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评论员偶尔讨论美国的政策如何对中国的赋权做出贡献时，他们往往关注的是美国在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方面的总体作用，包括开放的国际贸易航道。他们的观点是，在维持这一国际秩序的过程中，美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这的确是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要建立和维护这种国际秩序，美国需要在鲜血、财富和思想上进行巨大的投资。但故事远不止于此。

中国不仅仅是美国维持自由世界秩序的间接受益者。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支持是慎重、直接和具体的。它有多种形式。我们提供了军事和情报援助。我们进行了慷慨的技术转让、保障优惠贸易和投资准入。我们赞助和安排了大量的教育交流活动，提供发展融资，组织政府间能力建设，还有更多。

在我们深入讨论细节之前，我想指出，推动中国强大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人民自己。中国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才干、勇气和创业精神。这些特点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直到中国共产党最终放松了对人民的灾难性束缚。

一旦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之后混乱的继位斗争的失败，并采取行动使中国的制度自由化，中国人民就能够开始工作，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则热心提供帮助。但是，承认中国人民在这个故事中的中心地位，不应该使我们忽视他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美国的贡献。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行动对美国、对我们的利益、对我们的原则越来越怀有敌意。这促使美国人民和本届政府重新评估我们的一些政策。正如国务卿蓬佩奥所说，“几十年来，我们容忍并鼓励了中国的崛起，即使这种崛起是以牺牲美国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以及良好的常识为代价的。”

北京的敌对行为并非不可避免。这是不合理的。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决策。这绝不是美国官员四十年前所期望的，当时他们提出了美国多方面的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的现代化和自由化。

历史记录

在1978年12月的一次共产党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时代，甚至在那之前，美国帮助中国实现其雄心壮志的意愿就很明显了。事实上，就在他提出“改革开放”构想的当天，他还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成为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

之后的一个月，美国和中国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登上飞往华盛顿的飞机。我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另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故事，但它值得重复:在飞机上，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庞弗雷特(John Pomfret)所记录的那样，邓小平的外交部长问他，为什么选择美国作为他的首次出访目的地。因为，邓小平回答说，美国的盟友都是富有而强大的，如果中国想要变得富有而强大，它需要美国。

对于中国现代化和繁荣的工程师邓来说，美国显然是可以依靠的。邓小平推动了中国长期的“四个现代化”计划。这些协议涉及科技、工业、农业和国防。美国将在这四个领域提供帮助，然后再提供一些。

它也产生了效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可怕的贫困之后，邓小平强烈希望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在关系正常化前夕，当邓小平受到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的访问时，他坚持要求立即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要求接收5000名学生。凌晨3点被电话吵醒。卡特回答说:“叫他派十万人来。”他照做了。

到1987年，也就是不到10年之后，确实有1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签证、奖学金和其他教育交流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科技而且它仍在继续。

技术是邓小平1979年首次访美的一个重要主题，当时他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波音公司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他签署了美国向中国提供科学援助的协议。他还同意白宫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一个名为“栗子行动”(OperationChestnut)的联合情报站。这导致了更深层次的军事和情报合作。

邓小平访华几个月后，蒙代尔副总统访问了中国，并告诉邓小平:“我们一再坚持，我将再次重申:我们坚信一个强大中国的重要性。“蒙代尔通过预演贸易政策和人权方面的一项重大调整并展示了这一点:美国将授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削减关税对中国商品优惠水平提供给朋友和盟友,尽管根据美国法律北京并没有达到所需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标准。为国设立这种例外将成为美国的惯例。

卡特政府还利用美国在世界银行的领导地位，为中国在1980年加入世界银行扫清了道路。第二年，北京开始接受世界银行的贷款。自那以来，中国已获得约620亿美元的援助，成为世界银行援助的第二大受益者。

卡特卸任后，美国的许多外交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里根政府帮助了中国，特别是在军事和技术领域。

1981年，里根总统颁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11，开辟了出售中国空军、地面、海军和导弹技术的道路。这是建立在1980年卡特授权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军事装备的基础上的。1983年，里根的NSDD 76授权“和平”核合作，以促进北京的民用核项目。自1980年中期，美国已经同意向中国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鱼雷、反火炮雷达和其他军事系统和设备。

1986年，美国和中国宣布了“和平明珠”计划，用先进的导航、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使中国的F-8喷气式战斗机现代化。五角大楼表示，“和平明珠”将“改善一个友好国家的安全，这个国家一直是亚洲和世界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

1983年，里根政府放松了对中国技术出口的控制，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卡特时代开始的工作。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访华之前，里根签署了第120号NSDD，指示政府“支持中国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努力，特别是通过我们的自由技术转让政策”。该机密政策文件称，美国寻求“一个强大、安全、稳定的中国”，使其“能够成为亚洲和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和平力量”。

1986年，里根政府甚至帮助中国在基因工程、自动化、生物技术、激光、空间技术、载人航天、智能机器人和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建立了研究机构。那一年，美国还与日本和其他国家合作，促使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 Bank)，该银行后来向中国提供了400亿美元贷款，用于交通、能源、水、农业、金融和其他项目。

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79年正常化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就像1979年之前的那些年一样，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是冷战，在冷战中，中国是苏联的制衡力量。但即使冷战结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仍然非常有利。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领导人不辞辛劳地表达了对中国的承诺。回想一下老布什(GeorgeH.W. Bush)政府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反应。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也意味着政治自由化。然而，布什总统决定不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老布什总统暂停了新的军售，但决定继续执行许多现有的项目(包括后来被中方单方而非美国终止的“和平明珠”项目)。布什总统还反对受到国会多数议员支持的经济制裁。“现在是时候了，”他对公众说，“超越这个时刻，把目光投向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中重要和持久的方面。”尽管布什政府宣布暂停与中国的高层接触，布什还是派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前往北京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并带来信件，强调“我们的关系回到正轨”的重要性。

于是双方都这么做了。这种有分寸的美国反应反映了一种充满希望和妥协的心态，这种心态继续影响着美国未来多年对中国的政策。

几十年来，我们容忍了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没有提出重大抗议。我们大多对中国向巴基斯坦、伊朗、朝鲜和其他国家扩散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不屑一顾。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对美国的转移美国军民两用技术。我们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侵犯商标商品和无数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几乎没有表示反对。制定政策需要平衡利益，我们常常有理由对中国的这种或那种冒犯置之不理，但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一个真正的变化是中国领导人在学校和文化中引入了严厉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通过利用民族主义和丑化外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作为所谓的“敌对势力”来遏制中国并阻止其崛起，以此来巩固对共产党的支持。煽动这种美国敌对的神话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但美国官员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相反，我们集中精力撰写支持中国政策的新篇章。这可能是最有利并且是最重要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上任时对中国的人权纪录持高度批评态度。他承诺重新建立中国的贸易特权和人权之间的联系，就像《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关于“最惠国”地位的初衷一样。但到了1994年年中，克林顿放弃了这种坚持。

克林顿开始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使在人权方面没有改善。他接受了美国长期以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想法，这个想法后来变成了教条:如果我们扩大与中国的国际贸易联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造福中国人民、人权事业和整个世界。

这种观点主导了人们的思维，因为美国在促成中国加入WTO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的雄心壮志提供了火箭燃料，使其得以进入全球市场，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和出口大国。没有任何政策措施能让中国更加强大。

而且，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帮助中国加入WTO涉及到我们有意忽视中国的不当贸易行为和空洞的承诺。正如国务卿蓬佩奥所说，“我们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前提是他们承诺采取市场改革并遵守这些组织的规则。”而中国常常没有贯彻执行。”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1994年10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访问北京时就表露无遗。格林斯潘对中国总理朱镕基说:“中国的成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有多年经验的技术领域向你们的央行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数十年来，慷慨的技术援助一直是美国的优先政策。甚至在关系正常化之前，卡特总统就发布了总统令43，指示联邦机构支持中国在教育、能源、农业、太空、地球科学、商业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能力建设。很快，在华盛顿特区几乎没有一个机构或办事处不提供培训和专门知识，以加强中国政府的能力，扩大贸易，并帮助中国融入全球事务。这些项目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接受了美国如此大量的能力建设援助。

美国政府同样帮助美国企业帮助北京。上世纪90年代，美国投资银行与中国领导人合作，创建了中国移动(ChinaMobile)等国有大型企业，然后通过在纽约和伦敦等地上市筹集资金。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允许它们从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尽管它们没有达到基本的监管要求。数百亿美元流入了中国的国库。

上世纪90年代，美国还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向中国公民社会提供了援助。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中国官员就经济改革、国际关系和北京自己的海外援助项目进行合作。1998年，卡特中心与北京民政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帮助实验村的选举。美国律师协会在刑事司法改革、法律培训和打击家庭暴力方面与中国法官、官员和律师合作了20年。小母牛国际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以更可持续的方式饲养牲畜。这些努力常常透明地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并与北京自己的政策相一致。

不幸的是，中国已经变得对外国公民社会团体不怎么友好了。北京今天把外国非政府组织描绘成阴险的颠覆者，而不是中国发展的合作伙伴。这并不是说非政府组织已经改变了，而是北京改变了。它已经失去了以前对更加开放、透明和对外联系的热情。中国共产党也不愿与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功劳，以免削弱党的主导地位。因此，北京今天声称美国公民社会组织是破坏中国的“黑手”。中国政府还在2016年实施了一项旨在将外国非政府组织赶出中国的法律，该法律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将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从2016年的7000个减少到今天的几百个。

这些都不是美国领导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或之后所追求的结果。与前任一样，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都对北京方面的行为感到担忧，并采取措施防范北京方面带来的风险。但这两方面都确保了美国从根本上以伙伴和支持者的身份与中国接触。

尽管北京作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飙升至累计4万亿美元以上，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技术联系仍在扩大。双方都支持提高北京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尽管北京经常颠覆这些组织的使命和精神。双方都认为，可以通过更多的外交活动和高层对话来解决北京方面对双边关系的不满。双方都欢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2015年在美国大约有27万。此外，与北京方面的说法相反，目前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大学生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7万人。

我们对美国长期以来追求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感到自豪。今年是美国独立40周年值得回顾的是，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乐观和友谊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大学。美国外交官在19世纪晚期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然后在1909年设立了庚子赔款奖学金，为清华大学播下了种子。美国士兵在二战期间保卫了中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来支持我们的联盟承诺，抵抗扩张主义和侵略力量。战后，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在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中获得一个席位，并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总结

因此，很自然，一旦中国在40年前转向改革开放，美国将伸出友谊之手。今天，北京声称美国对中国的新竞争态势背叛了其压制中国的意图，这完全是一派胡言。相反，我们今天的姿态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定以如此咄咄逼人和始终如一的恶意来回应我们的善意的失望。

我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要反对良好的美中关系。相反，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良好、丰富和互利的。任何想要友好美中关系的人都应该揭露和反对旨在激起敌意的宣传，对这些错误信息进行反击符合建设性关系的利益。孔子强调“正名”的美德。“同样，我们希望记录清楚——我们相信，如果是这样，它将化解而不是助长敌意。

一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几年前，我是美国驻北京的国防专员。因为我的姓，我遇到了一群中国爱国者，他们发起了一个名为“民族记忆”的激动人心的项目。他们的工作始于1999年，当时其中一位创始人偶然发现了一张老照片，显然是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上是一名美国随军牧师在为麦克默里少校主持葬礼，参加葬礼的有美国和中国军事人员。在难以置信的情况下，我的朋友试图进入他自己的国家档案馆查阅二战记录，但没有成功。但是他可以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所以他找到了6万张美国的数码照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作为盟友进行了合作。此后，他将这些照片发表在多本书和多个场所，包括华盛顿。然而，一直以来，北京的官方说法仍然是美国一直对中国怀有敌意。

展望未来，美国将继续寻求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我们期待北京作出相应的回应。我们始终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追求。为了真实和友好关系的利益，北京应该承认我在这里概述的美国帮助和支持的历史。这是一种信念的结果，即当中国和美国合作并加强现有的全球秩序时，中国和世界都会得到改善。无论如何，美国人将努力对我们的历史和未来保持清醒的认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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