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危机有通常无法预料的重大后果。
大萧条激发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带来了新政、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最终结果是去殖民化。9/11恐怖袭击形成了美国的两次失败干预、伊朗的崛起以及新形式的伊斯兰激进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酿就了反建制派民粹主义的高歌猛进，这在全球范围内换下了一批领导人。
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相似的重大影响时，会溯源至当前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病。挑战在于，提前弄清楚它们。
何以一些国家迄今为止应对这场危机的表现优于其他国家，这已一目了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趋势将继续下去。政权的类型不是问题。一些民主国家表现良好，但另一些民主国家表现不佳，威权国家也是如此。
决定这场大流行病应对成功的因素，包括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强能的国家机器、民众信任且听从的政府、高效的领导人，具备所有这三大要素的国家在抗疫方面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遏制住了它们遭遇的损失。国家机能失调、社会两极分化或领导力孱弱的国家则表现糟糕，致其民众和经济暴露在风险之中，且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这种疾病即新冠肺炎了解越多，这场危机看来就越持久，要以年而非以季度来衡量。该病毒看起来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致命，但传染性极强，通常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形下传播的。埃博拉病毒是高度致命的，但很难阻截；受害者在将其传播出去之前很快就去世了。新冠肺炎则相反，这意味着人们往往不会严肃对待，所以它已经并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造成巨量人口死亡。
不会有任何时刻，各国可以宣布战胜这一疾病；相反，各国将缓慢而试探性地重启经济，随后的感染浪潮会放缓重启的步伐。经济呈V型复苏的希望似乎过于乐观。更有可能是一个长尾巴向上弯曲的L，或一系列的W。世界经济不会很快回到任何与新冠肺炎之前相似的状态。
从经济上讲，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意味着将有更多企业倒闭，购物中心、零售连锁店和旅游之类产业将遭遇灭顶之灾。数十年来，美国经济中的市场集中程度一直在稳步上升，这场大流行病将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只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安然度过这场风暴，与此同时，随着数字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科技巨头获得了最多利益。
政治后果甚至可能更严重。民众可以接受召唤，在一段时间内介入集体的、自我牺牲的英勇行动，但不会永远如此。挥之不去的流行病，加上严重的失业、长期的衰退和前所未有的债务负担，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态势，紧张态势会演变为政治对抗，但目前尚不清楚要针对谁。
全球力量的分配将继续东移，因为东亚在处置疫情方面较欧洲或美国表现更优。尽管这场大流行病起源于中国，北京最初加以掩盖并纵容其蔓延，但中国将从这场危机中受益，至少相对而言是这样。事实上，其他国家的政府一开始表现不佳，也试图更明显地掩盖这一点，甚至给本国公民带来了更加致命的后果。至少北京已经能够重新控制疫情，且正在迎接下一个挑战，使其经济回到快速、可持续增长的状况。
相比之下，美国的疫情应对糟糕，并见证了其声望的大幅下滑。该国拥有潜在的巨大国家能力，并在过去的流行病危机中建立了完备的追踪记录，但其目前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和不称职的领导人妨碍了国家的有效运作。总统加剧了分裂而不是促进团结，政治化了援助的分配，将做出关键决定的责任推向了州长，同时鼓动那些反对他们保护公共健康的抗议活动，并攻击而非激励国际性机构。世界也能与中国一道，看一下电视，并已在好奇地旁观，这很快就令对比一清二楚。
接下来的一些年间，这场大流行病可能导致美国相对衰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续受到侵蚀，全球范围内的法西斯主义复苏。也可能带来自由民主的重生，这一体系多次让怀疑论者感到困惑，展示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和复兴能力。构成这两种愿景的元素将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不幸的是，除非当前的趋势发生巨大变化，整体预测是令人沮丧的。
法西斯主义兴起？
悲观的结果很容易预想。
很多年来，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排外情绪和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攻击不断升级，大流行病只会加剧这一趋势。匈牙利和菲律宾政府已利用这场危机，赋予自身以紧急权力，这推动它们进一步远离民主。包括中国、萨尔瓦多、乌干达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采取了相似的举措。限制人员流动的障碍在包括欧洲核心地区内部的各处出现；一些国家之间不是为共同的利益展开建设性合作，而是转向国内，彼此争吵，将它们的对手变成自身失败的政治替罪羊。
民族主义的兴起将增加国际性冲突发生的可能。一些领导人或许认为，与外国人的冲突是有益的国内政治干扰，又或者，他们可能被对手的软弱或专注所诱惑，并利用这场大流行病动摇自己钟情的目标，或在在当地形成新的事实。但考虑到核武器的持续动荡力量和各主要玩家面对的共同挑战，相较于国内动荡，国际动荡更少可能出现。
2020年3月，印度，工人从德里返回家乡。图：Johann Rousselot / laif / Redux
城市拥挤、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的穷国将遭受严重打击。在那些很多公民没有合格的清洁水可用的国家，不只是社交距离，哪怕洗手这样的简单卫生手段，推行起来都极度困难。而且，不论是有意为之，煽动社区紧张和伤害社会凝聚，抑或仅仅是无能，政府往往令事情变得更糟，而非更优。
比如，印度突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令，没有充分考虑到此举对数千万涌入大城市的流动工人的后果，这加剧了其自身的脆弱性。很多人前往他们在农村地区的家乡，于是将病毒扩散至全国；一旦政府转变立场，开始限制人口流动，大量人群就会发现他们自身被困在了城市，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没有照护。
气候变化造成的流离失所已在全球的南方造成一场缓慢发展的危机。这场大流行病将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更加接近生死存亡的边缘。这场危机粉碎了贫穷国家数亿人民的希望，他们是二十年持续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大众将愈发愤怒，自信的公民不断升级的期望最终会成为革命的经典配方。绝望的人们会谋求移民，蛊惑人心的领导人会利用当下的局势攫取权力，腐败的政客会抓住这一机会偷取他们能偷到的东西，许多政府会施以重手或崩溃。与此同时，新一波移民试图从全球的南方前往北方，这一次，迎接他们的可能是更少的同情和更多的抵制，因为人们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指控他们会带来疾病和混乱。
最后，所谓“黑天鹅”的出现，从定义上讲是不可预测的，但越往远处看，可能性就越大。过往的大流行病孕育了世界末日般的图景、邪教、新宗教，它们围绕长期艰难局面导致的极度焦虑发展壮大起来。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可被看作是这样一种邪教，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遗症引发的暴力和混乱中脱颖而出。
阴谋论曾在中东等地盛行，那里的普通民众被剥夺了权力，并认为自己缺乏力量。今天，一定程度上拜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造成的分裂的媒体环境所赐，阴谋论也已在富裕国家广泛传播，并且，持续的苦难可能为民粹主义煽动家提供丰富的可用素材。
抑或有韧性的民主？
但正如大萧条不只形成了法西斯主义，还重振了自由民主，这场大流行病也可能形成一些积极的政治后果。要打破僵化政治体系的停滞状态，并为一拖再拖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通常只需要这样一个巨大的外部冲击，该模式可能再次出现，至少在某些地方是如此。
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现实有利于专业精神和专业技能；蛊惑人心的伎俩和施政方面的无能随时会暴露出来。这理当最终形成有益的选择效应，奖励表现好的政治家和政府，惩罚表现差的政治家和政府。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近年来逐步掏空了他的国家的民主制度，试图以虚张声势的方式度过这场危机。眼下，他正勉强应对和处置一场卫生灾难。俄罗斯总统普京起初试图淡化这场大流行病的重要性，随后声称俄罗斯已控制住局面，但随着新冠病毒肺炎蔓延至全国，他将不得不再次改变态度。普京的合法性在这场危机到来之前就在弱化，那一进程或许已在加速。
这场大流行病清楚揭示了各个地方既有制度的不足和弱点。这场危机深化了富人和穷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并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期间进一步加大这一差距。但伴随这些问题而来的是，这场危机还暴露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利用集体资源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一种挥之不去的“集体孤独”感可以增进社会团结，推动未来发展出更慷慨的社会保障，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的共同国家苦难刺激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利国家的发展一样。
2020年5月，英国伦敦，反封城抗议活动中的警察。图：Pierre Alozie / eyevine / Redux
这可能终结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勒（George Stigler）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极端形式。1980年代，由这些经济学家组成的芝加哥学派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先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提供了知识上的正当理由。里根和撒切尔认为，规模庞大、不安本分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的障碍。当时，削减形式繁多的政府所有制和监管具备正当理由。但这一论争走向僵化，沦为一种自由至上主义的宗教，将对国家行动的敌意植入到了一代保守派知识分子，尤其是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入。
考虑到强悍的国家行动对缓解这场大流行病的意义，像里根在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认为的那样，认定“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政府自己就是问题”就比较刻薄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可信地证明，在实施全国紧急状态期间，私人部门和慈善行业可以代替强能的国家。
4月间，推特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宣布，他将捐出10亿美元给新冠肺炎救援计划，这是非比寻常的慈善行动。同月，美国国会拨款2.3万亿美元，用来支援受到这场大流行病打击的企业和个人。反国家统制主义或许会在反封城令的抗议者那里徘徊不去，但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危机应对期间政府医疗专家的意见。这可能为政府介入以应对其他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提供更多支持。
这场危机还可能最终激发新一轮国际合作。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玩起了甩锅游戏，但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正在深化他们的网络和关系。假如国际合作的破裂造成了灾难，并被判定为失败，那么在那之后的时代将见证人们再度承诺展开多边合作，增进共同的利益。
不要期望太高
这场大流行病已经成为一次全球政治压力测试。拥有能干、合法政府的国家将相对顺利地度过难关，并可能采行改革，使它们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从而助力它们未来的优异表现。国家能力薄弱或领导力差的国家将陷入麻烦的境地，受困于停滞的局面，若非陷入贫困和动荡中的话。问题在于，第二组国家的数量远远超过第一组国家。
不幸的是，这压力测试难度相当大，绝少有国家可能通过。为成功处理这场危机的初始阶段，各国不仅需要能干的国家和充足的资源，还需要大量社会共识和激发信任的称职领导人。韩国满足了这一需求，该国将流行病管控委托给了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安格拉·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也满足了这一需求。远为常见情况是政府在某些方面未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此外，由于危机的其余阶段一样难以管控，这些国家的趋势可能延续下去，令人们难有更普遍的乐观。
2020年4月，纽约州议会前的一名抗议者。图：Bryan Smith / Reuters
人们之所以悲观的另一原因是，积极的演变假定了某种理性的公共话语和社会学习。然而，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今天要比在过去更为薄弱，当年，精英阶层掌握着更多的权力。数字革命驱动的权威民主化敉平了认知和其他方面的等级制度，而且，眼下驱动政治决策的，往往是武器化了的胡言乱语。那绝非进行建设性的集体自我反省的理想环境，而且，一些政治体可能继续维持其不理智的做法，而不是维持偿债能力。
最大的变数是美国。新冠病毒危机来袭时，这个国家唯一的不幸在于，它是由现代历史上最不称职、最具分裂性的领导人掌舵，且其治理模式在压力之下依旧没有改变。他的任期都消耗在了怒怼自己领导的国家上，无法在形势需要时高效利用国家。他的判断是，对抗和仇恨比国家团结更有利于他的政治命运，因此利用这场危机挑动争斗，加剧社会分裂。美国在这场大流行病爆发期间表现不佳有若干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一个未能承担领导重任的人在领导全国。
假如特朗普在11月拿下第二个任期，那么民主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广泛复苏的可能性就将降低。但不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的严重两极分化可能依旧维持。在一场大流行病爆发期间举行选举是棘手的，心怀不满的失败者挑战选举合法性的刺激因素也是存在的。即使民主党人拿下白宫和国会两院，他们所继承的也将是一个下跪的国家。采取行动的要求将遭遇堆积如山的债务，以及来自残余反对派的顽固抵抗。在多年的滥权之后，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将变得软弱无力、步履蹒跚，而重建这些机构需要数年时间——假如依旧有可能重建的话。
随着这场危机最紧迫、最悲惨的阶段成为往事，世界正进入一段漫长而令人压抑的难捱时期。世界各国最终会走出来，有些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快走出。全球性的剧烈动荡不大可能出现，而且民主、资本主义和美国此前都已证明，它们有能力展开转型，顺势而为。但它们必须再次做出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惊人举动。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题“The Pandemicand Political Order”，见于美国《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号，是该杂志当期封面专题“The World After the Pandemic”中的一篇。听桥，小心译出，有多分段。配图均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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