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万里同志诞辰105周年，也是逝世五周年。在中国有个习俗，逢五逢十是要纪念一下，故此选取万里同志人生中的二三片段，形成一篇纪念小文，力求还原一个工作中的万里、生活中的万里和群众中的万里，就像“要吃米找万里”那样去表白：一个民众对一位领导人、一个年轻人对一位长者、一个凡人对一位智者、一个生者对一位逝者的表白。

万里。

1958年10月，万里向中央汇报天安门广场设计方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真等听取了汇报。

1959年3月，万里陪同周恩来等审查人民大会堂设计模型。

1979年7月，邓小平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黄山。

建国初期万里及夫人边涛。

万伯翱向本文作者展示父亲万里当年写给自己的书信。

1986年万里荣获国际奥委会授予奥林匹克金质勋章。

万里获CCTV体坛风云人物终身成就奖，万伯翱代父从萨马兰奇手中接过奖杯后亲切交谈。

万里图书馆外景。

万里在桥牌比赛中。

万里与老布什“挥拍”后留影纪念。

网球场上万里的风采。

万里赞扬许海峰为祖国夺得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万里与农民座谈》雕像。

       “在新中国成立后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任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他提出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商品生产，肯定‘包干到户’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是五年前万里同志逝世时中共中央在他的讣告中的两段话，万里生前创造了世界建筑史和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万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1916年12月生于山东东平，2015年7月15日在京逝世，享年99岁。“父亲是山东人，属大龙的，按照北方习俗，父亲谢世时应该是100岁。”万里长子万伯翱说。

       笔者与万伯翱在长期交往中，听他讲过很多万里的故事，有家喻户晓的，也有鲜为人知的。特别是近年来在参与筹建万里图书馆等工作，接触了一些老人家生前的同事、好友及身边群众，认真查阅相关资料，特别是参加了老人家追悼会，收看了中央举行的百年诞辰座谈会等，对万里及万里精神有了从“人”到“心”的认知与感动。无论是老人家高屋建瓴的大理论，还是人之常情的小趣事，印在脑子里，反刍出来的既是一位智者的智慧与品质，又是人民公仆与人民群众之间一种真挚情感的流露。

       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毛主席表扬你爸爸盖人民大会堂了！”

       万伯翱清晰的记得，1959年“十一”国庆礼花晚会上，乔冠华、龚澎夫妇从孩子群中认出了系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万伯翱，对他说了这句话。当时，16岁的他未必能够领会透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毛主席是怎么表扬万里的？万伯翱回忆说，毛主席巡视人民大会堂时听万里说只用了10个月就完成了比故宫面积还大的工程，而故宫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初步建成，便风趣地说：“你是万里嘛！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施工进度好快啊！”

       提到建设人民大会堂时期的父亲，万伯翱用“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形容。

       1958年，毛主席提出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要建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后被称为“首都十大工程”。周总理担任总指挥，万里具体负责，担任副总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1958年，调北京市工作，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第一副市长。之前担任过首任国务院城建总局和国家城建部主要领导人，是共和国城市规划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批准了15个大城市的总体规划。

       对于万人大会堂的工程，中央只给出了三个数字：“一万人开会，五千人吃饭，一年内完成”，再无其它具体信息。而在当时，上到中央领导下到普通大众，全世界范围内无人见过如此浩大的工程，又因规模庞大、技术繁杂、艺术水准高，且建造周期极短，被视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受到了很多国外的质疑。

       “老爷子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在这一代人的字典里，似乎就找不到‘不可能’这三个字！”万伯翱说。

       1958年9月，在动员大会上，万里操着一口浓浓的鲁西南口音掷地有声：“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只凭中国人自己，建起十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就会明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前后修建了200多年，最大厅能容纳6000人；美国国会大厦历经55年两次建造，最大厅能容纳3000人；英国议会大厦历时20年建成，最大厅不过2000平方米；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

       无疑，人民大会堂成为1958年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工程，更是一个争气工程。从不可能到可能，凝聚了万里等建设者的非凡智慧和莫大勇气。作为儿子，万伯翱看到父亲更多的是艰辛，奶奶心疼地跟他说：“你爸爸为盖大会堂掉了十几斤肉呀！就像伍子胥过韶关那样，一夜白了头。”

       四十岁刚出头的万里，头发愁白了，脸晒黑了，身体累瘦了。

       建造人民大会堂，万里究竟过了多少关？

      首先是设计规划关。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作为参与设计的唯一的国外专家也全部撤走，意味着要全凭中国人自己干，果然，包括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的设计规划均没有任何西方人士的参与。

       在北京万里组织了17个省市包括梁思成等在内的30多位优秀的老中青专家完成了设计。在5天内拿出第一稿方案，9月20日第二稿送审；26日第三稿完成……到11月毛主席审定最终方案时，整个工程已完成平面设计方案84份，立面方案189份，不到两个月设计了273份方案。

       “那时一个礼拜就要见总理两三次呢。”万伯翱说，万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十大建筑”上。有一次万里跟建设者们在讨论大会堂的高度，能不能超过天安门？人在里面是否会显得太渺小了？总理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灵感，认为人站在天底下不觉得天高，站在大海边不觉得水远，利用灯光和颜色达到水天一色的效果。经总理批准，人民大会堂的高度超过了天安门为33米，体现了新中国站起来的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央对一些要求和数字“咬”得很死，功能又在逐步扩充，后来有些参与设计的建筑师诉苦，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万里都不会训人，更没有一句脏话挂在嘴上。这与他出身有关，1936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校，参加革命时曾在东平县田大店完全小学教地理课，以至于晚年还对世界上的一些名山大川的具体数字脱口而出。

       接下来是拆迁关。

       “你拆我的楼也可以，但是我有意见。”万里在一次理发时遇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没等万里说话，罗瑞卿就“先发制人”。

       据说，天安门广场及大会堂规划初期，曾想打通南池子和南长街的延长线， 刚刚落成的公安部新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故此，有了万里和罗瑞卿上述对话。不知道当时万里是怎么回复罗瑞卿的，但一直到今天，南长街的延长线也没能打通。可想而知，拆迁永远是一个大而难的事。

       有资料显示，仅大会堂一项工程，就要拆迁机关单位67处，居民住房684户，需要拆除房屋3993间。由于搬迁量太大，时间又紧迫。万里提请周总理召开会议，决定将科技馆、美术馆、大剧院等推迟缓建，把材料和劳动力节省下来，先解决搬迁户的居住问题，最终一个月完成了拆迁工作，没有一户提出过高要求,更没出现过钉子户，群众都是为了国家牺牲了小家。

       还有技术关、劳力关……

       既没有先进快速的掘土机，更没有进口的大吊车，40吨重的钢梁如何吊到33米高的空间？又如何保证万分之一的观众都能听清主席和总理在主席台讲话的声音？……一系列的难关都苦煞了万里，但他总能迎难而上，万里善于深入调研、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从而解决了一个接一个的难题。

       建筑面积超过17万平米的大会堂，平均每天参加施工的人数有一万四千多人，最高时达到三万多人同时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万里亲力亲为，经常身穿蓝色衣裤，头戴安全帽，通宵达旦在工地爬上爬下，指挥着工人们24小时轮班施工与休息。高强度的工作让万里落下了一身病。

       万里的小儿子万晓武回忆说，父亲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有一次坏肠子梗阻爆裂后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手术切除了两尺七的肠子。后来，他的双腿像针刺一样钻心地疼，夜里疼得无法睡觉，北京医院诊断患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医生说这是因为精神紧张、营养不均衡、常在寒冷潮湿环境中干活造成的。

       为了大会堂，万里落下一身病，但也交了一帮患难挚友。他在与工人们并肩作战中发现了不少优秀人才，当时解决放大样技术问题的李瑞环，攻克钢架跨越难关的突击队长张百发就是其中的两位，一时被传为佳话。

       经过10个半月攻坚克难，1959年8月31日，大会堂奇迹般地宣告完成。

       9月9日凌晨两点半，毛主席巡视后不断点头称好。万里请他赐名，他问道：“你们现在叫什么呢？”万里忙回答：“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还有的人称‘人民宫’。”主席略一沉思答道：“宫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从此，人民大会堂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会堂式建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政治、外交活动的场所之一，备受全世界聚焦。对于老百姓来说，人民大会堂更像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向往与寄托，正如冰心说的那样:“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1979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面向公众开放。那时，万里正在安徽主导着另一个奇迹的诞生。

       万里负责建设首都“十大工程”是家喻户晓的事，而另外一件鲜为人知的是在周总理逝世后主导建设了国家图书馆。

       “今天主要与你谈一件事，就是你们要关心和抓紧北图新馆的建设。这件事，是周总理委托我办的，如果搞不好，对不起周总理，搞好了，我死而无怨。”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回忆说，1986年3月万里找他谈话。

       建设国家图书馆是周总理的一大遗愿。1975年3月11日，总理在病榻上审定了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的项目，即国家图书馆，交由万里负责。1986年1月6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在视察建设中的图书馆时说：“这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建设，是有文化的表现。”

       “我们国家穷是穷，但再穷也要把一个国家图书馆搞好。他提出，北京图书馆不是一般的图书馆，有国际影响，要建得好一点。”万伯翱说，“老爷子考虑问题很细，这一点他是跟周总理学的，指示图书馆要紧靠紫竹院公园，读者看书疲倦了，一抬头就能望到美丽的公园……”

       1987年10月6日，万里出席了国家图书馆新馆开馆仪式，为后来跻身世界国家图书馆前列，成为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国家图书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图书馆事业，万里一直都在关心。

       在90岁生日时，万里说出了一个心愿，想用自己的藏书在家乡创办一所图书馆，希望下一代学子能够多读书。

       经过万伯翱等家人的努力，泰山学院决定筹建万里图书馆。

       2009年12月1日，万里93岁生日当天，泰山学院副院长王雷亭前往中南海进行了汇报，见到家乡来人，万里格外高兴，表示同意并支持，勉励大家把这件事情做好。前去为万里祝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同意题写馆名。

       2010年7月15日，万里图书馆开馆，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命名并设在高校的第一座图书馆。万伯翱和胞妹万淑鹏分别担任名誉馆长和馆长，王雷亭担任常务副馆长。开馆前有近4000本万里的藏书被运至馆内，万里逝世后，2017年6月，收藏于中南海故居的上万册藏书再次运抵馆内，如今，3.6万平米的图书馆发挥收藏、展览、研究三位一体的功能。

       写到这里，发现在万里的人生中“7月15日”是属于他老人家的日子，1979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向公众正式开放；2010年7月15日“万里图书馆”落成；2015年7月15日在京逝世。

       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邓小平同志复出是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重大事件。一个月前，被二次打倒后刚解放出来的万里，也被通知到湖北工作。

       万里临行前，向邓小平辞行。

       那时，邓小平虽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可以自由行动。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公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去了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成了老首长心中的那个“得力干部”。

       1977年6月21日，万里安徽上任，时61岁。

       到达合肥后，万里顾不上旅途的劳累，次日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指示，果断改组省委班子。万伯翱认为，父亲的这种果断、胆识及开拓精神，都是和小平伯伯一起工作的收获。

       每到一地，万里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三个月跑了二十多个市县，每到一地，他既不开会，也不作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

       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万里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去讨饭。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基层干部对他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听了，气愤地说：“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连续走进两户，老百姓都不出来见万里，大人因为没裤子穿，而孩子藏在地锅或柴火堆里取暖。万里再也看不下去，转身出去，已是泪流满面，好一会才平静下来。

       他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改变这种局面的决心越迫切。

       安徽的穷让万里大吃了一惊，为此哭过几回。而这次哭，不比上次那场撕心裂肺的哭好受。1976年5月11日，万里81岁的母亲病逝，而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因为他正遭遇着“文革”批斗，追悼会那天只被准了一小时的假，向来有泪不轻弹的他，深情地吻了一下母亲的脸，然后放声恸哭。

       60多岁的汉子哭了：一年前，是为了生母的逝去；一年后，是目睹了衣食父母的农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痛心。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这一年，也是万里发火最多的时候。他没心再走下去，立刻回到合肥，当即主持召开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讲到这里，万里几度哽咽。“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对农村和农民问题有了深刻了解后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很快，万里从滁县地委一份调查报告《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调查和今后意见》中发现了“新大陆”。11月份，安排省委在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大胆突破禁区，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到“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联产计酬”等生产经济指标。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从此，安徽农民奔走相告称文件“条条讲到农民心坎里”。

       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1979年初，万里组织召开省委工作会议进行研究，就在这个会上，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秘密，并递上了一份资料。

       吴象是万里在安徽主政时期的一位得力助手，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说，当时万里站在那里，也不说话，很认真地看小岗村的材料，散会后没几天就冒着雪去了小岗村。

       小岗人见到万里，硬是把花生往他的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交谈中，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说:“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不久后，大包干到户就这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被誉为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不久后，四川、内蒙、河南、贵州等省全面实行。

       万里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的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使得安徽连续三年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

       万伯翱记得，父亲那个时候每次回京开会，都会拜访邓小平，总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果然在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明确支持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承包制载入《宪法》。

       “要吃米，找万里”广袤大地上的这句谚语开始从安徽传向全国。

       可在当时，万里不是不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

       曾担任万里秘书的孟晓苏对万里说过一句话：“是您发明了农村承包制。”万里摇摇头：“哪是我发明的？那是农民群众发明的，我不过支持了农民。”这份支持背后，是勇气，亦是魄力。

       万里晚年曾用“惊心动魄”四个字来描述这段经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万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中南海的家中接受了一次采访。

       “以一个山东人的直率说明为什么同意接受采访。”万里离休后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开放的一件大事，仔细研究这段历史，写清楚这段历史，无论对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对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破例同意和大家谈谈，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介绍一些情况，供研究党史作参考。”他说：“安徽的农村改革是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政治风险，挣脱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情况下进行的，步履十分艰难。”

       1980年初春，万里离开安徽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4月，万里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万伯翱说，父亲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就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杰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改革家。

       改革一直是万里的使命，他在人大任职期间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离休后，万里始终惦记着改革先锋小岗村的未来。1994年5月9日，他邀请搞大包干带头人代表严宏昌来中南海的家中做客，万里对严宏昌说：“一定要注意人才的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今后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

       2002年春节，万里还最后一次去了改革前沿的广东。此行，他只见了3个人。一位是病重的“老伙计”习仲勋，一位是“老相识”任仲夷，最后一位在深圳莲花山上。万伯翱扶着85岁的父亲沿阶而上，来到了小平青铜雕像前。万里让儿子放开手，自己手持一把鲜花独自立在寒风中，凝神静默了会儿，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父亲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万伯翱说，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为了表达对坚定不移地支持他改革的邓小平的谢意，万里曾自掏腰包给邓小平邮寄了几罐安徽的火青茶。没想到小平夫人卓琳给万里打电话，坚持要给他茶叶钱。“多年后，在卓琳阿姨的葬礼上，父亲带上了花圈，与子女一起登门，向卓琳遗像三鞠躬。”万伯翱回忆说。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万里同志勇当改革先锋和闯将，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重大贡献。

       可以说，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仅仅是他在中国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部分，而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城市改革以及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等，则是他人生的另一重大部分，这些方面的贡献更值得我们去挖掘研究。

       奥林匹克金质勋章首位获奖华人

       1986年2月2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人民大会堂向万里颁发金质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他为发展中国体育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成为首位获得奥林匹克金质勋章的中国人。

       时隔20年后的2006年3月25日，83岁萨马兰奇在中央电视台为90岁万里颁发了“体坛风云人物终身成就奖”，万伯翱代领。

       万里是一位体育人，任职时和离休后，都是。

       1993年3月，万里，这位从政近60年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裸退，开始了他老干部式的离休生活。

       “从明天开始我就退休了,我做一个平民百姓,把我的西装和皮鞋都存放起来。你去内联升给我买两双圆口布鞋,再给我买两件棉袄,要布扣的。”这是秘书王燕兆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的。3月4日，万里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预备会上讲完话后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站起来与乔石同志拥抱。尔后回到家中。

       万里的家，居中南海的含和堂。这所房子从他住进去时就已经很陈旧了,组织上每次要给他装修时都坚决不同意,他说:“装修就要浪费国家经费,这样住着很好。”所以,含和堂在万里居住期间,一直未装修过，就连灯的开关还是拉线式的。

       退休后，万里的生活更有规律。每天坚持睡午觉，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步，也戒了烟，偶尔喝一两杯，白酒钟爱茅台，喝啤酒只对国产的青岛啤酒情有独钟，对路易十三、威士忌之类的洋酒均不感冒。

       饮食，以清淡为主，花生米、豆腐干和山东口味的酱牛肉是每天的标配。遇上来客人，他也会“下馆子”，偏爱东来顺的涮羊肉和全聚德的烤鸭，支持关心老字号的发展。万伯翱说，早年父亲来东来顺用餐，发现客人多的时候肉上得不够及时，就走进厨房和大师傅们研究切肉片的机器，提高服务效率。

       万伯翱透露说，父亲病重住院前，在家吃的最后一顿饭就是涮羊肉。

       万里的作风一贯是低调的，离开政坛后，更是如此，也是出了名的“三不”老领导，他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给自己定下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以至于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万里没有出席；同年12月，首都举行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万里也没有出席；甚至自己的《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首发时，也不去参加座谈会。他说，自己坐在那里，听着大家的评功赞好，没什么意思，还浪费鲜花和宴会。曾有人撰写文章称“退休老领导应效仿万里的‘三不原则’。”

       离休后，万里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但晚年生活仍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

       “三打”是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而“两看”是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万伯翱说，书刊是父亲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摇了摇头。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儿女们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从此，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万里一生酷爱体育。早在上世纪30年代，还在山东曲阜读书时，就迷上了打网球。他的球友包括李瑞环、胡启立、张百发等。解放后，他又和邓小平学会了打桥牌，包括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聂卫平等都是他的牌友。

       万里打网球，在国际政坛也相当出名。他曾与美国总统老布什、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及其他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等交过手。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是万里与美国老布什的“花甲之战”。

       1985年，一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位是美国的副总统（后任总统），69岁的万里迎战61岁的老布什。这场激烈的“中美网球双打对抗赛”最终以1比1的平分握手言和。老布什回国后，专门寄来自己的全家福照片，亲笔写着：那是一次私人的、值得永久回忆和纪念的比赛。此后，每次老布什来华，与万里的“网球之约”永远是他们共同的话题。

       万里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分管体育工作，大力提倡全民健身运动，鼓励体育健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儿童运动格外重视，支持体育场馆和设施建设，支持申办亚、奥运会等。

       万里90大寿生日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南海看望他，当领导同志问候他身体情况时，万里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这主要是得益于我长期坚持‘一静’（打桥牌），锻炼头脑预防老年痴呆，坚持‘一动’（打网球），活动四肢保持血脉畅通，这两项活动，只要坚持，我相信人是可以活到100 岁的！”果然，万里以百岁高寿辞世。

       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是万里最大的欣慰。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听到中国网球运动员郑洁和晏紫夺得双打铜牌，非常高兴，就拉着两个姑娘在先农坛网球场打了一场。开打前风趣地说：“你们可以赢全世界，但不可以赢我。”弄得两个世界级运动员不知如何打球，最后万里赢了。其实他知道这是对方在让他，有次他问自己的网球陪练，“我们在一起打球多少年了？”教练说：“30多年了。”万里很真诚地道歉：“很对不起你呀，30多年没让你赢过球。”

       这一年，新华社记者肖伟俐采写的《万里的体育健身之道》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体育锻炼的作品。

       近年来，关于万里的书，出版了一些，比如1995年人民出版社的《改革风云中的万里》，199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万里早期革命生涯》，200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万里》，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万里》画册，201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

       万伯翱作为作家，他说，如果让他来书写父亲的一生，那么父亲此生最大的亮点必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里。“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我的父亲做到了。”所以万家的家风就是这样，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还要自立自强。

       上个世纪60年代，万里把高中刚毕业的万伯翱送到河南黄泛区去锻炼，并在笔记本上写下：“一遇动摇，立即坚持。”“农村生活很苦，当时不能理解父亲的决定，去得勉强，有过眼泪和抱怨，现在回过头来想，父亲对我严格要求，使我得到真正的锻炼，一生都受用。”

       以父亲的言传身教来保持定力，万伯翱在艰苦的地方磨练了意志，一呆就是10个春秋。

       196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标题发表文章，报道了万伯翱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此后，周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还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这段经历也影响了我对知青文学的创作，是成就我成为一位作家的关键。”万伯翱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写出了《元戎百姓共垂竿》《红墙内外》《七十春秋》等15本著作，多是揭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鲜为人知的生活故事。

       奇迹仍在创造

       “我得行弟子之礼，我必须下跪，一定要跪！”80岁高龄的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在万里灵堂上边说边哭，噗通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万里与世长辞。7月22日万里遗体在北京火化，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在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追悼会。

       去世前一天，万里陷入昏迷。临终之前，示意不让继续抢救，一是不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多的负担，二是他不恐惧死亡。万伯翱说，之前医生要给他做血液透析，他摆手坚决不肯做。最后是自己闭上眼睛的，走得比较安详。

        “原以为父亲淡出政坛20多年，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没想到他去世后，不仅有高级官员前来吊唁，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群众自发到灵堂祭拜。”万伯翱说，让家人惊讶的是，有这么多人怀念父亲。

       追悼会的场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从门口排到了外面主路上，足有百米，有让父辈一代吃饱肚子的农二代，有被解救出来的老艺术家，有老区战友的子女，还有靠着勤劳致富的企业家。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独自坐地铁过来，她说：“虽然在路上绕晕了，但就是想来送送老爷子”。

       老一辈大包干带头人和生活在北京的凤阳人举行了“想吃米 找万里，小岗人 怀念您”的横幅格外醒目，场内有人在走过遗体时不肯挪动脚步，一直鞠躬，有人跪在灵堂前足足磕九个头，有人扶在墙上嚎啕大哭，不能自已。

       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少将等多位开国大将的子女甚至是骑自行车来送万里最后一程，万伯翱与他们相拥着。有位白发苍苍的80多岁的老人乔世英握着万伯翱的手说：“老市长为人民办实事，我一定要来祭拜他。”原来这位老人上学时曾和万里、时传祥一起给公厕淘过粪。

       万里为老百姓办了实事，老百姓没有忘记他，这一幕幕足以证明了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对万里的深厚感情。

       “在我一生中，无论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到中央工作，万里同志都曾给过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他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敢做敢当的精神品质，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万里同志是我终生的良师益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在媒体撰文《巍巍万里》追忆万里。一时间，追忆纪念万里的文章纷纷出现在媒体上，有曾任中央和地方的大员，有一直处于改革最前沿的深圳、温州、宁波等地学者和企业家，有家乡山东各地的父老乡亲，更有以小岗村民为代表的普通百姓……

       “万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在他所指挥建设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谈到万里的崇高精神时引用了万里生前的一句话：“萦回于我心中的，不是中国已有的成就和变化，而是下一个世纪的呼唤。”这是万里在1994年已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饱含深情地一句话。当下，我们正处于万里同志所“呼唤”的“下一个世纪”，可老人已经离开了我们。进入新时代，在万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的鼓舞下，伟大奇迹仍在创造。今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撰文：刘仝保，本版图片由万伯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