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的广播电视节目禁载内容包括：

       “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民族风俗习惯，歪曲民族历史或者民族历史人物”、“歪曲、丑化、亵渎、否定革命文化”等等。

       这初衷当然是要以立法手段保护和推动文化振兴。但仔细考量，这既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也很难执行落到实处。若非要强制实施，结果很可能是权力越界，难免以长官意志扭曲和损害了文化。

       首先，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全部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其中当然包括政治制度及其法律体系。由此可知，法律只是文化的子系统。企图以子系统规制母系统，如果不是夸大了法律——背后当然是权力和掌权者——的能力，那就是错会了“文化”二字，即把文化仅仅理解成与利益相关的具体行为。

       现代法律作为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共识上的强力手段，只可能是一种底线行为规范。它既不应规制人们的思想，也不能决定价值判断和不同偏好的优劣——而这些思想、价值观、偏好等主观意识，恰恰构成文化的主体色彩。

       因此，若企图以法律判定文化的罪与罚，必将使今日法治沦为旧时代帝王奉行的诛心之律！

       第二、文化是历史演进产物，其变动不居和复杂性，加上不同时代、不同材料、不同视角，要判断其优秀不优秀，是很难的事情。连研究文化问题的专家学者，尚且争论不休，岂可纳入法律让法官去作定论？

       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以优劣进行黑白两分。当然更不宜纳入法律。

       若以现代文明价值作为判断标准，应该说，凡符合人性与自然本性的，凡符合社会进步方向的，凡符合今日社会公序道德共识的，凡具有独特文明创造性的文化现象，都可视为优秀。但这只是大而化之的原则；绝不能说没有以上特征的文化现象或观念行为就不优秀。

       事实上，文化中更大量的内容不能以优秀与否予以定性。因为它们主要是环境和历史滋生的独特偏好。

       第三、评价历史文化及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常因时代的演变而生不同。比如对历史人物史可法的评价。从当时汉族家国立场而论，当然具有弘扬爱国与反抗外族入侵而绝不屈服的精神。因此褒扬史可法坚贞忠诚、宁死不屈，似可属于我们文化中的优秀成份。但从今日文明价值观判断，史可法忠的并非人民和我们今天概念上的国家，而是朱明帝王一家一姓。从史可法曾无情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也可判定他是封建统治者的奴仆，人民的敌人。当朱明统治者尚能保护人民之季，史可法的行为多少有正义可颂；而当朱明灭亡已成不可挡之势，史为个人尽忠而致清军大规模屠戮无辜男女老幼，虽罪责主在清军之野蛮，但史可法心中并无人民生命之念，恐怕也是帮凶之一吧？

       可见，不能说历史人物的行为只要表现了忠诚就奉为优秀文化传统；更不宜将古人的“忠君爱国”与今日爱国精神混为一谈。

       第四、以现代文明观之，我国传统文化里，尤其是其中涉及文明价值观和道德观等内容，确有不少糟粕。“五四”以来激进的批判将传统全部抛弃，当然不对。但因此就以“优秀”贯以整体传统文化而不加分折，甚至以法律限制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批判，实与激进抛弃异曲同工。这种作法，将置近现代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那些革命先驱——孙中山、毛泽东、鲁迅等人于何地？不也是一种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吗？

       第五、更可怕的是，将文化领域政治化，甚至纳入法律，无异于权力滥用而对文化的污染。这方面我们是有沉痛历史教训的。

       文化中的糟粕大概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的认知局限，典型表现就是文化中的愚昧、迷信、狂妄、残忍等因素。这些当然会随着科技进步而减少。二是由社会利益需要造成，尤其是统治阶级权力对文化的污染。

       比如我国传统文化中表现的那些封建等级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行为规范，以及缠足、阉割等极端丑恶的文化糟粕，虽有人们愚味落后的因素，但更大的根源，还是来自封建帝制维护统治利益，愚弄和欺骗民众的需要。换言之，是权力干预文化的结果。

       文化作为社会历史的总体生活形态，当然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但将文化简化成政治工具和权力玩物，不仅在历史上制造了无数冤死大量无辜生命的“文字狱”人间惨剧；而且极大地窒息了中国人的思想，阻碍了中华文化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历史的经验是，以权力干预文化，生出的大多是糟粕和对文化的伤害。五十六年前那场浩劫，不也是以政治和权力推动所谓“文化革命”的结果吗？

       因此，还是要让文化回归社会的自然演化进程，让民众成为文化创造与选择的主体，相信他们的良知与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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