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49年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文章，对当时中美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这些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宣告和美国以及美国为首的列强进行彻底的告别，中国和中国人民要走自己的路的宣言，这条道路就是先是新民主主义，接着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别了，司徒雷登与一边倒
但中国走自己的路并不意味着不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正常的交往，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当时，新中国采取打扫干净房屋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多年的影响扫除干净，再和它们建立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的权力，美国应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等待新的契机和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美国计不出此，而是把本已谈成的司徒雷登到北京和中国新政府谈判的事情也撤回了，并训令司徒雷登立即回国，所以，新中国和司徒雷登告别，不是新中国要赶走他，而是美国政府自己撤回了司徒雷登。而且，美国政府不仅撤回了司徒雷登，还在司徒雷登将回国而尚未抵达国内时就抛出了一个毛泽东称之为推卸丢失中国责任的白皮书，司徒雷登成了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司徒雷登回国后自然是郁郁不得志，很快就得了半身不遂的大病，直到13年后去世。去世前几年，作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一生事业也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就早早留下遗言要把自己的遗体安葬于他创办并长期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校园，与自己的妻子为伴。可见，司徒雷登人虽然回国了，但他的魂还留在中国，他的辉煌和落寞也留在了中国。他虽是美国人，但美国留不住他，更何况他的祖国把丢失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历史责任的巨石压在他的身上呢？
司徒雷登走了，新中国沿着一边倒的外交路线迅速行进着，并进而实现了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结盟的战略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中国还不惧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强大军力和国力，毅然出兵朝鲜，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在保家卫国的同时，践行了国际主义的原则。据说，对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勇气，连钢铁巨人斯大林都感动的掉下泪水，直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打消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和第二个铁托的顾虑，很快也派出苏联空军参战，并支援中国大批武器装备，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没有苏联的支持是很难取得后来那样辉煌的成果的。之后，苏联又对中国给予了大规模的工业和技术援助，其规模和成效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中国的迅速工业化显然得力于这样的援助。
当然，赫鲁晓夫后来企图以这样的援助为筹码，逼迫中国成为其附庸，也是新中国无法接受的，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承受了苏联撤退专家，逼还外债的巨大压力，一度孤独地挺立在天地之间，困难重重。但困难并没有压垮新中国和他的领导人，新中国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自力更生的旗帜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对此，不仅苏联毫无办法，就是一直致力于封锁新中国的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是毫无办法。
二、第一次再平衡
而且，美国虽然强大，但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消耗，竟率先坚持不下去了。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更认识到美国的力量已经扩展的太远了，已超出了自己的国力的范畴之外了。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一段讲话中说：“当我们展望今后五年、十年或许十五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五个强大的超经济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当然还有日本……现在让我们看看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
“现在，美国不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世界头号强国，超群的世界强国，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当我们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来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当然还有日本。当我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我提到一个需要谈判的时代，而不是对抗的时代。我们一直在进行谈判。我们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进展。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正在进行谈判而不是正在对抗，在这些地区，对抗可能导致爆炸性的局面……现在，当我们环顾我们所处的世界时，我们发现美国已经不再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或者完全支配的地位。”
尼克松访华，美国虽然实现了体面地从越南撤军，但也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在东亚甚至全球的战略布局方面对中国作出重大让步。美在台问题上承诺了废约、断交、撤军三个先决条件，并默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此，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方甚至公开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
除了公开的让步。在中美谈判时，尼克松还向周恩来作出了五点秘密承诺：
第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能控制得住官僚体系的话，不会再有台湾地位未定之类的声明出现。
第二，我们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
第三，在可能范围内，我们将运用影响力，劝阻日本军队在美方减少在台驻军时进入台湾。
第四，我们将支持任何台湾问题能达到的和平解决。与此点相关者，我们将不支持台湾政府作任何以武力回到大陆的军事尝试。
第五，我们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完全正常化的阻碍，但在我以上表述的框架下，寻求正常化，努力向该目标迈进。
至此，中国从建国初期的一面倒战略所隐含的战略弱点中得以再平衡。
此后，在对抗苏联威胁这一共同战略利益下，中美两国逐渐形成了事实上的准同盟关系。正如基辛格所说，“尼克松访华……不仅使中美敌对转向中美携手，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合作成为了东亚安全的重要基础”。而且，不仅如此，中美战略和解还带动了中日关系的和解。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此后，中日双边关系迎来了较快发展时期。中美和解与中日建交，使得原先尖锐对抗的东亚政治秩序出现了较大缓和。此外，中国与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先后建交，并由此推动了东亚内部经济关系的松动。“这特别体现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上。据统计，1972～1978年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由10亿美元激增到48亿美元，扩大了近5倍。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和1979年中美建交进一步推动了中美战略和解；同时，中国与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也大幅提速。1978～1990年间，中日双边贸易额由48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66亿美元，增长了近3.5倍。东亚秩序出现了政治和解和经济融合的初步势头。”
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次中美和解，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实现了建国初期一边倒战略态势的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建立在这一平衡基础上的制衡苏联的因素随着苏联这一庞大帝国的倒台重新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美国重新把中国视为对手，大使馆遇袭和南海撞机事件就是这一态势的标志性事件。
三、第二次一边倒与再平衡
新的再平衡是平衡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过于倾向于美国的不平衡战略态势。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邓小平主政以来中美之间的非正式盟友关系由于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而一度发展到了第二次一边倒的程度，中国的改革开放被邓小平明言就是对美国开放，中国放弃大量军工企业和百万大裁军也主要是要与美国取得战略互信。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更是名为了教训越南小霸，实则是有浓重的讨好美国，营造对美开放的国际大环境的意图。因而，此时的中美关系与中苏关系，已与当年的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大不相同了。当年的中苏关系是老大哥和小老弟的关系，是同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的关系，而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苏关系在完成第二次再平衡之前已完全演化成了敌对关系；而当年的中美关系在毛泽东时代前期是完全对立的，后期虽然是平等的战略合作关系，但美强中弱的态势是显然的，美国和中国合作，其目的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制衡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毛泽东的态度则是利用美国的这一企图，实现战略突围，稳固世界格局的多方势力的平衡，尤其是中美苏三大势力的平衡，所以，中国当时虽然和苏联尖锐对立，但并不着意和美国进一步结盟来对抗苏联，因此，当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以及基辛格开出种种条件诱使中国与其联合对抗苏联时，毛泽东并未积极响应。而邓小平主政时期在完成再平衡之前的中美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非正式盟友关系，甚至是一边倒关系，一边倒之后，美国利用中国抗衡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未变，所不同的只是，在毛泽东时代，美国的企图没有达成，因为毛泽东的战略警惕性很高，对维持全球均势的坚持非常坚定，而邓小平此时则由于极为渴望发展经济，一度对美国的企图放松了警惕，使美国利用中国的力量一举取得了冷战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优势。
幸好，邓小平也最终认识到中国不能和美国走的过近，而应在美苏之间保持合理的战略平衡。当然，这一转变之所以实现，不仅仅是邓一个人思考的结果，和邓逐步采纳了一些专家和高参关于不能和美国走的太近，不能一味排斥苏联的方针亦有密切关系。这一方针采纳的结果就是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达成。对此，亲历过该过程的国务院重要智囊人物何方曾回忆说：
“1978年以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当时碰到的实际问题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闭塞得实在不行了，必须得开放一点儿。抓经济和对外开放是从华国锋开始的，并不是邓小平先提出来的。
1979年11月，中方派出社科院代表团赴美，团长是宧乡，团员除我（何方，张闻天秘书，外交、党史与国际问题学者）以外，还有刘克明、李慎之、程明群、徐奎、薛谋洪等共10人。参会的都是著名学者如斯卡拉皮诺、奥克森伯格、鲍大可等，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院官员共39人，讨论的主题是苏联问题。我们从美国开会回来，觉得联美反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不大对头，于是就写了一篇报告，交了上去。胡耀邦、邓小平看没看不知道。我们的观点是，和美国要拉开一定距离，调整和苏联的关系，并试图影响邓小平的看法。因为‘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一直讲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当时他对‘一条线’战略很坚持，一下子转过来不大容易。”
“1980年前后，我参与宧乡和李一氓的上书这件事，有特别的意义，很值得说说。先谈宧乡的建议。通过学术交流和研究，宧乡对我们现行的外交政策产生疑问，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较大调整的时候了。经过多次酝酿，宧乡提出，以他个人名义写一个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上书中央。商定后，就请原总参二部的张静怡执笔，他也很快写了出来。宧乡和我们几个人一看，觉得不太成熟，于是命我加以改写，最后写成一篇《关于建议同美国拉开距离和调整对苏关系的报告》。我们的意见是，国际形势正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且苏美对峙仍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适当拉开一点同美国的距离，改变一下对苏联的僵硬态度，使双方竞相有求于我，我国力量虽小，但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大三角关系向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篇报告经过宧乡修改后直接报中央，据说得到中央的重视。”
四、超越一边倒和再平衡的冷战思维
不过，这次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实现在两大阵营之间的再平衡，虽然短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战略态势，但好景不长，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改革不仅导致了自己国家的分裂、解体，甚至还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中国改革开放，一下子又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回到闭关自守，邓小平南巡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只有继续改革开放才有出路。究其原因，笔者现在分析，是因为此时形势已与建国初期不同，建国初期，中国一边倒是有所可倒，而第二次再平衡时，苏联虽已显颓势，但毕竟国家还在，社会主义阵营还在，依然还有可资平衡的依托，可是，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崩塌，使起码的再平衡资源也不复存在了。南巡讲话，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其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这一行动是建立在新的战略前提之上的，而这个前提就是超越一边倒和再平衡的冷战思维，就是不结盟，就是最广泛地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当然，这次团结不是为了平衡美国，而是为了营造更宽松的国际环境，为了以更有利的条件参加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因为此时的中国还显然不能独立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制订一套由自己主导的国际准则。
所以，不论是加入WTO还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承认，都显示出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轨迹，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虽然一开始是偏向单方面的，而不是互动的，偏向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个新的趋势逐渐形成。那就是逐渐从单方面融入过渡到双向互动，从被动占主导地位过渡到主动占主导地位，正常的良性的博弈取代了冷战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的恶性竞争。习主席对此曾指出，太平洋足够宽阔，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习主席并进而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超越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不过，中国的愿景虽说如此，但美国作为现时的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现在看来，其仍然怀抱着霸权的理念不放，其主观上仍然是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而中国虽然怀抱善良的愿望，但也应该承认，中国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分享这个体系发展利益的同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任务也会日益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美国存在利益的冲突和纠葛。而且，毕竟中国的经济体量只会越来越大了，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体系也只会越来越感到无法不加变动地就能完全吸纳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了。
因此，尽管“美国的霸权建立在市场经济体系之上，贸易、货币、金融这些软性的规则，几乎都是由美国制定。美国的霸权既是制度性的，也是话语性的。与苏联或德国不同，中国的话语和规则，并非挑战美国，而是与之接轨”。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嵌入到国际经济结构之中，接受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因此，中国崛起不是在国际体系之外，而是在体系之内。这与英美在19世纪的关系有几分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中美之间没有语言、价值观念的纽带，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纽带。值得关注的是，在话语方面，中美之间的交集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自由市场、法治、人权、民主政治等关键词，同样出现在中国官方话语之中。理念的接近减少了摩擦、误解与冲突的几率，可以想见，中美大国关系的内容会有更多的基础”的看法有几分道理，但也毋庸讳言，中美社会制度不同，至今仍远远未能取得当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那种同质性和互相包容性，中国要想复制当年美国取代大英帝国的故事，还是很有难度的。相反，美国在重返亚太的战略指导下，对中国展开了新的遏制，目前，又在中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贸易战，甚至还有不少美国政要鼓噪新冷战，中国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也仍是任重道远的。不过笔者相信，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只要中国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长期践行之，美国朝野也并非一定要坚持吾与汝偕亡的。这正如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11月14日在纽约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活动时所说，中美之间的长期冲突不可能有赢家。如果不能找到解决办法，“这将比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糟糕”。“如今再也不可能设想一方可以支配另一方。他们不得不习惯于这一事实：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因此，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世界也不能没有美国，这一早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就已经达成的共识，现在又到了中国和美国都不能忘记的时间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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