晰、更有力的措施,包括欧盟在2019年3月出版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等。


       美国还在与外国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积极的替代方案,以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具体到印太地区,其中许多举措在美国国防部2019年6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务院2019年11月发布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报告-推进共同愿景》等文件中都有介绍。美国正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印太展望、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印度的区域安全与增长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概念、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等相互一致的愿景和做法进行合作。


       本报告并不试图详细介绍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全面行动和政策措施来作为战略竞争的一部分。相反,本报告将重点介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情况,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国。


挑战


       今天的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诸多挑战。


       1.  经济挑战


       北京在履行经济改革承诺方面的不良记录以及广泛采用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扭曲了全球市场,违反了国际准则并污染了环境。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政府同意接受WTO的开放市场导向方针,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 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中国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转型。


       然而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 北京没有将基于竞争的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做法内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有计划地保护国内市场。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工业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并使中国得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而其竞争对手却得不到中国政府提供给本国企业的不公平优势。 中国保留了非市场经济结构和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式。政治改革也同样一直在萎缩和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被侵蚀。习总书记关于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决定实际上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其总统任期,而这只是这些趋势的一个缩影。


       美国贸易代表(USTR)在其2018年对中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结论中,认定中国政府的许多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或有歧视性的,给美国的商业带来了负担或限制。根据严格的调查,USTR发现,中国:1)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其技术;2)对美国公司按市场条件许可其技术的能力施加实质性的限制;3)指导和不公平地协助国内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4)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进行和支持未经授权的网络入侵,以获取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


       在中国政府承诺停止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清单上,到处都是破碎而空洞的承诺。2015年,中国政府承诺将阻止政府指使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以获取商业利益,并在2017年和2018年重申了同样的承诺。2018年晚些时候,美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将针对知识产权和机密商业信息的全球计算机入侵行动归咎于隶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运营商——这违背了中国政府2015年的承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签署了多项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尽管如此,世界上超过63%的假冒产品源自中国,给世界各地的合法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即便北京承认中国现在是一个 “成熟的经济体”,但在与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时,中国仍旧称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尽管中国是高技术产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支、对外投资等方面仅次于美国,但中国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做法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地扭曲了多个领域,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一带一路”(OBOR)是北京用来描述其各种措施的总称,其中许多措施似乎是为了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以促进中国政府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为中国国内经济的需求而服务。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举措,中国正在扩大中国工业标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使用范围,这也是以牺牲非中国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加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被北京列为一带一路的项目包括:交通、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媒体合作;科技交流;文化和宗教节目;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中国政府也在寻求通过自己的专门法庭来仲裁与网络淫秽色情有关的商业纠纷,这些法庭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美国欢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高质量的发展符合国际最佳实践,但一带一路项目经常操作之外的这些标准和特点是质量差,腐败、环境恶化、缺乏公共监督或社区参与,不透明的贷款,合同产生或加重治理和在宿主国家财政问题。


       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从其他国家获取政治让步或对其他国家实施报复,美国判断,北京将试图将一带一路项目转化为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企业、智库等施压——往往是以不透明的方式——迫使他们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审查自由言论。 北京限制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了加拿大公民,试图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和司法程序。2016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后,中国政府对途经中国的内陆的蒙古国矿产出口征收新的关税,使蒙古国经济暂时瘫痪。


       北京寻求全球认可,声称要推动 “绿色发展”  然而,中国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提出了模糊且无法执行的减排承诺,让中国的排放量持续增长,并会持续到2030年左右。中国计划中的排放量的增长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减排量。中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污染性燃煤电厂也数以百计。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每年向海洋排放超过350万吨。中国在全球沿海国家的海域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居世界首位,威胁了当地的经济,损害了海洋环境。中国领导人不愿遏制这些对全球有害的做法,与他们对环境管理的口头承诺并不相符。


       2.  我们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一种价值主张,挑战了美国人对每个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基本信念。在这一代领导层的领导下,中共加快了将其治理体系描绘成比它所说的 “西方发达国家 “的治理体系运作得更好的努力。 北京很清楚,它认为自己正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2013年,习总书记呼吁中共准备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制度之间 “长期合作与冲突”,并宣称 “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胜”。


       正如习总书记在2017年所说,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领导者”。这一体系植根于北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结合了民族主义的一党专政;政府主导的经济;科学和技术为国家服务的部署;个人权利服从共产党的时代结束了。这与美国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以及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原则背道而驰。


       在国际上,中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宣传习总书记的全球治理观。然而,北京在国内强迫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努力,却呈现出了中共领导的“共同体”在实践中的令人不安的景象。 1)反腐运动肃清了政治反对派;2)对博主、活动家和律师进行不公正的起诉;3)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算法决定的逮捕;4)对信息、媒体、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5)对公民、企业和组织进行监视和社会信用评分;6)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被认为是异见者的人。在国内的一个赤裸裸的例子中,地方官员将发生在社区图书馆的焚书事件公之于众,以表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习近平思想”保持一致。


       这种治理方式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自2017年以来,当局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成员关押在再教育营中,许多人在那里忍受着强迫性劳动、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身心的虐待。在这些集中营外,政权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遗传学等新兴技术来监控少数民族的活动,以确保他们效忠于中共。对基督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和法轮功成员的广泛宗教迫害,包括拆毁和亵渎礼拜场所、逮捕和平信徒、强迫放弃信仰、禁止按信仰传统养育子女等。


       中国共产党迫使意识形态一致的运动并不仅限于中国边境。近年来,北京方面一直在干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获得它们对其政策的认同。中国当局试图扩大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各地言论和行为的影响,最近的例子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和运动队,以及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政治家。中国的执行者正在向世界各国输出中国共产党技术威权模式的工具,使威权国家能够对其公民施加控制并监视反对派,在宣传和审查技术方面培训外国合作伙伴,并利用大量数据收集来影响公众情绪。


       中国政府控制着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宣传工具。


       北京通过国有电视,印刷,广播和在线组织传播其叙事,而这些组织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在不断扩散。中共经常隐瞒对外国媒体实体的投资。 2015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告知将通过空壳实体控制14个国家/地区的33个广播电台,并通过提供免费的,亲北京的内容来补贴多个中介机构。


       在媒体之外,中共利用一系列人员在美国和其他开放的民主国家推进其利益。 中共统战组织和代理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大学、智库、学者、记者、地方、州和联邦官员为目标,试图影响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言论,限制中共内部的外来影响。


       北京经常试图强迫或说服中国公民和其他人进行一系列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破坏学术自由和美国研发企业诚信的恶性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盗用技术和知识产权,未能适当披露与外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关系,违反合同和保密规定以及操纵联邦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公平和基于功绩分配的程序。 北京还试图迫使中国国民举报和威胁中国同胞,抗议与北京的政治叙述背道而驰的事件,或者限制学术自由,而这是美国教育体系的标志和力量。


       中国的媒体、记者、学者和外交官可以在美国自由活动,但北京拒绝与美国的对口机构和官员进行对等的接触。中国政府经常拒绝美国官员,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内的美国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国文化中心,这些中心设在中国的大学里,旨在与中国人民分享美国文化。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经常面临骚扰和恐吓。


       3.  安全方面的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共在试图消除其利益受到的威胁和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战略目标时,使用恐吓和胁迫的意愿和能力也在增强。北京的行动违背了中国领导人所宣称他们反对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或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的言论。 北京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印边境地区进行挑衅性、强制性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与它的言辞相矛盾,并蔑视它对邻国的承诺。


       2019年5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发表年度报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安全发展》,评估了中国军事技术发展、安全与军事战略、人民解放军组织和作战理念的现状和未来走向。2019年7月,中国国防部长公开承认,一带一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有关,包括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地区。


       北京的军事集结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了复杂的挑战。北京的军民融合(MCF)战略使解放军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发展和获取先进技术的民间实体,包括国有和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通过不透明的MCF联系,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军民两用技术输入中国的军事研究和发展项目,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压制国内反对派和威胁外国的胁迫能力,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中国试图通过不公平的做法来主导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安全法》等歧视性法规中得到了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安全法》要求企业遵守中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使CCP能够访问外国数据。其他中国法律迫使华为和中兴等公司与中国的安全服务机构合作,即使它们在海外开展业务,也会给外国和使用中国供应商的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带来安全漏洞。


       北京拒绝履行其向中国公民及时、持续提供从美国移出的旅行证件的承诺,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公民从美国移出,并给美国社区带来了安全风险。此外,中国违反我们的双边领事条约,使美国公民在中国面临危险,许多美国人受到中国政府强制禁止出境和错误拘留的不利影响。


方针


       国家安全局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竞争对手接触,并将他们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中,将使他们成为善意的参与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敌对的行动者利用宣传和其他手段试图败坏民主的名声。他们宣扬反西方的观点,散布虚假信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之间制造分裂。”


       在回归原则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美国通过承认我们处于战略竞争并适当保护我们的利益来回应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挑战。《新国家战略》和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愿景都阐明了美国对待中国的原则——主权、自由、开放、法治、公平和互惠。美中关系并不决定我们的印太战略,而是属于该战略和全面的国家安全局。同样,我们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愿景并不排斥中国。


       美国要求中国政府遵守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标准和原则。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希望得到的待遇,也是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得到的待遇。鉴于中国领导层正在作出的战略选择,美国现在承认并接受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内部构建这种关系:大国竞争的关系。


       美国的政策并不以试图改变中国的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也不向中国共产党关于例外论和受害者心态的叙述做出让步。相反,美国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利益,并使我们的机构能够承受中国共产党的恶意行为和来自中国内部治理问题的附带损害。中国最终是否与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相一致,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有代理和责任。


       美国反对中国共产党将法治与法治错误等同的企图;在反恐和镇压之间;代议制治理与专制政治之间;以及在市场竞争和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之间。美国将继续挑战北京的宣传和歪曲事实并企图贬低美国价值观和理想的错误说法。


       同样,美国不会也不会容忍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为。我们将继续驳斥中共的说法,即美国正在战略撤退或将逃避我们的国际安全承诺。美国将与我们强大的盟友网络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在我们自己的治理机构、世界各地和国际组织中,抵制对我们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的攻击。


       美国人民对中国发展的慷慨贡献已载入史册——正如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一样。然而,北京的政策和做法的消极趋势威胁着中国人民的遗产和他们在世界上的未来地位。


       北京一再表明,它不会为了回应美国的善意而做出妥协,它的行动不受先前尊重我们利益的承诺的约束。因此,美国回应的是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所宣称的承诺。此外,我们不满足北京方面的要求,不为对话创造适当的“气氛”或“条件”。


       同样,美国认为与北京的接触没有任何价值,只是为了象征性的、花哨的东西;我们要求的是切实的结果和建设性的结果。我们承认并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北京的交易性做法,对其及时提供激励和成本,或做出可信的威胁。 当平静的外交手段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时候,美国将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相应行动,利用成比例的成本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未能兑现承诺,包括:贸易和投资;言论和信仰自由;政治干预;航行和飞越自由;网络和其他类型的间谍和盗窃活动;武器扩散;环境保护;和全球健康。与北京的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核查和执行机制。


       我们与中国人民坦诚对话,并期待中国领导人的诚实。在外交事务上,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不真诚或含糊的威胁作出了适当的回应,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抵制胁迫。通过我们持续和坦率的接触,美国欢迎中国扩大合作,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我们的做法并不排除中国。美方愿对中方的积极贡献表示欢迎。


       正如我们上述方针所暗示的那样,竞争必然包括与中国的接触,但我们的接触是有选择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每一种接触都能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与中国进行谈判并履行承诺,以确保公平和互惠;澄清北京避免误解的意图;解决争议,防止矛盾激化。美国致力于保持与中国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风险和管理危机。我们期望中国也保持这些渠道的开放和反应。


实现


       根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本报告概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人民和家园,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护和平,并在国外推进自由和开放的视野。在本届政府的头3年里,美国在实施这一适用于中国的战略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


       1. 保护美国人民、祖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组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配资源来识别和起诉包括商业机密盗窃,黑客入侵和经济间谍活动;并加大力度防止外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恶意投资,供应链威胁以及外国代理人寻求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例如,司法部通知中国国家媒体 CGTN-America 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规定,其有义务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该法规定,登记人有义务向联邦政府部门披露其活动,并适当地对他们所发布的内容进行标注。随后,CGTN-America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规定完成了登记。


       美国政府还对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宣传做出回应,强调了恶意行为,反击了虚假的叙述,并提高了透明度。美国官员,包括来自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官员,正在带头努力教育美国公众,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利用我们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来推行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相抵触的中共议程。为了实现准入互惠,国务院实施了一项政策,要求中国外交官在与州和地方政府官员及学术机构会晤前通知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正在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积极打击北京在美国学术机构中对本国公民和其他人的合作和胁迫,超越传统的间谍活动和影响努力。我们正与各大学合作,保护在美国校园的中国学生的权利,提供信息以反击中共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并确保理解美国学术环境中的道德行为准则。


       如今,中国学生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美国重视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贡献。截至2019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拒绝中国学生签证的人数稳步下降。美国坚决支持公开学术讨论的原则,并欢迎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正当的学术追求;我们正在改进程序,以排除少数中国申请人以虚假借口或恶意企图进入美国。


       在美国研究界,国家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等联邦机构已更新或澄清了规章和程序,以确保遵守适用的行为和报告标准,以提高透明度和防止利益冲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正在为联邦资助的研究制定标准,并为美国研究机构制定最佳做法。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确保受资助者不与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签订合同,同时继续欢迎外国研究人员。


       为了防止外国恶性行为者进入美国的信息网络,总统发布了《保护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和《设立评估外国参与美国电信服务业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的执行,将防止某些与外国敌对势力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有联系或听命于它们的公司获取敏感信息,例如,防止它们轻易地接触到美国政府、美国私营企业和美国公民的隐私的和敏感的信息。为了确保我们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保护,包括敏感的军事和情报数据,美国正在积极与我们的盟国和合作伙伴进行接触,包括在多边论坛上推广一套共同的安全、弹性和值得信赖的通信平台,为全球信息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为迫使中共政府遵守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美国正在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以定位和遏制恶意网络活动。


       美国政府正在实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以更新和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能力,以解决外国利用投资结构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这些担忧此前不在CFIUS的管辖范围之内。这包括防止中国公司通过少数股权投资来利用美国的创新,以实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国更新了其出口管制法规,特别是根据北京的“全社会MCF战略”及其努力获取与hypersonics、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和基础技术相关的先进技术。我们还与盟国和合作伙伴进行接触,以制定它们自己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并通过多边机制和其他论坛合作更新和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政府也在采取具体行动,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假冒伪劣产品的侵害。2017年至2018年,美国国土安全部查获了超过5.9万批在中国生产的假冒商品,总价值超过21亿美元。这相当于从所有其他国家截获的货物和价值总和的5倍。


       除了伪劣的服装、鞋类、手袋和手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截获了3批载有5.3万个非法中国枪支部件和电子产品的货物,这些部件和电子产品可能危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安全和隐私。美国执法机构也在打击源自中国的假冒药品和化妆品,这些产品被发现含有高水平的污染物,包括对美国消费者构成威胁的细菌和动物粪便。


       美国正与中国当局合作,阻止非法的中国芬太尼从中国流入美国。2018年12月,总统获得了中国方面的承诺,将在中国控制所有形式的芬太尼。随着中国自2019年5月起实施监管制度,美国和中国执法机构正在共享情报和协调,为执法行动设定条件,以遏制中国毒品生产商和走私者。美国还在与中国的邮政机构合作,改善执法部门对小包裹的追踪。


       2. 促进美国的繁荣


       为了回应中国记录在案的不公平和滥用的贸易做法和产业政策,政府正在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来保护美国的企业、工人和农民,并结束北京的做法,尤其是这些做法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基地的空心化。美国致力于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我们整个政府的方针支持公平贸易,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促进美国的出口,并打破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的不公平壁垒。自2003年以来,美国一直未能通过定期的高层对话说服北京方面遵守其经济承诺。如今,美国正通过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方式,对中国扭曲市场的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做法施加压力。在美国和中国达成第二阶段公平贸易协议之前,这些关税将一直有效。


       针对北京一再未能减少或消除扭曲市场的补贴和产能过剩,美国征收关税以保护我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钢铁和铝产业。对于中国在世贸组织受到争议解决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继续寻求并赢得多个案件。最后,为了打击中国在多个行业的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商务部正在比以往几届政府更充分地利用美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


       2020年1月,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济和贸易协定,该协定要求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改革和其他改革,解决了美国长期关注的几个问题。该协议禁止中国强迫或施压外国公司转让其技术作为在华经营的条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重点领域执法工作;通过消除政策障碍,为美国农业和金融服务业在中国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并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平汇率做法。该协定还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迅速和有效地执行和执行。通过解决结构性贸易壁垒并使承诺完全可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将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今后两年内在四大类:制成品、农业、能源和服务方面增加不少于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这项协议标志着朝着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和为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关键进展。


       美国政府在国内正在采取措施加强经济,并推行面向未来的经济,比如通过税制改革和强有力的放松管制议程,来促进5G技术的发展。川普总统的“关于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是一个美国政府发起的,以确保美国继续在高速发展的行业中得以领导创新和制定标准的例证。


       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促进以主权、自由市场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基础的经济愿景。美国正与欧洲联盟和日本一道,参与一个强有力的三边进程,为国有企业、工业补贴和强迫技术转让制定原则。我们还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歧视性的工业标准不会成为全球标准。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和全球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广泛接触,评估共同的挑战,协调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持续的和平与繁荣。我们与美国公司紧密合作,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建立其在国内外的竞争力,通过诸如“非洲繁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美洲克雷斯” 和通过能源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的发展和增长。


       3.  通过力量维护和平


       《2018年国防战略》把与中国的长期竞争放在优先位置,强调现代化和伙伴关系,以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进步、军力发展以及日益增强的国际存在和自信。正如《核态势评估报告》所述,美国政府正在优先考虑实现核海陆空武器的现代化,包括发展旨在阻止北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进行其他战略攻击的补充能力。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敦促中国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开始进行军备控制和减少战略风险的讨论,作为一个拥有现代化和不断增长的核武库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中程运载系统的核大国。美国认为,提高北京的透明度,防止误判,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建设,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国防部正在迅速部署高超音速平台,增加对网络和空间能力的投资,并开发更多基于弹性、适应性和成本效益平台的致命火力。总之,这些能力旨在遏制和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野心和解放军追求技术平等和优势的努力。


       作为我们全球自由导航行动方案的一部分,美国正在回击北京的霸权主义和过度主张。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包括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权和行动权。我们正在为地区盟友和伙伴发声,并提供安全援助,帮助他们建立能力,抵御北京利用其军事、准军事和执法力量胁迫和在争端中取得胜利的企图。2018年,由于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上部署了先进的导弹系统,美国军方取消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邀请。


       更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国防战略的基石。美国正在建设伙伴能力和深化互操作性,以发展一种具有作战信誉的前沿作战存在,与盟国和伙伴充分合作,以遏制和抵御中国的侵略。美国政府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旨在以战略性和补充性的方式促进美国的武器销售和加速伙伴军事能力的转变。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第一份《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明确阐述了国防部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执行情况以及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政府整体战略。


       美国将继续根据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中国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美国坚持认为,两岸分歧的任何解决都必须是和平的,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而不是诉诸威胁或胁迫。北京没有遵守其在公报中做出的承诺,这从其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中可以看出,这迫使美国继续帮助台湾军方维持可信的自卫,这可以阻止侵略,并有助于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1982年的一份备忘录中,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坚称,“向台湾提供的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中国构成的威胁”。在2019年,美国批准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美国继续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关系。美国与中国进行防务接触和交流,以传达战略意图;预防和管理危机;减少误判和误解升级为冲突的风险;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美国军方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包括在意外情况下减少冲突的反应渠道。


       4.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在过去70年里,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稳定,使主权独立的国家得以繁荣,并为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作为一个庞大的发达国家和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应帮助保障全球其他国家的自由和开放。相反,当北京提倡或教唆威权主义、自我审查、腐败、重商主义经济,以及对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的不宽容时,美国领导国际社会努力抵制和打击这些有害活动。


       在2018年和2019年,美国国务卿主办了前两次促进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这些活动与总统在2019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发出的前所未有的全球保护宗教自由呼吁一起,使全球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应对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问题。在这两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尊重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信徒的权利,这些人在中国都面临着镇压和迫害。2020年2月,美国国务院与25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捍卫每个人没有恐惧的信仰权利。在2019年部长级会议期间,美国总统与中国异议人士和幸存者会面,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来自中国的宗教迫害受害者同台。美国还将继续支持在中国境内(工作)或在中国(问题上)工作的人权斗士和独立民间社会人士。


       2019年10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谴责北京在新疆持续不断的侵犯人权和其他压迫性政策,这些政策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在那之前,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向某些中国政府机构和监视技术公司出口产品,这些公司与新疆侵犯人权事件有共谋关系,并拒绝向违反北京国际人权承诺的中国官员及其家人发放美国签证。美国还开始采取行动,阻止进口在新疆使用强迫劳工生产的中国商品。


       美国将继续采取原则立场,反对利用我们的技术支持中国的军事及其技术支持的威权主义,并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实施与快速技术变革和中国努力相适应的政策,将民用和军用结合起来,并迫使企业支持中国的安全和情报服务。


       这些努力表明美国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作为国际制度基础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准则的承诺。虽然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当北京偏离其国际承诺和负责任的行为时,特别是在涉及美国利益时,华盛顿将继续保持坦诚。例如,美国对香港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利益。大约85000名美国公民和1300多家美国企业居住在香港。拜登副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呼吁北京尊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使香港能够继续成为一个成功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美国正在扩大其作为促进自由企业和民主治理的印太国家的作用。2019年11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了“蓝点网络”,通过私营部门主导的全球发展,来推动资金透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仅在印太地区就将增加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直接投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关于实施我们印太地区整体政府战略详细进展的报告:《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


结论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反映了对美国如何理解和回应中国领导人的根本重新评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认识到我们两国制度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通过一个全政府的方法,并在回归原则现实主义的指导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阐明的,美国政府将继续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提高美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对来自中国的建设性的、注重结果的接触与合作持开放态度,因为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继续以一种尊重而又清醒的方式与中国领导人接触,要求北京履行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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