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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三孩政策来了。面对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低迷，多个城市出生率降为负值，全社会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危机的时候，放宽计生政策，应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明断之举。

       但为何不是彻底放开生育限制，而是在五年前二孩政策的基础上只加了一孩呢？有更深层的考虑？不得而知。其背后是否存在稳定计生系统部门的因素，也不免让人遐想。

       五年前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统计显示并未完全实现保持人口出生率的预定效果。其中原因，有调查认为，除新生代生育观念发生变化外，主要还是由于生养、居住、教育、医疗等生活养育成本居高不下，导致生育抚养压力巨大，遏制了年轻人的婚育生养欲望。这才有了近年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的局面。

       因此，即使实施三孩乃至彻底放开生育限制，如果不能采取提高民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增加民众收入，以及降低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的有效配套改革，能否激发青年人的生育意愿，保持人口良性平衡，仍是令人担忧的巨大问号。

       尽管三孩政策与彻底放开生育，对于生育率的作用可能并无实质性差别；但其选择，却体现着社会运行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及权力部门的某些利益。

       很显然，实施三孩政策，仍是一种计划管制。别说三孩，即使五孩十孩，只要有数量规定，不论是否有实际效果，都意味着计划思维——即按所谓科学设定的目的，制定计划政策并依靠权力实施。为此，必要设立与之相关的行政权力部门和执行系统。这样的部门与系统象所有官僚体系一样，不免形成固化的部门利益，甚至生出附着其系统的社会群体利益。在中国的生育领域，计生系统无疑就是这样的权力部门。

       可见，如果彻底取消计生政策，完全放开生育管制，撤销计生部门，许多官员的权力就没有了。甚至许多人的饭碗也没有了。他们倾向维护现有政策，反对彻底放开生育也是可想而知的。

       计划生育思想虽然来自西方，但真正实施严厉的全面计划生育政策，只有中国。不仅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全世界少有的。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没有了战乱，人口呈快速增长。那一代领导人也抱持“人多力量大”的信念。但因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压抑了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物质短缺与人口增长压力形成普遍贫困状态。于是，改革开放初，在缓慢转向市场体制的同时，为了尽快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决策者接受了与改革前传统计划思维非常合拍的计划生育思想。

       据说当时建立人口预测模型，推动实施全面一孩政策的，竟主要是几位数学家、计算机甚至火箭专家；而不是社会学家。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制约人口增长的一些重大变量，比如城市化加速、企业社会功能剥离、住房教育医疗产业化，以及社会观念转变等等，很难有事先预判。结果在预期人口数量上，竟得出了线性因果的中国人口百年内将达40亿的可怕结论。

       把人口数量巨大看作发展的包袱，似乎也成为近四十年来的思维定势。甚至有经济学人（比如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何新先生），竟说中国全部问题的根本就是人口，如果以现有国民总产值，人口若减到2亿，人均产值立即翻五倍！——他根本没想想，若人口少一半，还会有现在的总产值吗？

       但无论如何，对四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正面作用的肯定，还是国内主流声音。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显示出引发人口问题时，计生权力部门是否因认知乃至利益羁绊，而屏蔽或拖延了调整与纠偏的讨论及可能？恐怕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人口快速增长曾是工业化的重要动力。但与现代化进程并非线性关系。今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人口低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最近，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5月初发布的政府报告，去年美国的出生率下降了4％，是近50年来最大的单年下降。应该说，人类社会这个巨大复杂的有机系统，并不能依赖科学计算预测未来。而我国人口趋势之所以严峻，因为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就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问题。

       总之，希望能从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摈弃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唯科学主义思维模式，尊重民众的选择权，尊重社会内生的发展规律。

202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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