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由此，“一带一路”走入世界视野，开启了人类文明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新旅途。近年来，在各国人民的携手努力下，“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已然照亮现实。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二战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纷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秉承自由贸易的原则，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不同的国家在合作中实现了共赢，推动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全球过去五十年创造的财富，甚至比之前三百年的还要多。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民粹主义思潮卷土重来。从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到贸易增长缓慢以及移民政策收紧，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经济全球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历史不能因此而开倒车。习近平主席以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思想总揽全局、视野宽阔、内涵丰富、思想精深，科学总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深刻有力地回答了人类文明面临的一系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重大问题，中国智慧启示全世界，中国方案推动全世界，中国贡献繁荣全世界。本文从大医治国的中医全息系统思维、世界文明共同基因意识深度解析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世界经济新趋势、新蓝图、新希望、新秩序。期待世界各国各界人士交流互鉴，促进“一带一路”机制更加至臻完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缔造协和万邦的世界大同福祉。
导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万邦协和天下公，大同世界文明梦。习近平主席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丕震寰宇铿锵声音回荡在世界的十面八方，2019年4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致开幕辞说：“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目的也是谋求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共同发展势头，增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关注全球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大规模变动，从整体上探究人类演化动力及深层结构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习近平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他同时给出答案：“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太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习近平主席的思想犹如纷繁世界的福音与光明火炬，他说:"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的“四个世界”倡议全面深刻，相辅相成，从根本上确立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了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人类未来命运关怀的人文精神。这得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历史内涵和理论基础。美国著名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了展望。在他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具有真正独特文明国家之一”。与具有这一内在的精神资源紧密相关，中国不仅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且还可望在文化精神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乃至示范力。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厚的文化财富，自古就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对待人类文明发展。中国文明在发展衍进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文明的内在价值，不断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同时借鉴其他文明的成功经验，不断吸纳、融合其他文化系统的优良成分，为其增添了新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倡导的“重视精神文明”“关注终极追求”“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等，就是对西方人文主义和中国人文传统的综合创新，与“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文化失范”的“时弊”相抗衡。这为克服前进中的障碍，突破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助力，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理论依据，为破解现代化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助推经济全球化包容普惠，“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也加剧了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失衡，弊端不断凸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再加上发达国家内部困难重重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旧有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越来越不合时宜，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迎来历史性转折点。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演讲时指出，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中国还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中国在未来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而且还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的目的在于造福世界人民。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提升全球发展的均衡性、公平性、普惠性，是改善人类现实生存境遇的应然之举和根本之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合作”“共赢”“普惠”思想，正是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反映出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当前，世界发展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交锋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国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当今世界纷繁复杂，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作为一项造福全人类的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使命。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更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为解决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路径，对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有助于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正因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美好梦想互融互通的纽带和桥梁。应邀出席此次对话会的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所所长胡里奥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中国智慧的重要贡献，未来它也将会是各国各政党关注的一个议题。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赛义德·乔杜里指出，很多国际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全球化进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全球化最确切和最适合的注解。举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旗帜，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使命担当，站在了世界历史的道义制高点，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似和风暖流畅行世界各国各族各地；联合国舞台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次次被写入重要决议之中。令世人同感欣慰的是，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普遍困惑面前，习近平的思想理念之光，照亮了人类发展前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将与各国一起接过历史接力棒，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中国和世界，正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激荡的时代洪流，冲刷出百年未遇之变局。世人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东方：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怀有怎样的期许和梦想？深度调整中的世界又将走向何方？
“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习近平主席这样的话语，一次次在世界回响。放眼全球的宽广胸怀、站位高远的战略视野、开拓创新的思想理念，习近平主席深刻回答了“中国追求建设什么样的世界”这一重大国际关切，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拓进取、结出累累硕果。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习近平主席细察历史现实，纵览国际国内，明辨世界大势：“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另一方面，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仍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如何化解当今人类面临的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
习近平主席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认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多边主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人类社会向何处去？必须要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多边主义，建设起真正而强大的多边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习近平主席出席一系列国际会议和活动，主持了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在密集的元首外交活动中，习近平主席利用各种场合，阐释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发展观”“义利观”，描绘中国与世界各国休戚与共、梦想相通的新图景，将整体意识、全球视角、传统智慧、务实精神融为一体，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一系列“中国方略”，赢得积极而广泛的反响，展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世界情怀。这种世界情怀，着眼于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发展趋势。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重要演讲中，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一系列主张。这些系统性思考，不局限于某国某域之利益，从世界整体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判断和谋划，进而成为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这种世界情怀，根植于各国主权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准则之中。“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质朴的话语，饱含中国对和平发展和国际治理变革的深刻思考。其核心要义便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各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际上的事要共同协商。中国与各大国良性互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确立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在政治解决伊朗核、叙利亚、南苏丹等国际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探索“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路。这种世界情怀，蕴含于倡导合作共赢、开放创新的发展理念之中。“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在联合国讲台，习近平主席呼吁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前景；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他系统阐释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发展理念；在瑞士达沃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倡导建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制，既是中国“合作共赢、包容开放”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这种世界情怀，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的持续滋养。中国文化崇尚厚德载物的广阔胸怀，追求“和而不同”的多元境界，主张“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天道内涵的展示。一般来说，道作为一个整体，称作易道；分解地说，道分为天道、地道、人道。中医文化哲学《周易·系辞》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讲的就是这三道。天人合一，说的是天道与人道的一致性。这一思想不但对我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立身行事也有借鉴价值。习近平指出，中医药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中华民族的瑰宝”，“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这些重要论述，凸显了中医药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中医药学在理论层面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体现了中华文化道法自然、和合致中的哲学智慧；提倡“三因制宜”“辨证论治”，体现了中华民族因时而变、立象尽意的特有思维方式；倡导“大医精诚”“仁心仁术”，体现了中华民族生命至重、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中医药学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为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阐释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谈及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他说“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文明交流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习近平主席重视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主张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上发挥关键作用、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行动，彰显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令人称道的领导力。凡益之道，与时偕行。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上发表了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讲话。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为主题，旨在倡导人们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追求美好生活。习近平表示，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思想和世界情怀，从历史深处获得启迪，从新中国外交传统中汲取力量，在时代激流中接受淬炼，在务实实践中不断发展。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将与世界共同携手，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向着更加和平、公正、包容、普惠、共赢的美好未来前进。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协和万邦的理想国文化资源
当今世界处于社会治理巨大变革前夕。大数据时代与数字社会的来临，让公众、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互动方式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颠覆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利益攸关方的多方协商与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机动结合、及时反应，有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与政党政治模式将被迫转型，从而推动世界局势正在发生系统性巨变，总的趋势是美国正在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加快融入世界，中美、俄美冲突加剧，中俄加强战略协同，欧洲在经历英国脱欧的分裂和极右翼势力泛滥的民粹主义思潮之后突然相互拥抱，不仅自己拥抱，还和美国强化协同。总的感觉是大国冲突进一步加剧，世界局势正在进入巨变前夜，一场可能会影响全球格局的巨大变革正在发生，世界正在滑向各种影响深远的冲突和战争：军事冲突、贸易战争、政治和外交战、金融战争等等。当前的变局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多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同时也积极参与构建新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就中国的预期而言，中国更希望拥有稳定、渐进变化的国际体系。但是当前，作为过去国际体系的主导方，西方打破了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并导致国际体系出现快速、急剧的变化，这就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巨大挑战。第二，应该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问题、与国际秩序之间的问题，亦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当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全力维护世界贸易体系，以及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而美国却在对这一体系“说不”，甚至大搞单边主义，这就导致中美间的矛盾被进一步强化。过去，外界认为，美国是多边体系的捍卫者之一，但现在，在这一问题上，中美的角色正在发生“反转”：中国成为多边体系的捍卫者，而美国却一再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虽然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有所上升，但在中美“角色反转”的背景下，中国继续维护多边体系的成本就会很大。迄今为止人们谈论的全球秩序或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大西洋秩序”，也常常被称为“国际自由秩序”，最初只是北美和西欧的区域秩序。“大西洋秩序”，以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一种构想，就是这个大西洋秩序会不断向外扩展，最终会成为覆盖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历史进程激励了这种构想，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兴工业化国家”（NIC）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而几十年的冷战最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更是对这个构想的极大鼓舞。这造成了一种自由秩序的“普遍化”错觉，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过高估计了这个自由秩序在理论上的普遍有效性，认为这是全球适用的国际秩序，却忽视了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实际上依赖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然而，近三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并没有印证这个普遍化构想。在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秩序”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向外扩张，在带动新兴经济体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与冲突，在许多方面侵蚀和瓦解了这种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就动摇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
大西洋秩序向外扩展的进程不只遭遇到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引发了不满与冲突，同时也反过来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包括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问题。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中产阶级的挫折与失望，这都构成了对自由秩序正当性的质疑。新一波全球化的特点是在大部分国家内部同时造成了受益者与受挫者，我称之为全球化的“（国内）断层线”。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提供的证据表明，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以美国最为严重（基尼系数超过了0.4）。1985年以来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在经济“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落空，深切的挫折与失望感越来越广泛。
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对各国的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都会造成冲击。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加上某些政客的夸大、煽动，这种文化冲击就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一冲击，在民众之间产生了对文化认同的对立格局。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纠葛，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所以，当特朗普声称要代表美国利益的时候，他要代表的是加州硅谷的美国还是“锈带”地区的美国，就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这种分裂和极化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吸纳和安置现代社会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能力构成了威胁。另外，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即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结构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都可能超越既有“现代秩序”的有效框架，蕴含着巨大的未知风险。所有这些变化，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二战”之后的所谓“国际自由秩序”。在我看来，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断定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但可能有相当强的理由说，“二战”之后的“国际自由秩序”正在面对严峻的挑战，它不只是面对向外扩展的困难，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未必导致崩溃，但会造成长期的动荡不安，需要重新确立目标、多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内外政策。目前的趋势是从对外扩张转变为向内收缩或退守，体现在本土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之中。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可能会很长，持续十年或二十年也不令人意外。与此同时，既有国际秩序的困境或者危机，未必对中国就是一个“利好消息”。有人认为现在西方衰败了，正好给中国带来“反守为攻”的好时机，这种想法很可能也是一种错觉和误判。中国已经是世界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包括许多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要做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改造者。
当今的世界已经不可能相互隔绝，而是一个“联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单独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完全单独决定自己的命运，每个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这需要重建真正的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未来，不可能把一个区域秩序的价值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而应当在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真正的对话和商谈。这种互动不只是为了达成相互理解，也要求各自的改变，要求各个国家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公正的全球秩序做出变革的努力，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相互批评、竞争甚至一些冲突。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全球对话，以此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原则框架。
目前的世界不仅面临着人类近现代工业革命三百年来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而且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类似“失范”：旧的一套规范不灵了，新的规范还在探索和建构之中。即使是所谓“发达社会”，也呈现出一副失序状态：经济失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从国际上看，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一套基本的安全和发展秩序，正在遭遇这样那样的挑战，更不用说冷战后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格局了。未来的全球秩序可能出现两种趋势。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后，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重历史发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在这期间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很难避免，许多全球层次的公共治理议题可能出现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迎接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来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秩序，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世界处于社会治理巨大变革前夕。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公众、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互动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利益攸关方的多方协商与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机动结合、及时反应，有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与政党政治模式将被迫转型。
在如此重大的格局变化之下，国际关系正在重建：首先是主体变了。原来国际关系就是国家间关系，主题就是国家或国家集团，现在则有大量的跨国公司以及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甚至还有带着极端主义色彩的各类小群体。它们虽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行为体，但却具备议题设置、规则设定等能力，并不断左右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走向。其次是议题变了。过去，国际关系要处理的主要是主权、领土、和平等传统安全问题，而今天则越来越多地加入了所谓非传统安全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恐怖主义、生态灾难等等。在国际关系重建过程中，同盟关系也在重组。“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阵营，一方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虽一直试图保住自己，但实际上正在被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所代替。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以往那套“非我即敌”的基本规则不灵了，甚至越来越伤人伤己。“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新一轮全球化，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世界舞台的各类大小玩家或迟或快，都转向了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的路径。这种大转变，比著名经济史家波兰尼当初讲的“大转型”不知还要大多少倍!世界要完成这样的大转变，难免要碰到一个又一个新的曲折，甚至经历一场又一场斗争。目前的“逆全球化”现象，不过是这种曲折的一种表现而已。中国故事与中国剧本具有强大的人类文明意义，就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中国在国际上就一直倡导平等互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主张也遵循着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和理念，及至现在，更是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些，今天已不仅是中国的主张，而且正在成为新的国际格局的可能规则。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因此背负着重大使命，就是如何把这样的道理讲明讲透讲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正当性问题。即便是中国崛起为更大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事实也尚不足以解决正当性问题。真要在世界上“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做更扎实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总结、提炼、概括好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背后的经验、实践、道路和理论，把事实背后的“理”想清楚、其中的“道”弄明白。
世界上很多非西方国家在跟随西方多年之后，切身感受到西方那套模式并不真正适用于它们，因此现在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经验。从这个角度讲，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具有世界层面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想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任何人。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一定要根据对象和环境而入境随俗、与时俱进，很多时候需要用静流无声的方式，才能达到融雪于水的效果，而不只是与西方较劲，更不能在有意无意中落入简单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国故事真正讲好了，能帮助人们走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路，这样建设起来的世界格局将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厮杀、互相毁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5000年未曾中断文明史的国家。近代以前，中国遇到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并且遭遇过深重的民族灾难。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主要威胁是经过工业化革命的欧美工业化国家集团，中国同样遭遇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现在当中国也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正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对西方实现超越的时候，必然遭到西方传统工业化国家集团的抵制和阻击，但由于中国的重新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当的趋势，这必然与拥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欧美文明发生剧烈碰撞和激烈冲突。现在中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与鸭片战争前，与甲午战争前十分相似，但其本质不同在于，那时中国处于衰落期，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繁荣时代的上升期，因此无论说是中西文明冲突也好，还是认为是中美国家利益冲突也罢，现实是中国正在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中心位置，正在重新成为全球政治的主导力量，这既是趋势，也将成为现实，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集团不接受这一趋势和现实，那么冲突甚至战争将不可避免。
中国融入世界，世界适应中国，这就是当今全球政治的主流，如果中国不融入世界，中国必然被世界边缘化，将无法应对全球挑战，无法应对美国等西方集团的种种讹诈和威胁，将无法重新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如果美国等西方集团不能适应中国的新角色，那么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出现重大的战略误判，并可能激化中国和美国的战略冲突，甚至引发战争。中国融入世界，世界适应中国，这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新角色、新定位和新战略，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流和发展趋势。尽管当前世界形势多变，各种矛盾交织，各种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美俄、欧俄、美伊矛盾不断，但其核心是中美关系，是中美矛盾，当中国融入世界的时候，世界必然也必须适应中国，这就是我们寻找的中国定位和中国必须认清的战略态势。
中西方文明中，都有各种学说探寻人类心中最美好的理想生活，西方有影响深远的“理想国”，中国有传承至今的“大同之世”，“大同”便是中国人心中美好的愿景之一。“求大同”是中华民族对优良公共生活的朴素期待，尤其是对终极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恰在它高于现实且蕴含着未来实现的可能。中西文化对社会理想的建构，也呈现出大国而治与小国寡民、德治与智治等不同之处。
中国与美国的两国文化认同与经济体制也差别非常大。中国是市场经济，但是很大程度也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而在美国人看来，他们自己完全是市场驱动型经济，政府发挥不了太大作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都在讨论的“美国梦”，实际上非常类似于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这个梦想实际就是关乎于社会所有的公民能够享受、改善更好的生活。但是两者对于全球精神的认识确实是不太一样的。这种不同，就导致了美中之间出现了很大分歧甚至摩擦。美国的全球精神认为，美国人所奉行的价值观或者说向世界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所以美国有权利也有责任来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但是中国一贯认为，我们不打算告诉你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但是请你也不要试图主导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是允许求同存异的，但美国人就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向往美国人的生活，所以美国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来告诉其他人应该如何按照美国人的方式来生活。美国人的观点就是自己必须是第一，头号强国，他们不能够接受自己被其他国家所超越，自己必须时刻站在第一位，站在世界的顶端。而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之下，它认为崛起的中国就是对自己的挑战。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并不是中国新兴的崛起，更准确的表述是中国的“重新崛起”。纵观人类历史，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顶端的，只不过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名的百年当中，中国有段时间不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1820年，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经济体量占到世界经济体量的三分之二，而在1950年，亚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不到20%。二战后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亚洲和中国处于世界经济比较低迷的这段历史。美国人忽略了中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是因为那时候美国还不存在。西方人关注的历史往往只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这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并不能代表人类历史的全部。在人类历史的整体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都在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导性作用，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协和万邦”是一个经久传承、辉耀至今的精神符码，是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秉持和践行的一种人文取向和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协和万邦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坚持“协和万邦”这些价值理念无疑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在共商共建基础上实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我们要运用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智慧，将自己的成功与全世界人民分享，努力引领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形成。
（一）中西文化中“大同世界”与“理想国”文化资源的演绎延申
在古代文化上，既有中国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大同”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也有西方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这是中西方最早的较为完备的对社会理想的阐述。两种社会理想的模型一经提出，后人不断演绎与延伸。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理想之乡的建构更加斑斓多彩，先后出现了西方的《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三颗空想社会主义明珠，中国有梁启超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中国文化中的理想社会倾向于大国而治，推行大规模的整体治理，这是中华文化包容性与讲究统一的体现，而西方文化更倾向于小国寡民，这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中大国而治的大同世界重德治，核心思想为“仁”，礼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从古至今礼制的治国作用至关重要。西方文化的理想国侧重智治，需要先进的理念，在柏拉图的建构中，理想国定位智慧、勇敢、自制、正义4种德性。理想社会的建构，无论是大同社会、理想国，还是各自在后世的延伸，都是社会知识分子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反思的结果。理想社会的建构，无论是大同社会、理想国，还是各自在后世的延伸，都在于凸显了人类对于自由、幸福的向往生生不息。
（二）“协和万邦”的文化传承
协和万邦是以表征万邦、卫弱禁暴、睦邻友好、和谐共生为重要内容的传统外交思想，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的命运共同体。 “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篇， “协和万邦”表达了“大道直行，天下为公”的理念，“协和万邦”关键在“和”，坚持以和平共处、和平协商来解决问题，因此崇尚以诚待人，以诚取信天下；主张“利万物而不争长短”，倡导平等互利、双赢多赢；重视“义”，主张公平正义、义利并举，坚持各国共谋全球发展、共享全球之福。
“协和万邦”一词是在殷周后期诸侯纷争、邦国林立的背景下诞生的，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帮助他国，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协和万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合和万国”，是为了“保合大和”与“天下和平”。而融合与整合的形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以德服人”，一种是“以力服人”，前者主要是借助涵化融合的方法来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手段以取得“万国咸来”现实功效。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之一——“协和万邦”理念，一直以来首肯和彰显的是“以德服人”，弃绝和否定的是“以力服人”，正像《贞观政要·论征伐》所描述“诸侯万国”、“天下万邦”，而如此多的部族人口和如此多的部落群体，相对集中地聚居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不可避免地会衍生出许多部族纠纷和众多社会矛盾，正是在“协和万邦”这一科学天下观和整体和谐观的驱动和统领下，催生繁育了中华民族并在互融共生中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历来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讲求“天下一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狂飙突进，世界已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包括大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奉行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强权思维和霸道逻辑，因为任何国家的行为不仅仅关乎自身利益，而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这种互相依存、相互渗透的世界经济格局，为中国倡导“协和万邦”理念，播撒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谐发展的文明基因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宽裕空间。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已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应当以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互帮互助、包容互惠、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为基本原则，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和万邦这一古老的智慧明灯，必将引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协和万邦”要求我们“与邻为善，厚道故人”，和则强，孤则弱。“世界大同”是人类高度互助共荣的理想社会形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基于此，中国积极参与“维和”，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契合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共同需求，为实现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协同发展提供了广泛机遇。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大同的文化趋同意义
从“天下大同”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和谐世界和美好生活的自觉建构，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更是对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前瞻性规划。当今中国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资源为基础，更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崭新高度，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全球化时代，探析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趋同意义，是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必要的思想支撑。
（一）历史智慧：“天下大同”
“天下”首先是指天空下的一切存在物。它作为先哲对客观世界的感性体验和直观想象，“天下”在“共存”意义上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在“共荣”意义上是发展而非凝固的，在“共赢”意义上是包容而非排他的“天下”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知识体认和意义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在核心内涵上同于当今时代的“世界”概念。注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的是中国领域内各民族之间应当情同手足、共同发展，以实现大同，在更高的层次上关照了全人类的命运，仍然应该作为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本质内涵与核心理念。
人生而有欲，是社会再生产的原动力，是共建共享社会财富的直接目的。在“天然的共同体”中，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而无法提供充裕的物质财富。经历了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普遍的交换关系激活和保存了生产力，促进物质文明繁荣发展。在“天然的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性跃升中，人们逐步掌握了支配“物”的权力，进而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法则是天道法则的延伸，民族国家需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世界各国需要共同维护共存、共荣、共赢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继承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又为全世界所有人开启了更适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环境。“天下大同”理想，秉持“和而不同，允执厥中”的中道思维，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彰显“以和为贵，有容乃大”的共存格局，追求“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共赢理念。
（二）传承创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善于恪守秩序来彰显意义。中国率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中道和谐的共赢发展观，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探索人类共存发展之道、和平共赢之策。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基于“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古老智慧，坚持构建多样性文明和而不同、和睦共处的世界文化格局；在生态建设领域，以中国古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来应对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全球共性难题，寻求全人类共同的持续发展之路。“合而治之”的思维而非“分而治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国与非洲、拉美的很多合作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体现。
（三）从“天下大同”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礼运》上承五帝与三代文明,在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础上,提出“大同”的构想,把“天下为家”的夏、商、周三代作为“小康”,而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大同社会的本质特征,强调“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近代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主张破除各种限制人群的界域,实现太平之世。当代冯友兰提出“同不妨异,异不害同”,费孝通提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社会主义者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习近平把“求大同”作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今天人类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大多数人向往富裕、公平、和谐的世界。为此,人类要吸收《礼运》大同的未来文明构想,确立人类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建立当代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观,把尊重和爱护生命作为信仰最高准则,提倡公平竞争,学习中和理性与协调智慧,远离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为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始终是天下苍生的福祉与未来世界的发展命运。
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中国历史智慧，经由中国努力实践，必将惠及当代世界与全体人类。中国既是当今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更是其积极的建设者与贡献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华民族传承创新数千年文化智慧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一历史使命的新时代宣言。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为中国谋，也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和体现人类发展的价值共识，有助于超越“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以新理念实现世界共荣发展。中国不仅在发展理念上积极倡议，而且通过“一带一路”等具体行动来践行之。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实践体现了共同发展、互利共享的中国智慧。“一带一路”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紧连接在一起,向全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言书。“一带一路”的实践，以开放视野，摆脱了“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解决问题”的单一思维局限。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丝路精神打造各方合作的疆域，扩大中国的“朋友圈”，推进了人类利益融合，命运相连，开辟了“一带一路”之和平繁荣之路、开放发展之路与文明富强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经过多年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理念已先后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与广泛支持。
（一）“一带一路”实现合作共赢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中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中国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展望世界局势，孤立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没有未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符合世界发展大势。“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发展置于更广阔国际空间来谋划,植根历史、面向未来，立足中国、朝向世界，从促进国内开放发展上看，“一带一路”建设也使中国内陆地区突破了地理困局，从开放的“末梢”一跃转为开放的“前沿”，从而实现了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与实现国内发展的“多赢”。
（二）“一带一路”成为传承文明、沟通世界的新纽带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一条经济发展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和经济合作倡议，它更是一个用文化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文化交流纽带，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化的一体发展架构。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交融而丰富，古代丝绸之路打通了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的通道，而“一带一路”倡议使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交融愈益深广，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物质和文化等多方面更广泛的交流合作，推动人类文明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了共享共有共栖的精神家园。
（三）“一带一路”开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
在国际社会发展中，地缘政治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合作关系。当今世界，诸多地缘政治安全的热点地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参与“一带一路”的诸多国家政治安全和互信存在巨大赤字。一些国家出现了政局不稳定、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蔓延、直接威胁到沿海线路运输安全的海盗活动等不利因素。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国家之间的利益需求和文化差异巨大，这些都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维护共同利益，打造命运和利益共同体，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形成责任共同体，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各国要坚持合作共赢，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坚持共建共享，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坚持开放包容，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坚持创新驱动，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坚持交流互鉴，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时间空间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的，要坚持“因国施策”“一国一策”,有针对性地制定重大项目的落实政策，有效地回应沿线国家的合理诉求，要增强政治互信，夯实民意基础，充分调动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
（四）“一带一路”推进了全球治理的变革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势必提上日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维持良好的国际秩序、促进全球治理的健康有序发展和变革十分重要。“‘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一带一路”倡议，以实现与沿线国家、地区的人民的互惠互利、共同繁荣发展为目的，以公平的规则交易，尊重沿线国家的文化，大力促进文化的友好交流，体现了尊重、公平、规则、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的践行，示范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要实现民心相通、文化相通、道路相通、经贸相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共同体的内部要实现充分的沟通，而国家地区之间沟通的基础是打造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和贸易、金融、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互联互通真正让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五）“一带一路”与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大国关系是国际局势的风向标，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当前中英、中日、中美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焦点。面对波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中国应如何应对至关重要的大国关系，才能在崛起的进程中把握时代的机遇，化解危机，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主席2015年成功访英，两国宣布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英是中西方文明的两大代表，两国文化对对方、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说前者是国与国之间最高规格关系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加强调这种关系的全球性和长期性，而这也正是“黄金时代”中英关系的主要内涵。
2015年10月21日，习主席在伦敦城市长晚宴讲演中全面阐述中国发展“黄金时代”中英关系的四项原则：第一，坚持长远和战略眼光，增强政治互信，不因意识形态差异或一时一事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第二，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视彼此发展为自身机遇，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促进世界文明多样化；第三，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目标；第四，坚持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国际合作中敢为人先，引领世界发展和改革潮流。正是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强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保持独立性和开放性英国才能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真正建起“面向21世纪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展望未来，这个升级版中英关系主要有三大看点。
第一，中英两国将不断拓展经济合作的内容与形式。在经贸关系不断发展的同时，双方有望率先在“国际产能合作”、“第三方合作”等方面取得突破，使中英关系成为“升级版”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典范。习主席访英期间，中英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主导的中方联合体和法电集团合作，共同出资在欣克利角C核电站建设两台欧洲压水式核电机组，中法双方分别占该核电站项目股份的33.5%和66.5%。此项目不仅有利于改善英国能源供给，而且可望使中法投资者长期获益，实现国际合作中的多赢。
第二，中英关系引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2014年习主席访欧期间，提出了建构中欧和平、增长、改革和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的战略构想。此次访英期间取得的成就，正是落实这种构想过程中的最新进展，将对未来中欧关系整体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英《联合宣言》重申，双方支持尽早完成一份全面的中欧投资协定，呼吁早日开展中欧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对推进中欧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中英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和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共同肩负着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稳定的重任，未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英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非挑战。经济上，中英双方对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持积极态度。英方顶住美国的压力，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承诺将积极研究同中方加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显示了支持中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积极性。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有望成为中英关系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新亮点。同时，中英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长期保持良好沟通，在有效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解决伊朗核、南苏丹等问题等方面都保持了积极的合作关系，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5年10月21日，习主席在伦敦城市长晚宴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与世界各国不断创新、升级合作关系。在这方面，“面向21世纪的中英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重要进展。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组，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进一步激发新的发展动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的深刻变化，积极探索推进全球范围内经济互联互通的发展良方，从全球治理的高度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五大重点领域，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联动发展和成果共享，这对于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非常有益，具有革新、联通、共赢、善治的重大战略意义。英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方，中英双方高度重视两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特蕾莎·梅首相访华时与习近平主席就深入推进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达成了重要共识，中英双方就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再次进行对话。中英双方在高层交往和机制性交流方面联系非常紧密，“一带一路”合作基础良好，发展前景非常广阔。21世纪的今天，中英宣示开创两国关系“黄金时代”，将具有重大全球意义。
（六）“一带一路”凝聚共同命运，固邦宁本
“一带一路”强调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过使人民发展富裕而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经贸合作关系，促进民心相通。这一点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就是不以种族、民族、文化、政治制度、政治道路为藩篱，不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与生活方式;以民为本，以人类求生存、求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追求作为核心，凝聚共同命运。通过共同促进发展，互通有无、实现共赢的诉求将大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贸合作的成功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交流沟通了民心。这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团结协作、一起应对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经济基础、人力网络和资源，具有重大的意义。“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共同奏出的命运交响乐，是各国和国际社会各种力量达成共识、形成潮流、携手共进的一条新的文明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在于将现代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位一体”地整合到新的文明类型中。中国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实施，将会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和经验。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过：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这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计划，“为世界提供了希望”。中国正在做一个其他国家没有做过的事业：不是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而是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国共享繁荣。中国的举动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它给人类带来巨大希望。我们加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加强对世界价值、人类文明共识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将世界价值、人类文明共识更好地运用于“一带一路”建设，运用于改进人类文明共识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为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对人类命运的走向展开新的历史性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的“世界梦”，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与高超的政治艺术。
（七）“一带一路“与世界新秩序
国际体系变化的大势难以逆转，苏联解体以来大国霸权主义正在彻底破坏世界秩序的传统基石，包括推动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大国霸权政府追求一种更被动、更具交易性、双边性和保护主义的、关注大国利益的新策略。虽然不可预测性和缺乏明确的外交议程标示了大国政府不同寻常的政治趋势，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反全球化行为激发的大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政策将可能危害大国的现存体制和国际秩序。大国政府的政策违背了全球的利益，中国此时应该挺身而出，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原则和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同时在外交政策方面减少对大国的依赖。大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高调的单边外交政策，这些政策违背了中国的利益，破坏了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努力。大国霸权主义的种种举措正在摧毁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我们正处于一个动荡和变革横扫全球的时代。包括民粹主义、身份政治、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群众运动在内的诸多趋势给世界各国以及传统的政府体制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全球均势正以二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转变并支离破碎，这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当今世界，它既是一个发展趋势，也因其副作用而引起反全球化的反弹和来自原主要推动者的阻力。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方向决定了变革与创新是主导变化的合理和现实路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在吸取以往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国际体系的全球格局不仅表现为非西方力量中心的出现，更伴随着权力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复杂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否处理好一般规律与自身特性、体系规则和自身经验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中国能否积极引导国际体系变革的考验，也将是对当前国际体系最终能否转变为全球体系并成功接纳全球化、多极化变化的考验。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国际新秩序有着更迫切的希望，并致力于推动建立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遵守主权国家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国际社会更需警惕在国际体系变革中出现新瓶装旧酒、变换大王旗式的霸权更替，拒绝一切“修昔底德式”陷阱，共同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最终走出西方式的观念形态，走上一条符合全球化多极化现实、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新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和不断向前推进的时间浪潮中，世界格局也将在深刻变动中呈现出更多的可能。
作为一个后发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置身国际体系中，但国家建构路径和发展历程又不同于欧美，其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和方式既受当前国际体系影响，也植根于数千年来自身民族交融与文明聚合的经验。因其国家规模、经济体量和文明特性，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心角色的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对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也将成为推动体系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力量。审时度势为世界经济开出“药方”，匡时济世谋划全球发展未来，“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因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不明朗的全球经济和充满冲突的政治现状提供了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中国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就要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为指引，看中国、观世界。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等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顺势而为、应势而动，科学统筹谋划“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平台，已经在为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进行实践探索、积累实践经验。五载硕果各方分享，橙黄橘绿满园芬芳。实践证明,“一带一路”正在驱散“逆全球化”的阴霾,为增长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一带一路”倡议分别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和联合国安理会第2344号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载入联合国文件,彰显中国贡献的公共产品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共建“一带一路”确定的五大方向将重塑全球化新格局,是创造和引领世界趋势的决定性力量。“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蕴含着传承五千年的中国智慧，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深化合作，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服务全球治理和世界新秩序的战略平台。
2019年3月23日，意大利与中国签署和交换中、意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也正式成为G7国家中，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中国和意大利双方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互联互通方面的巨大潜力，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泛欧交通运输网等的对接，深化在港口、物流和海运领域的合作。意方愿在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基础上，利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提供的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同中方开展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项伟大创举。“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有关当今世界共同发展的一个重大倡议，该倡议提出以来，很快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国际大合作之中。当今世界正处于重要政治经济转型期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各方都在探索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途径，各种方案和举措在竞争和比较中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一带一路”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案和途径。
世界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共同发展平台，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增添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从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来讲，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创造一个均衡、持续、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或地区政治经济体系。战后至今的世界发展史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教训，就是有的国家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行输出到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损害了这些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有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经验不足，盲目复制和移植外来发展模式，在发展问题上出现曲折和挫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发展领域还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问题不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再发展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更加凸显出发展议题不再是孤立和割裂的，而是一个关系到各国各方的共同问题。
作为世界上一个新的共同发展平台，“一带一路”在“立”不在“破”，其并不是要去否定或取代世界上已有的一些发展倡议和方案，而是通过提出新的可行计划和方案，引领和促进国际关系的均衡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一带一路”倡议努力同主要国家和地区已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保持合作对话关系，同既有的发展型国际组织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一带一路”同历史上阵营政治下以对抗为目标的集团化经济合作和发展机制的不同之处。国际上一些以阵营政治和势力范围思维解读“一带一路”的观点，恰恰没有看到“一带一路”与既有合作机制并行共生的特点。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迅速获得广泛国际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不应该将个别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发展的基础上，也不能将自身发展建立在牺牲他人权益的前提下。因此，“一带一路”是要避免过去一些体系的弊端，努力创造一个均衡、持续、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体系，推动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一带一路”还是一个发展知识相互学习、交流互鉴的平台。“一带一路”沿线本身就是多样多彩文明融汇的地方。在文明交流对话中，分享彼此发展经验方面的知识，也是“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内容。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并不是输出中国的发展道路，而是倡导各国在发展和治理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的对话和交流，这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合作的一个新领域。中国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对其予以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中国在发展方面的知识体系，以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和分享。中国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对世界发展不乏启示意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以内部改革创新同时与外部世界保持合作而探索出来的发展道路，其所蕴含的知识和经验，对世界上大部分想要发展同时又要维护自身独立、实现发展同时不以损害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增进自身发展同时努力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发展的国家，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给世界共同发展带来的重要启示所在。
从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来讲，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创造一个均衡、持续、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或地区政治经济体系。战后至今的世界发展史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教训，就是有的国家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行输出到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损害了这些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有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经验不足，盲目复制和移植外来发展模式，在发展问题上出现曲折和挫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发展领域还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问题不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再发展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更加凸显出发展议题不再是孤立和割裂的，而是一个关系到各国各方的共同问题。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正在坍塌，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未来的世界究竟该怎么走？“一路一带”作为国际关系新秩序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起到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一带一路是新的历史节点，世界以前都是自西向东联动，而今后世界将东升西落，要想读懂时代趋势，一定要深刻的梳理完成这场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世界秩序演变过程。国家是什么？货币是什么？经济是什么？战争是什么？当今世界，文明与野蛮并存。文明的是大规模战争不再那么轻易爆发，野蛮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开始趋向于“暗战”，当“金融战争”取代了“世界大战”，大国开始合众连横，小国开始靠边站队，菲律宾就是典型的这种心态，结果徒增笑耳。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棋局一步走错，立刻分崩离析。中国和美国，一东一西、一上一下，不仅处于地球的对立端，而且分布处于不同的经济周期、不同的盛衰周期，两者此消彼长，碰撞也不可避免，而这也将决定未来100年的世界格局。而所有的碰撞都可以归结到金融对抗，而且关系越来越微妙，一个国家的前途，离不开国民的明智。所以我们不妨从源头上梳理一下“金融战争”的原理和逻辑。让每一个人都彻头彻尾的了解这场棋局。中国勇于承担大国责任，擎起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旗，积极为解决世界和区域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就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带动效应，激发了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了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的建构与完善，为实现联动式发展不断注入能量。“一带一路”只要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建设就能奏出人类协同的世纪交响曲，就能建设出人类幸福和谐的百花园。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庄严铿锵的说：“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习主席还说：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我们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我们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必须要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作为前提条件。我国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将与沿线各国之间的有效沟通政策作为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各国之间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将礼仪的融合深化起来，促进政治方面的相互信任，从而达成合作的新公式，共同针对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并且为各种大型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的错误做法进行改正，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在“一带一路”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民心相通是其重要的基础。只有获得了沿线各国民众对合作的支持与认可才能促进“一带一路”的作用得以充分的发挥。在沿线的国家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自身矛盾的不同，经济建设方面也各不相同，对“一带一路”的建设难免会存在一定的误解与担心。对于这一问题的消除，首先就要做好各国中民众的工作。对于刚刚起步中的“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做好民心相通才能确保其得以有效的落实。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我国更加重视这一概念的有效落实，为了更好的促进其顺利实施并发挥出重要的价值，离不开沿线各个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对于沿线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有效的促进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在国际经济的旧秩序中，由于其中存在极大的问题，而导致国际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逐渐意识到了区域化、合作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更加积极的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共同合作发展国家的经济。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实施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策略，我们必须要通过“一带一路”带动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实现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紧密相联、互为机遇。习近平主席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多一份平和，多一份合作，变对抗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的世界观，也是中国的“世界梦”。“中国梦”与“世界梦”，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机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源泉，也为变革全球治理的整体理念提供了充分的证明与鲜活的示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取向。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为机遇
首先，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联，“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梦相互依存，相得益彰，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中国有两个梦想，一个是“中国梦”，一个就是构建“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梦”的实现将为世界带来红利，对人类发展具有世界意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历史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越强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中国的发展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成功超越，它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掠夺致富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中国的强大意味着国际霸权格局必将走向终结，意味着“强而不霸”将取代“国强必霸”上升为新的历史逻辑，意味着人类有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世界意义，即中国在地方性经验条件下探寻另一条现代性的未来方案，是中国现代化从曾经的“跟随时代”到今天的“引领时代”的华丽转身。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的“世界梦”，是继“新型国际关系”后推出的又一重大国际关系理念，超越了历史上大国争霸的“零和博弈”窠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来思考人类共同命运，处理国际关系，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历史性局限的反思，还是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更是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的时代选择。围绕“和平发展”理念，“合作共赢”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线；围绕“文明互鉴”理念，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互联互通，打通欧亚大陆桥这两个面；围绕“亲诚惠容”理念，构建好周边外交这个局。这一系列重要主张，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共享世界和平。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经济、政治、外交、思想等各个领域，无论是国际维度还是国内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国际社会的共享共赢、和平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根据和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思想的世界文明趋势
在世界局势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关口，亟须揭示全球治理的实质及其历史局限，以破解全球发展难题。中国适时地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在解决重大问题上形成共同价值、共同意识贡献了中国智慧。这就需要向世界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诠释中国地域文明提升到全球性文明的逻辑必然。揭示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治理的新方案，弄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何变革全球治理的整体理念。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的时期，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虽然全球的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正加速推进，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也日益加深，但是，国际力量更趋平衡，并且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仍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全球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等威胁蔓延，当今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这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现实依据，全球的问题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共同应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
（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方案基础
由于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源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中国将成为变革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中国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话语体系，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的全球治理方案，是对资本主义所制定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游戏规则的纠正。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何治理方案只有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才能走出历史困境。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所致，是理论使然。当下世界历史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与网络社会的崛起，致使全球共生型结构关系日益凸显。全球化造成了各国、各民族、各文明族群之间形成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性”。“全球化首先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
尽管当今世界仍然是由资本主义现代性主导的生产方式，但在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全球治理仅靠一国力量无法求解。而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则是基于以资本为主轴的国家综合实力之间的较量，是大国遏制与削弱新兴大国崛起的局面。因此，只有突破既有世界秩序与权利体系，才能消除人类社会贫富差距、战争与战乱，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全球共鸣。资本主义全球化向新经济全球化转型的新阶段，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与基础性因素。现代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只有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才有助于实现自身发展。因此，时代呼唤全球治理思想的变革，呼唤超越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
(二)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主导变革全球治理的整体理念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变革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治理体系，以追求人类和平、繁荣为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地域文明提升到全球文明的逻辑必然。“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地域文明在面对治理问题而提升到全球性文明的浓墨重彩。因此，它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又一次突破与创新，还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限度的基础上，变革全球治理的整体理念。面对世界快速而多重向度的社会变迁和结构性的历史转折，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村提供了黄金法则，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启了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之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今天的我们，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将继续畅想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传承以往世界历史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和平外交理念。它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均势和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形成了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本质就是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思想，是一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道路创新，是对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上的超越。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是对全球治理的现实回应，也是我国在新时代基于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等提出的“中国方案”。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人们，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各民族多元文明相互交融、互相促动的发展过程，是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仿效拜占庭帝国。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才使得这些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包括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总体”，这个“总体”并不否认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寻求最优途径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百花芬芳。每一种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顺应时代潮流，尊重各国对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体现，指明了人类未来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未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经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遥远并不等于渺茫，它的因素就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参与。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一定会实现“天下大同”的世界梦！
六、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跨越避免了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国际上以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旧逻辑思维来观察中美关系，认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有可能掉进" 修昔底德陷阱 "。其实，这是对中美大国关系的一种误读。过去，世界大国关系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方都想建立或维护以自己为中心并在其中占优势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今天的世界发展出现了新特征，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必须处理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与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关系，放弃以往要么完全推翻现有秩序另起炉灶、要么固守陈规的旧思维。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习近平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既昭示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了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习近平强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便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外国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即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这种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是绝对荒谬的。近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20%以上。有学者推测，按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23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一百多年来，当今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接近。2016年开局的“十三五”规划，推动中国大踏步向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发。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越是接近实现梦想，越需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和定力，越需要谨慎而坚定地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重大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就属于这样的重大挑战。
“修昔底德陷阱”是从哪儿来的？当今中国正面临作为内部挑战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体现外部忧患的“修昔底德陷阱”两大陷阱的复杂考验。应当说，这两者之间是深度相联、紧密互动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些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很容易掉入发展停滞不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陷阱”，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二战”后到2008年，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西班牙、以色列等13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余88个经济体则落入这一陷阱，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巴西等国。毫无疑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出以符合具体国情的方式应对一系列发展挑战的有效办法，包括有效规避收入分配不平衡加剧、过度城市化、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公共服务不足、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当然，如果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外部战略环境动荡不稳，甚至是与他国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自然无从谈起。这就不得不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也是将军，是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这部著作探究了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的惨烈战争。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本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
当人们今天谈及“修昔底德陷阱”，更多的应当是想探寻中美两国避免恶性竞争、迎头相撞、爆发战争的路径，而不应用简单化的历史类比、固化的权力观念和僵化的战略思维来看待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显然，当今时代与古代希腊相比有着巨大不同，当今中美关系与历史上的英德关系、美苏关系相比也有着巨大不同。在21世纪，中美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与19世纪、20世纪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人们常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同样是有严重缺陷的。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从根本上也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结果。
世易时移，在当今时代，中美都需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其路径就是建立起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2017年11月8日至9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会晤。两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亲切互动、坦诚交流，相处时间超过10个小时。两国元首围绕两国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规划中美关系发展新蓝图，开启中美大国关系新篇章。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两国元首开诚布公、深入交流，就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做出顶层设计。“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给地区及世界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开宗明义，格局宏阔。几十年来，中美关系正如浩浩江潮，虽历经曲折，但滚滚向前、奔涌入海的大势始终不曾改变。当前，两国领导人正在推动这一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以建设性态度，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领导人肩负的历史责任。互信进一步增强。中美元首一致同意，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共识进一步凝聚。中美元首就加强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达成多项重要成果。机制进一步完善。把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打造成为中美增进互信的加速机、培育合作的孵化器、管控分歧的润滑剂，为中美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一)引领促成共识，成果鼓舞人心
会谈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共同见证了能源、制造业、农业、航空、电气、汽车等合作文件的签署。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景是明确的”、“中美拓展经贸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面对约50名中美企业界代表，习近平主席就中国经济形势和中美经贸关系发表三点看法，传递了拓展合作的信心。“中国古人称，‘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相信在两国企业家和工商界共同努力下，中美经贸合作一定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续写更多成功故事。”习近平主席说。
共识，源于对两国合作的深刻认识。习近平主席说，中美两国的发展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中美各自的成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特朗普总统说，美中两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机遇加强双边关系，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增进双边合作。勾画未来蓝图，开启新的征程。“此次两国元首会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见中外记者。面对世界各国媒体，习近平主席语气坚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两国元首会晤中，中美关系发展的路径更加清晰。外交安全领域事关中美关系总体发展和两国战略互信水平。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规划中美关系发展路线图，就重大敏感问题增信释疑；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双方要尽早制定和启动下一阶段经贸合作计划，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迈进。
(二)中美关系积极转型的重大体现
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拓展，“压舱石”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过去九年来，中美两国贸易额翻了一番，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中产阶层消费能力的提升等，美国的企业界正更多从“中国转型”而非“中国增速”中获得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在快速增长，这对于中国经济内在实力的增强是大有助益的。2015年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企业累计对美投资将达到1000亿～2000亿美元，将为美国创造20万～40万个就业岗位。这会进一步拉近中美两国商业界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中美双方大力培养“合作的习惯”，探索以“新型”方式认真应对“新型”难题。面对美方一些人借网络安全向中国发难，我们见招拆招，一方面反对美方搞网络霸权主义，一方面通过建立网络安全高级别交流机制等举措弥合分歧。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既不惧美方的威逼，也注重突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利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无论是网络安全还是海洋方向的博弈，对于中美来说都是新问题、新挑战。发展中美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双方本着冷静、务实的态度，就有望像处理气候变化问题那样，将中美之间的“冲突领域”转变为“合作亮点”。新型大国关系呼唤的是一种直面问题、相向而行的“新型”心态和“新型”方式。
中美关系的“全球性”意涵大大扩展，双方更加主动地应对国际机制、国际秩序层面的分歧，探索具有创新性的举措。2015年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高层就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深度沟通，双方同意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国际维和、反恐、网络空间规则制定、公共卫生、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大力拓展“新型”协作。实际上，近年中美在携手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共同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美中可以做“全球稳定的共同维护者”。中美之间在全球事务方面的“新型”合作，是中美关系“升级换代”的真切反映。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只是任何一国单方面的愿望，是时代的必然要求，需要中美两国发挥战略能动性，需要中美双方不懈地作出共同努力。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些重大外交理念和相关行动举措无不表明，中国正持续而坚定地探索应对“修昔底德陷阱”之道，这是在21世纪作为一个成功大国的使命与担当。
从当代中美关系发展角度看，“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推理实际上是保守思维方式的体现，谋求世界发展的良好格局，应从实现共同利益角度完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毋庸置疑，近代西方国家排他性的崛起造成的对抗和战争已为国际社会所警示，虽然后来国家间的战争仍然不时发生，但各国都已意识到发动战争所要承受的沉重代价。尽管多年来中美关系出现过一些波折，但两国都深知彼此的共同需要日益增加，在未来全球治理方面也都承担着重要责任，在合作共赢中完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实现两国的共同利益。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对抗和冲突只能使两国俱损，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考量未来的中美关系，无非是固守陈规、杞人忧天之类习惯性的心理暗示。未来的国际发展当然不必重蹈古人的覆辙，中美两国应以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共同创造未来。
如果因之多次出现，而将“修昔底德陷阱”理解为历史规律，则无疑反映了对国际社会现实发展现状与走向的过度解读。当今全球治理要向前看，各国都应具有对和平与发展的责任担当意识，作为具有重要世界影响力的中美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尤应如此。应当充分意识到，大国之间的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有益于国际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因此，对于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一种被超越的坏的可能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为此提供了视域开阔的中国智慧。
(三)规避防止“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智慧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繁荣呈现了富有深远战略眼光的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所指出的，“坚持讲信修睦”，“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心心相印”，“坚持开放包容”，“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发展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愿继续同东盟、同亚洲、同世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可见，中国发展体现了“见利思义”的价值观念，彰显了“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世界视野，进而展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阔境界。由此呈现的中国智慧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新发展理念，这决定了中国不仅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传统，而且具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实践理念。
首先，“以天下观天下”“以天下为天下”的天下观念与仅立足于国家利益考量国际关系的西方传统政治思维颇为不同，实则注重实现世界公共利益的实践理念。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具有世界性，尽管那时的“天下”仅限华夏域内，并非今日全球之谓，但从天下出发考量各诸侯国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理念。孟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出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价值理想，对“天下大势”的关注反映了天下政治的重要性，古代各民族的交融与发展体现了人们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在强调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的当今时代，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实质可见，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没有“修昔底德陷阱”的文化基因，以此形成所谓“中国威胁论”之类论调并无可取之处。
其次，崇尚和谐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等和谐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的基本价值遵循。回顾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可见，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搭起了“文化传播的生命之桥”，它“启发了各民族进行文化创造的灵感和智慧”，“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这种和谐观念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文化主调，将“兼相爱、交相利”视为“天下之治道”，在“同一个世界”因“同一个梦想”展开“我和你”的对话，倡导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协作互信、发展共赢、互补融合，展现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博大格局，体现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智慧。
再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深刻阐释开启了理论新境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体现中国文化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念获得普遍关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强调和谐世界理念，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体现了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新诠。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毋庸置疑，提倡求同存异、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有利于消解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有利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从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形来看，“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有三大保障：‘一带一路’补全球化短板，开创中美合作共赢新格局；共同应对全球公域问题挑战，引领中美合作新方向；中国世俗文明精神修补美国宗教文明精神，开创东西互鉴新时代”。因此，中美两国的未来发展不必受“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坏的可能性的思维束缚，而应面向未来开创有利于世界发展的和谐共赢的好的可能性，使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同舟共济，使各国人民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提升幸福感。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汇聚社会发展的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潮流且体现大国责任担当意识的创见。习近平主席在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方案”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与潜质，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提供了合理思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与世界历史意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角度看，当今全球问题与生态危机使世界各国休戚相关，因文明的冲突而产生的价值分歧令人深深忧虑，人们日益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利益相互依存，形成人类发展的全球共识意义重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破解世界发展难题的创见。为此，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会议主席菲利普·查沃斯先生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着眼于维护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这一理念对联合国推动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以和而不同的方式汇聚全球共识，在合作共赢中化解冲突，无疑有助于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梦想。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角度看，实现全球治理需要建构体现有力的价值约束和道德规范的有效机制，从美美与共的理想和现实的共同利益出发，构建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的国际治理新格局。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让各国共处于一个世界，为了实现同一个世界的同一个梦想，各国应兼容并蓄、同舟共济，建立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谋求和谐有序发展的未来。为此，应冲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的束缚，走出仅仅依靠实力决断的丛林法则，消除和弥合各种差异和分歧，遵循为各国普遍适用的价值理念，实现共同利益，保障共同安全，达成价值共识，在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呵护人类的事业，以体现时代精神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呈现了沿线各国众行致远的发展蓝图，是包容合作、文明互鉴、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让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共同努力的目标，坚持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对话化解分歧，协商解决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有助于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为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正能量。作为一个放眼世界的发展构想，由中国倡导、惠及世界的“一带一路”旨在推动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把握世界发展机遇，促进沿线各国相互依赖、共同受益，实现和平、繁荣、开放、创新和文明的发展图景，体现了当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大国责任担当。这几年全世界一直都动荡不安，仿佛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时代已然走到了终点，历史进入了旧秩序已被动摇而新秩序尚未破茧而出的前夕，这意味着现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存在严重不足。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世界的高度相互依存，同时也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变迁，而现在的全球治理架构已然无法适应这种根本性的改变。美国逐渐退位带来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因为过去三十年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原来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动摇，也因而急需修补，以使风险与利益分配不均以及贫富两极化导致的合法性问题得到矫正。另外，美国受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限制，在国际公共财富提供方面长期处于供给不足、品质欠佳的状态，很多世界急需的国际公共财富美国都不愿意再提供。比如，现在有很多避税天堂，让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可以隐藏财富逃避课税，其实就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国际性的税制改革本应早就提上日程，设法让富裕阶层和企业全球缴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避免各国的基础财政流失。但是全球范围的税制改革始终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没有大国去推动这项工作。科技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协调和社会风险控管难题，Facebook一直在搜集个人的隐私资料，但它如何使用这些资料人们却不得而知。谷歌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但它同时也是最大的数字垄断平台。这些企业都缺乏国际监管，而且它们也抗拒国际监管，然而却没有国家带头处理这些问题。
现有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已经跟不上全球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变化，无法照顾到广大非西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无法反映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这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的巨大变化。从历史事实看，近代以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以“丛林法则”“零和博弈”为主基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发生过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无论西方世界领导权从英国转移至美国，还是冷战结束、新秩序构建，都没有以暴力方式出现。中国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良好发展势头，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需要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从当前和未来看，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尽管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分化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一些国家出现贸易保护、社会排外、政治保守等倾向，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未改变，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中国与各国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与美国等西方大国，还是与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中国既没有主观意图也没有客观利益需要通过与其发生冲突来换取自身发展和安全。相反，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逐步走出一条完全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关系之路。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对于西方学者“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我们并不认同，但可以将之视为一个重要提醒，做到未雨绸缪，加强同相关各方的沟通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学者一直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突发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为什么发生的，有没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这背后蕴含一个重要关切，那就是中美之间如何才能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重蹈战争悲剧的覆辙。有些西方学者还有这样的战略忧虑：中国是否、将于何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这与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国际规则制定者和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地位有关。长期处于主宰、支配地位，习惯于称霸，就会时时担心谁可能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怀有这种忧虑的人，即使不是杞人忧天，也是以己度人。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了受人欺凌、割地赔款、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而且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理念，绝不会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以强凌弱。事实终将证明，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以此求得安全。可以想见，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如果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那么这个“非常态”就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这既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所在，也是作为大国的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政治游戏规则的意义之所在，是中国存在于世界的意义之所在。中美关系自从1972年破冰、1979年建交以来，一路走到今天，从未遵循在西方通行多个世纪的“丛林法则”，两国之间连冷战也没有出现过。当今世界各国已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强权政治、零和博弈很难继续支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演变。还应看到，时下各国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和风险，人类求发展、求和平的基本诉求一致，而且经济发展机遇也是交汇的。用冲突、对抗、强权的办法解决争端的时代早已过去。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利益所在、责任所属、命运所系。
七、改革开放的定盘星为全球经济治理指引全新发展方向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抓住用好新机遇，中国经济巨轮正穿越风雨、破浪前行，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指出，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担当，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面向未来，我们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坚持开放发展，以实践丰富理论、以开放完善制度、以担当彰显责任，努力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合作共赢的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平衡。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区域、次区域框架内贸易、投资、服务的便利化和自由化进程。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主渠道地位，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平衡。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阐述了中国将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不仅指出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而且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这些重要论述既为我国坚持开放发展指明了方向，又拨开了笼罩在经济全球化上空的阴霾，表明中国将努力以开放发展引领经济全球化步入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也都有不损害他国利益乃至促进共同繁荣的义务，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应当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权利并对各国履行义务形成约束，促使经济全球化更加平衡。
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亟须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虽然作出了一些调整和变革，但仍然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本质上还是发达国家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的工具。在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谈判能力不对等、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不对称，这些规则大多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利益和关切，许多标准的设定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致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和发展中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问题和弊端越来越明显，不仅有失公平，而且不能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明显不足。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不相容，对经济全球化进程构成了严重阻碍。
中国的开放发展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促进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中国的贡献率达到约1/3。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改变全球经济南北失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成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排名提升至第三位。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在国际经贸活动中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有力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表明，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中国将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开放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社会困局，错误地认为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急流勇退是制胜法宝，有的贸易大国甚至举起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这些不同程度的逆全球化行为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如国际金融危机、难民潮、网络安全与治理等，根源并不是经济全球化；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推进经济全球化，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中国坚持开放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大，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过30%。中国已连续数年稳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1982年—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达到28.83%，为同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速的近3倍。中国对外开放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大量的资本、丰富的产品、宝贵的合作机会，为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
中国积极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全球化更可持续。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一些不足。要想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消解其负面影响，必须顺应大势、主动作为，推动更高层次的开放。开放是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努力引导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中国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内涵，主动提高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放水平，拓宽开放广度与深度；扩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构建沿边地区开放新平台，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全面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大力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表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和出路在于创新。只有坚持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寻找动能，才能让经济全球化更有活力。
经济全球化亟须新的创新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阶段，总体增长乏力，一些发达经济体呈现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高负债等特征，缺乏持续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以全球贸易、投资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全球化由于传统动力衰减而呈现发展放缓态势。过去的两大开放动力（货物贸易需求扩张和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逐渐弱化，全球对外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亟须寻找新的动力。当前，以数字信息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将给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推动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要向创新要动力，把各国促进创新的力量汇聚起来，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开拓新空间、增添新动力。同时，推动宏观经济政策创新，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有效组合起来，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基础。
中国坚持在开放中创新，努力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力。创新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底色。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从创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城市开放，从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到沿边内陆地区全面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系列创新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开放发展提供了鲜活的中国经验。今天的中国已经步入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阶段。中国坚持在开放中创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业态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新型贸易业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在促进本国新动能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力。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点亮银河，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贡献和平与发展智慧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当今世界，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一带一路”参与各国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推动了参与各国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促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经济独立和民族振兴正方兴未艾。“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得到广泛支持，正在于它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敏锐地把握了历史机遇，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5年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有力地推动了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充分挖掘各方潜力，不断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共同致力于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落到实处，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使“一带一路”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实践充分证明，“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欲谋发展大计，必察天下大势。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前行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孕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完全有能力抓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人类发展进步大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想公平有效，必须跟上时代。我们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指明了方向。
等待、迟疑，只会错失机遇窗口；奔跑、奋斗，才能引领时代潮流。抓住新机遇、用好新机遇，中国正为自身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体系变革势在必行，因势而谋、顺势而动，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调整。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演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缺陷和不足日益凸显。一些发达国家紧锣密鼓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他们撇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搞世贸组织改革，意图很明确，那就是先拉“小圈子”建“新群”，设定“新群”的“权限”，再让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导致其只能被动遵守新规则，买“二次入场券”。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版图中“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态势深入发展，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发展中国家贡献了约80%的全球经济增量。然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却未能形成对称的权利、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合理的报偿机制。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该何去何从？变革，变革，还是变革。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面对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问题，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转移，现有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经济协调机构为主要架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挑战，推进变革成为各方普遍要求，国际社会成员理当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置身事外、不能被边缘化，而要因势而谋、顺势而动，积极参与并努力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抓住这一新机遇，我们就能乘势而上，为中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大空间，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应有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切期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
变革中大有可为，抓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我们有实力和感召力。在埃及，一片沙漠被改造为该国第一个太阳能村；在菲律宾，得益于改善后的排水系统和抽水站，马尼拉21万户家庭、97万人免受洪水威胁；在塔吉克斯坦，3个发电机组效率提升，将帮助该国七成电力短缺人口过冬；在孟加拉国，天然气生产和输送效率的提高，可解决1.6亿人口的能源供应短缺问题；在印度古吉拉特邦，1060个村庄的道路被修缮，方便了800万人出行……亚投行正助力全球数以亿计的人们改善生活，不断创造着“点石成金”的发展奇迹。2015年12月，由中国倡议设立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3年多来，亚投行成员已从57个增至93个，“朋友圈”不断变大，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亚投行持续扩容是国际社会投给中国的一张信任票，作为21世纪成立的多边发展机构，中国展现了令人敬佩的姿态。”在亚投行第三届理事会年会上，与会人士这样表示。
抓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中国已有积极举措，将大有可为。坚持建设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抓住新机遇，我们有决胜力。一些发达国家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的是一己私利。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以平等、开放、合作、共享为基本价值取向，代表的是全球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心声，追求的是给全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创造更多红利。行大道以利天下，只要我们因时制宜、运筹得当，未来结局演变必然有利于我们。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量、发展影响已今非昔比。抓住新机遇，我们有实力。全球的目光正在东移，中国的风景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憧憬：去年，中国经济总量站上9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居首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正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迈进。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重视中国、需要中国。
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不断推出受欢迎、惠各方的国际公共产品，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抓住新机遇，我们有感召力。独行快，众行远。中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坚决推动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力推多哈谈判、加快自贸区谈判、人民币“入篮”、发起成立亚投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在国际经济金融、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正画出半径越来越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心圆。2017年，蒙内铁路开通运营，内马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的肯尼亚迎来铁路现代化新篇章。“曾被认为是‘白日梦’的铁路规划成为现实”，肯尼亚交通与基础设施部长詹姆斯·马查里亚说，蒙内铁路自开工以来，累计为肯尼亚创造近5万个工作岗位，培训5000多名专业技术工人。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人民带来福祉，引发热烈响应。5年多来，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总投资28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4万个就业岗位和20多亿美元的税收。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一项发展经济的举措，还鼓励人类以一种共同方式解决未来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据摩根士丹利预计，到2027年，‘一带一路’建设总投资将达1.3万亿美元，覆盖45亿多人口，占全球GDP的近60%。”美国知名未来学家多丽丝·奈斯比特说。抓机遇、用机遇，时与势都在我们这边。开放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抓机遇内外兼修向外看，要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向内看，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机遇不仅是“机”也是“遇”，抓住了、用好了，才能不负时代的馈赠、历史的青睐。抓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向外看，应当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
瞄准公平合理的治理方向，不搞“一言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赢得世界各国点赞。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全球经济治理不是独角戏，不能搞一言堂，而应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这样评价。
坚持一脉相承的治理理念，不搞“推倒重来”。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不是对已有治理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尊重现有国际治理规则的同时，积极创设新的治理机制。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就是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完善，与多边贸易体制“普惠性和非歧视性”的理念一脉相承，体现出的中国担当赢得全球认可。以世贸组织改革为例，中国始终认为，世贸组织规则有不足之处，需要与时俱进加以改革和完善，但改革有底线，贸易自由化的大方向不能变，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基本原则不能改，不能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否则就动摇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导致全球贸易失序。
把握求同存异的治理方针，寻求各国利益和合作的“交集点”。打开世界地图，中国和智利隔海相望。北半球到南半球，东半球到西半球，这几乎是地球上最远的两端。谁能想到，一颗颗对运输要求极高的智利车厘子，如今可以成为中国百姓舌尖的美味？这背后，不得不提的是中智自贸协定。有了这个协定，受益于简化程序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智利的车厘子仅需40多个小时，就能送上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中国百姓有了口福，智利果农也鼓起了钱袋。2018年，智利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近三成，中国成为智利农林渔产品最大出口国。
中国重视与各国商签自贸协定，把自贸协定打造成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促进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个自贸协定，来自澳大利亚的龙虾、东南亚的水果、韩国的电子产品等能更方便地被中国消费者选购，中国物美质优的产品也纷纷扬帆出海。互利合作，共商共赢。片面坚持本国利益优先的观念和做法只会带来更多矛盾冲突，求同存异、寻求各国利益和合作的交集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全球经济治理应以合作为动力，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
抓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向内看，应当保持战略定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我国经济体量大，本身就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重要变量，办好自己的事，就能持续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动机”、保持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办好自己的事，还能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更多中国经验。“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100%，有如此强劲的国内市场做后盾，我们更应稳住阵脚，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说。
办好自己的事，往大里说，就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当前而言，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习近平主席的重大战略判断彰显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睿智与担当。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我国在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可逆转，我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有着重要一席之地，各国对我国市场等方面的依赖全面上升。正因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只是重要战略机遇拥有了新的内涵。面对动荡不定的大世界、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如果能把握好“危”与“机”的辩证关系，善于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动力，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拥抱新机遇。
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新机遇，我们完全可以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勇立潮头，构建起面向未来的经济结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带来新机遇，我们完全可以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和优势；深化改革开放带来新机遇，我们完全可以把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以改革开放新突破带来社会生产力大跃升；加快绿色发展带来新机遇，我们完全可以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新机遇，我们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不应由部分国家享有，而应由世界各国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应是部分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世界各国联动的协奏曲。中国发展得益于向世界开放，世界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的开放。
中国在开放发展中实现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与互动，既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近30年来，“中国制造”促进了全球制造业迅速发展，深化了全球产业分工。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1/40；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已接近1/4。开放的中国市场也为各国企业利润增长提供了重要源泉。1998年，中国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仅为212.5亿元。到2014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06万亿元，年均增长27.7%，众多外资企业分享到中国的开放红利。
联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世界的发展需要联动。今天的世界是利益高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发展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然而，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一些发达经济体不是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共渡难关，而是忙于关自家的“院门”。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一年就采取了90项，位居各国之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害人害己。习近平主席指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只有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协调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把共享发展作为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各个国家、各国人民。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中国在开放发展中始终致力于让世界各国的发展机会更加均等、让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享。为此，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市场、产业、项目有效对接，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强与相关国家互联互通，推动基础设施共建、资源技术共用、开放成果共享，努力引导全球经济走向互联互通的新时代。中国倡导和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建设，这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提供更多全球性公共产品，促进经济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八、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世界文明互鉴的蓝图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就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指出，“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诚如孟子所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会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通过普及教育，使人们在持续的格物致知中更好认识各种文明的价值，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使人们在持续的天工开物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让科技为人类造福；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
我们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要发挥智库作用，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要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我们要加强各国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促进包容发展。我们也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
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共生共存，世界必将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必将更加美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人民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与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以及“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儒家的“和而不同”“中庸”“和合”等思想，在尊重民族差异和崇尚和谐的前提下，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防止发生国家间、民族间的对立和冲突，积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交流的历史文明范本。
（一）“和而不同”——构筑“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命运共同体”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表示了当今世界的差异性和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因此，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进时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段话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当今世界的差异性；其二，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因此，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根据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论述，“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差异观和统一观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和而不同”是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法则，主张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辐相成。以海纳百川之胸襟，求多样统一之旨归，这显然是一种较高的境界追求。在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发展中，儒家文化作为其中的一元，它本身与其它文化处于互动与对话之中，这种互动与对话将促进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而儒家文化的仁爱精神、实践理性与“和而不同”的思想也将在人类文化达成“重叠共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和而不同”的基础是“不同”，“不同”是事物存在的常态，调强的是事物的差异性，认为事物只有在差异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和谐发展和整体进步。如果否认事物间的“不同”，一味追求其“同”，事物不仅不能发展，还会败亡毁灭。相反，如果把不同的给予合理的配合的话，却可能导致“和”，尤如用各种作料做出可口的汤，用不同的乐器弹奏出和谐优美的乐章一样。和而不同，一方面肯定了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了多样事物间的互补与和谐，主张事物的统一是多样的统一。
“和而不同”用于全球化方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不同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应当和谐相处，相互吸收与融和，形成人类文化统一体；另一方面则是指不同民族国家的单元文化应当追求差异性，保持和发展自己鲜明的特殊性。因此，“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不仅正确反映了文化全球化发展态势的要求，而且有利于正确处理各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主义往往凭借自己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严重威胁其它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破坏全球文化的多元化态势，以造成全球文化的单一化局面，很容易激发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而不同”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与状态，也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今天全球化时，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广泛、深人地进行全方位的接触，就更需要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自为指导，承认其他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承认各民族的文化及其信仰的宗教具有同等的价值，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财富，不必幻想用自己的文化、宗教替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宗教，这样各民族之间发生“文明冲突”的机率就会大大降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和谐观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上古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存续着，而不仅是某家某派的哲学观点而已。不同文化可以在竞争中实现对话与合作，在吸收与创新中保持文化的活力。“和而不同”也是一种对当前新的国际关系规范和新的国际政治文化的解说与期待。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可以作为国际间处理不同政治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原则。不同文化交往时当努力寻求彼此间的共同点，把分歧暂时搁置，通过耐心对话沟通缩小分歧。每个民族都以平和与宽容的心态，共同构建多元共存的人类文化。在全球化的价值取向中，我们必须寻求“双赢”和“皆大欢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是全球共同繁荣的唯一出路，也是构建和谐和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最佳选择之路。
（二）“中庸”——构筑“命运共同体”的方法
“中庸之道”作为我国优秀文化理念，长期以来对国人的思想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发展。因此，学者认为“中庸文化观具有纳万物于胸中，不自设藩篱的宏大气魄”之观点。因此，中庸思想特别受到“儒学大师”们的青睐，并广泛应用于他们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对中庸思想极为推崇，他在《论语·雍也》中讲，“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认为中庸是至德，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来看，“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孔子推崇中庸，要求君子的道德修养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如果违背了中庸之道，美德就会变成恶德。也就是说，做任何事都不能过度。这实际上是要人们把握一个客观的“度”就像掌握物体的重心一样。这个度就是介乎两端之间的“适中”，超过一定限度便是“过度”，达不到某种程度便是“不及”。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中庸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要“致中”和“时中”。致中是指“叩其两端而竭之”，时中则指人们在处理向题时要坚持中庸之道，又要因人因场合随时变化其具体形式，在复杂的事物中穷尽各种可能性以施行最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
中庸之道的“中”，不同于折中主义、调和主义的“中”，不是不讲原则、善恶不辩的折中与调和，而是指事物存在适中、合适、合理的观念，符合“中”这个界限和标准的事物存在方位和存在状态就是合宜的，“无过无不及”；中庸之道的“和”，不是指两个事物彼此完全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相互间比例协调、配合得适当，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状态。如果说折衷主义是一种机械地、无原则地拼凑在一起的哲学观点的话，中庸则意味着一种能力，它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积极地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方法，是一种积极的处事方式。儒家思想从根本上反对折衷主义，认为它只对道德的破坏。实现中庸，必须达到两点：第一、看问题、做事情全面而不偏激，讲求包容精神，追求事物和谐；第二、在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多样的统一。这种原则在行为方面集中表现为适中(适度)、恰到好处。儒家中庸之道的关键、要害是“恰到好处”。执中强调执守善德，可理解为从静态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时中则从动态角度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即持守中道要因时因地制宜，随时间条件变化而变化。因此，儒家追求勇于进取而又考虑全局、为人正直而又与人合作、能够实现节度精神与兼容精神的统一境界和方法。中庸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协调矛盾的正确思维方法，中庸阐明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界限，超过或未到达一定的界限都要影响事物的质，势必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事情就不会有理想的结果，它要求人们做事恰如其分，不走极端。
我们怎样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信仰撞击中的“东北亚”，应该用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在重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时要尊重他人的文化和价值观，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和价值为前提，这对实现人类的和平和繁荣是很重要的。当然在思考东北亚整体问题的时候，中庸“思想不是西方政治中的”妥协“，也不是在强国的威逼下，那些弱国只好妥协让步，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求得和平，从而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庸“则强调充分考虑各方面利益，制定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适当满足，结果是双赢甚至是多赢且没有受挫感。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际关系才会带来真正永久的和平。总之，中庸的历史价值在于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提升道德境界，不利于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三）“和合”——构筑“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模式的全球化背景下，尽管世界是有差异的存在，并要允许并承认他人、自然、社会及各国、各民族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但是，国际社会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一个不争的实事。面对共同面对的问题，各国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对话机制，共同创建一个共赢的、相互依赖的体制。构建”共赢“环境和相互依赖的体制，需要大家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我认为儒家的”和合“就可能成为这个理念的核心。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对此作了深刻论述，他在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和合学，并从中概括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即五大中心价值。张立文教授认为”和“指和谐、和睦、平等，”合“指融合、结合、联合、合作等等。”和合“是指自然、社会、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的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的涵义由三个纬度构成：第一个纬度是异质元素的存在，这是和合的前提，只有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事物、要素之间，才可能和合融通，绝对同一无差别的存在不叫和合：第二个纬度是动态的冲突融合，这是和合的过程，不同的事物经过不断冲突，彼此协调，而后融合，以至和；第三个纬度是和合而生，这是和合的目标，即不同事物共生共存，且可融通产生新事物，生生不息。简言之，和合就是异质元素通过冲突融合的过程，实现平衡协调，达到和生。儒家的”和合“思想可以融合不同的价值观，使之互相协调统一，而且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和合文化的内涵就是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汲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服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儒家和合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类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把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各种关系，作为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和社会协调、稳定的价值尺度。
“和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原则之，其初义是指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融合、结合的意思，确立于我国周朝与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各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一致”和“同归”之所在。“和合”是一种文化气度、“和合”是一种文化理念、“和合”是一种文化境界、“和合”是一种文化力量，中国的对外思想正是体现了中国的这种“和合”文化精神。“和合”思想强调国际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强调无论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需求，还是经济领域、安全领域，无不共存于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同时和合文化所固有的整体认知观有利于我们建立一种正确的文化观，克服以往的文化冲突论，而且对内有利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胡锦涛主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构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完整的指导原则，向转变中的国际体系明确了中国所追求的目标和方向。著名社会活动家程思远曾指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概念、文化概念。“和合学立足全人类的生命福祉，以全球意识面向2l世纪的现实生活，面向2l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峻冲突和危机，面向人类未来发展。”和合思想强调对各种思想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长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确立民族文化的本源主体地位，发挥民族文化的主体能动力。“和合”精神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多元存在、多种要素的相互关联和作用中形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正如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所说的那样，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合不是否定矛盾，它承认冲突，但冲突必须经过融合，才能新生。和合创新法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打倒一方的单一方法、唯一法，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互补法、双赢法。在全球化、地区主义、民族主义潮流的伴随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各国周边充满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变数，因此，中国如何面对国际形势的挑战，这势必影响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影响到整个东北亚文化环境的稳定发展。
文明交流互鉴是一个系统命题，它涵盖了历史与现实、和平与发展、民族与世界、传承与创新等诸多深层关系。习近平同志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从整体上实现了上述各种关系的平衡、协调与统筹。
“内”“外”贯通，实现传承创新与借鉴发展统一。传承创新与借鉴发展是文明交流互鉴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直接关乎文化自信、国家发展、人类进步。进行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要做好传承创新内部文章，另一方面要做好借鉴发展外部文章，实现传承创新与借鉴发展高度统一。对“内”，坚持辩证取舍，取传统文明之精华，去封建文化之糟粕；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文明新内涵。对“外”，坚持尊重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致力走出一条学习、改造、融合、升华的文明借鉴之路。
“他”“我”联通，实现传播推介与尊重多元统筹。有效传播推介文明，必须在承认差异、尊重多元的前提下，累积共识、消除隔阂、求同存异、寻找交集。实现“他”中有“我”，就要主动、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介绍古老中国，也介绍当代中国；既胸怀自信，又客观理性，让世界更好地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让中华文明在自然流淌、润物无声中散发独特魅力。实现“我”中有“他”，就要尊重差异、包容分歧、虚心借鉴，始终以平等谦逊、虚怀若谷的心态对待各种文明，充分展示学习大国的成熟形象。
“软”“硬”融通，实现软性工程与硬性工程协调。文明交流互鉴是软性工程，但只有依托硬性工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对于软性工程，要坚持以寻求共识为核心，通过开展高层交流、文化交流、民间交流，以对话消除隔阂，以对话管控分歧，以对话凝聚共识，加深理解，增强互信；要主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文明、现代文明，让最能体现人文精神、最具思想性的文化走出国门。对于“硬”性工程，要坚持以搭建载体为核心，扩大经济交流，唱响文化大戏；加快互联互通建设，打造立体交流通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筑文明发展载体。
九、中华文化资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趋势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世界前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化解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和忧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深地根植于悠久的中华传统——“和”文化之中，有力地彰显了“天下大同”的价值旨归，实现了对中华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运用与创新发展。中国能否改变世界，关键不在国家实力能否雄踞世界，而在价值观念能否启示和召唤人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国给世界的一个极有价值的思想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和平发展、多元共治、包容均势必成主流。
（一）天下和合为一家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精神价值世界，是真善美的艺术理想世界，它蕴含在世界各文明思想之中四海之内皆兄弟，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平等、公正、正义的平台。天下和平，修齐治平。人必须做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和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然后才能使家齐而家道正，国治而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平而天下和平。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经久追求的价值目标。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在《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设计中，古人认为“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一个和合天下的世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万国咸宁、天下和合，是中华民族往圣前贤以其对天下观的智慧卓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古代中国方案。如此全面、系统、合理、正义、公平的设计智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体现，是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根和本的所在，在当时独领世界之鳌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
（二）世界各国休戚与共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习近平主席依据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发展的趋势，以不畏浮云的胆识和高瞻远瞩的胸襟，融突而和合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资源的精华，以其卓越智慧和智能创新，和合、升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观；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情怀和历史担当，在新世纪、新纪元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将具有久远的意义和共同的价值，体现在其自身所具有的时代的创新性、逻辑的度越性、人类的愿望性、命运的航向性、话语的自信性、融突的和合性。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的当代，不是鲁滨逊漂流记的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世界像一个中国太极图式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相互依存、须臾不离，离就破坏了太极图；也像人类的“人”字，一撇一捺，亲密不分地紧紧拥抱在一起。中国依据天时、地利、人和，化解全球形形色色的冲突和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最佳的天下应对之道，是人类新时代的新创造。
（三）命运航向融突和合
在全球前途迷航，寻找最佳航道之际，在人类命运的航向处于风雨飘摇、颠簸难进之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犹如航道上的灯塔，引领着人类诺亚方舟驶向美好的理想目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美好的理想目标，要反思人类所面对实存的世界实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舟，要思虑全球实存的天时地利。“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规划精确的航向目标，设计美好的理想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诺亚方舟，在“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中起航，她目标明、航道正、风向顺、阳和使，一定能成功地驶向真善美的新世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现实世界的诸多冲突、战乱、恐怖威胁，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的化解之大道，是融突和合性的过程，以展示天下的和合力。由此施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理论体系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现实实践的价值能量。她点亮了全球人民心里的明灯，她照亮了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她开出了人类新时代的新生面。
时代大潮奔腾不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牢牢把握历史大势，紧紧围绕时代主题，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成为全人类为之奋斗的世界文明新篇章。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当今世界，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一带一路”参与各国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推动了参与各国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促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经济独立和民族振兴正方兴未艾。“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得到广泛支持，正在于它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敏锐地把握了历史机遇，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有力地推动了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充分挖掘各方潜力，不断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点亮银河。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更多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世界一定更加美好。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世界人文交流的桥梁，而非触发文明冲突的引线。它通过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肩负着和平使命，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让和平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亮底色。
潮平岸阔风正劲，扬帆起航正逢时。“一带一路”正踏着和平共享的春风，走进世界各国，“一带一路”梦想正在参与国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一带一路”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希望，开辟更加买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带一路”必将会行稳致远，惠及天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经济合作都意义重大。共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新贡献。从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到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再到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实践充分证明，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带一路”建设把参与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作为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与各国人民并肩同行、共同奋斗，共建“一带一路”就一定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深邃的眼光和宽广的视野，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和重大作用，郑重宣示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的信心和决心，极大鼓舞和激励了世界各族人民对中国的信心。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习近平主席为中国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更为世界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文明发展新的壮丽史诗，铸就的是世界文明新的里程碑，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更是世界文明璀璨的光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持久和平，关键在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确保普遍安全，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是必由之路；迈向共同繁荣，唯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坚持开放包容，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守护清洁美丽，必须坚持环境友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各国同舟共济、同心协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将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结语：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世纪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尊重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反映了中华文化追求和平、和谐，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和诉求，是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国方案。2000年9月，秉承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精神，第55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千年峰会，各国首脑齐聚一堂，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各国承诺将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降低极端贫穷人口比重，并设立了一系列以2015年为最后期限的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2017年9月5日习近平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致辞。习近平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指出，发展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我们要立足自身国情，把可持续发展议题同本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持之以恒加以推进，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并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呼吁国际社会把发展置于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位置，发挥联合国作用，利用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敦促发达国家信守承诺，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近期，联合国发展系统酝酿改革，我们要推动改革，聚焦发展，增加投入，真正服务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文明与文化要互鉴共进，通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增进共识，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习近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想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其中通过加强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增进共识是特别重要的方面。尊重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大目标出发，习近平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把加强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作为重要手段。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努力推动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使人们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达成共同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共识，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也是各种以宗教为本的文明不断冲突、融合和重建的时代。假如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还没有上升到文明论的层次，我们就愧对西方文明的本源《圣经》关于整全、深刻的启示和吩咐，当然也愧对基督教已经在欧美各个国家中建构的辉煌的文明，更是愧对上帝在这个沸腾的时代赐给我们的特别的天职和使命。如果我们缺乏自觉的文明论意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各种文明冲突的时候，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之伊斯兰教、西方之人本主义等高级、强势、世界性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在文明论上的无知和逃避只能导致我们自身的被动挨打，我们也必会因为自己的无知和悖逆而受到上帝的责罚和管教。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观和文明论，乃是因为我们需要世界观和文明论，并且《圣经》也向我们启示了整全的世界观和文明论，《使徒信经》和《威斯敏斯德信条》也为我们进一步地展现了这个世界观和文明论的基本框架和原则，使得我们确实能够以《圣经》为根本、以信经和信条为教会正传，建构完整的基督教世界观和文明论。《使徒信经》和《威斯敏斯德信条》是以上帝的创造之工、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和圣灵上帝的成全之工这三大事实为根本的，因此，基督徒的世界观和文明论不仅仅是由抽象的原则、伦理的命题构成的，而是以上帝及其在历史中的工作为根基的，并且上帝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的圣言仍然是大有能力的真理。我们既强调世界观，也强调文明论，是因为世界观是对世界的解释，而文明论则上升到价值评判和实际建造的层面。残缺不全的神学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和文明论，而错误神学所提供的错误的世界观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建造基督教文明，反倒毁坏已经存在的基督教文明，比如二十世纪盛行的敬虔派、时代论、灵恩派神学等给欧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消极性、毁灭性影响等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互鉴《使徒信经》和《威斯敏斯德信条》为标记的改革宗神学和基督教文明，因为这是举世公认的基督教的正传。目前全球公认的发达国家共有18个，其中17个都是以基督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即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丹麦、挪威、芬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奥地利、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宗教》2003第2期的报道：“自1901至1996年，共评出诺贝尔奖各项得主639人（物理奖148人，化学奖123人，生理或医学奖159人，文学奖91人，和平奖81人，经济奖37人）。其中，信仰基督教的有596人，占93.2%；犹太教8人；佛教8人；伊斯兰教的4人；印度教的2人；不信仰宗教或宗教信仰淡漠者共21人”。中国和全世界一样，共同使用天主教的纪元（公元，以耶稣降生为起点）、星期制（七日一休假来自旧约）、格里历（就是今日的阳历历法，1582年教宗格里“即额 略十三世”制定的），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组织（为十六世纪圣加米禄首创），音乐上用的五线谱（唱名用的刀来米法——原是圣若翰瞻礼圣歌每句第一音节）等，也都来自天主教。此外，圣诞礼物，圣诞卡，和平鸽，许多的圣歌圣乐，都在世界各地流行着，更不用说圣经和其他名著了。如果世界性的执政党或世界性的国家能够积极互鉴改革宗神学和基督教文明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影响，以世界共同文明基因意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自身文明的改革重建更新，高度尊重正视《威斯敏斯德信条》为代表的清教徒改革宗神学不仅具有明确的世界观和文明论，并且也确实在日内瓦、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地建立了强大的基督教文明，信靠上帝，以法治国，民主共和，经济繁荣，社会宽容等等，另外，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以儒道释医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不仅有着明确的世界观和文明论，并且也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建立了强大的中华文明。正如袁伟时所总结的那样：“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三千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四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虽然这种文明基因在本质上是以偶像崇拜和皇权专制为特色的异教文明，但它确实也在历史上一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在世界观和文明论上缺乏自觉性和充分的装备，不能用更完整和强大的世界观与文明论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会受到文明冲突的障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界文明重大转型的意志，完成与完善这个世界文明重大转型的意志亟需一批类似欧洲文艺代表人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欧洲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宗教改革期间代表人物包括奥古斯丁、马丁·路德、慈运理、约翰·加尔文、门诺·西门斯、雅各布斯·阿民念、约翰·卫斯理，人类文明重大转型中的重建重启，必须天启这么一批承载天地的代表人物来激荡风云，因为人类文明已经在十字路口徘徊得太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文明趋势中要么主动背负高举文明救赎的十字架文明，要么就继续徘徊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这是宇宙规律与世界规律的法则，也是人类文明法则的根本法则。
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亚伯拉罕诸一神教体系的体现者，当它突兀进入人类历史的多神教普遍自然状态那一刻，即开启了一个最强大的人类社会高度自我整合自我规制的尝试的开始，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种神定的祭司秩序的扩张和深化，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最终形成一个笼罩一切的宗教秩序之网。一神教必然创造出最强大的宗教组织，这是来源于一神教教义的绝对性和唯一性，这也必然决定了对任何其他群体的绝对排斥和否定。由此，这种绝对性和唯一性必然要求信徒的最大限度的忠诚和皈依，神是唯一，信徒的选择也必须是唯一。这就自然形成一个与外界明确区分的圣俗世界和正邪人群。亚伯拉罕诸一神教与游牧民族浪潮的融合，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相遇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十字军战争就是这个逻辑的结果：它是刚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和刚接受基督教的诺曼人之间的战争。也正是因着十字军战争，引发西欧现代工商契约社会之开始，从而导致一神教祭司宗教模式之基督教的转型和没落，才为欧洲建基于工商契约社会基础上的基督教新文明之诞生开拓出了新空间，新方向。而这，有赖于萨满信仰的蒙古游牧力量和华夏文明的力量均衡作用所致。同时，也可以料想，因着一神教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亚伯拉罕诸一神教的结局必然是互相毁灭，同归于尽。否则，此种冲突永无止境、遥遥无期。
华夏文明的代价，工商契约社会的失落，假设，如果没有蒙古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冲击与征服，华夏文明将会如何？必然是完成了向工商契约社会的转型，并且会发展成为全球最成熟的的现代文明体之一。这一结论，在历经五代的残酷之后，北宋最终和北方通古斯民族议和，檀渊之盟以后北宋工商契约社会的发展，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南宋绍兴议和之后，南宋工商契约社会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唐宋革命的产生，盖因于此。北宋能够引发文明史上的文艺复兴，盖因于此。与此对照，没有受到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游牧力量毁灭性打击的西欧基督教世界，得以在千年历史中酝酿、积累、沉淀，更新，最终发育出现代工商契约文明。因此，纵观历史，华夏文明付出一次次新文明转型失败的代价，替整个文明世界抵挡了游牧力量的冲击，此种悲壮，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而言，意义深远。因此，萨满信仰的传统华夏文明是抵御游牧力量冲击的最有效模式，但是却要使自身付出惨痛的代价。近代华夏文明的挫折，如何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一旦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解除，华夏文明传统体制的力量就开始没落，因为缺乏来自对手的挑战，必然使得自身丧失活力，由此，迫使华夏文明寻求自救的出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旦华夏文明开始向工商契约社会转型，传统文人士大夫儒家祭司集团的障碍性开始表露，无法提供转型的必要支撑，这一点，在明代表现的最为清晰。到了明代，随着儒家士大夫文人士绅特权利益阶层之形成，成为华夏文明向工商契约社会转型的最大阻碍。也正是这个文人祭司阶层，一旦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在外部游牧力量打击和内部平民反抗的双重压力下，最终导致王朝覆灭，使得工商契约社会推倒重来。这个享有特权的所谓士绅阶层，直到1949年方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不复存在，存在了五百年。由此，华夏文明向工商契约社会的转型才开始真正具备社会性的结构支撑。明朝被满清征服之后，华夏文明开始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到了满清时代，借着西方传教士的力量，游牧民族被彻底驯服。由于满清再也不用担心来自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打击，所以开始一心一意的驯服汉族，以至于华夏文明走向没落。这种衰落导致汉族精英的自救运动，随着精英阶层的公羊学兴起和底层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的民族觉醒，直至今天。事实上，如果没有英俄大博弈中大英帝国对于满清的扶持，那么满清早已垮台，整个历史路径必然重写。因此，华夏文明的衰落，是在西方力量的参与下实现的，正是在汉族华夏文明对于游牧力量的决定性抗击和吸收之后，西欧基督教文明得以崛起，反过来与满清合作，促成近代以来华夏文明的衰落。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清与传教士的亲密合作，促成了对于汉族华夏文明的决定性压制；而在英俄大博弈中满清又一次借助西方力量压制住汉族华夏文明的自我转型之努力。由此，汉族历经二百年的系统性压制和剥夺，已经被彻底驯服压制，气息奄奄，丧失生气和活力，必须彻底改造。这是当时华夏社会各阶层之共识。
华夏文明的自身逻辑决定了他对于宗教和信仰采取了两种态度。所谓宗教，是一种功利性交易逻辑，对于信众而言，是以自身的虔诚换取上帝的奖赏。对于祭司阶层而言，是以上帝代言人身份获得权势与地位。但是宗教必须付出苦修与禁欲的代价，这对于世俗人文理性主义的华夏萨满信仰文明体而言，很难接受。而信仰，强调对于真善美的无功利的超越性追求，这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最高理想暗合，在晚清公羊学革命的影响下，最终接受了欧洲的世俗理想主义话语体系。华夏文明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有终极意义上的自然之天，但是没有一个永恒性的现世导师。儒家神学作为华夏文明对应于传统农耕时代的信仰系统，无力承载华夏文明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孔子形象已然苍白。所以，华夏文明有自然之天的终极关怀，却无法在当代现实呈现。这种缺失，就是耶稣形象对于华夏文明的现实意义所在。民国已降，当耶稣被看做一个完美理想人格，以一种公义和悲悯形象出现在华夏文明视野中，则被中国平民知识分子阶层极力推崇并加以效仿。对于华夏文明而言，知识阶层很难接受一个人格化的耶和华上帝，而耶稣，则是最为渴求的导师。由此，一个新的谱系开始形成：萨满之天——社会福音派——启蒙运动以来之普世价值观， 在民国以来之华夏历史中开始融合与呈现。
基督信仰之与成长中的工商契约社会的当下中国，随着2000年入关，一个独立自主的庞大的平民阶层得以崛起，成为中国社会之主流，迫切需要寻求自己的方向。因此，对于华夏文明的当下与未来，基督信仰意义为何？耶稣以天国理想替代旧约地上王国，以完整生命观替代旧约的现世成功功利价值观，以爱的上帝观取代旧约中恨恶分明的上帝观，从而为人类指出一条实现普世公义的更新之路。在耶稣降生之地的加利利，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商契约社会。耶稣的门徒，都是属于具备独立人格的工商平民阶层。耶稣正是在这个工商契约社会里呼召了他的门徒和跟随者，开始了一场伟大的信仰运动。正是在这个工商契约社会里，独立的平民阶层在耶稣那里找到了尊严和永恒使命，从此义无反顾的跟随他直至死亡。从历史而言，耶稣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开端：天国理想的提出和普世的爱的实践。这种因着实现天国理想的普世的爱的实践，无远弗届，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现实努力，可以视之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奇迹和神迹。而这个实践，正是在一个工商契约社会里，才能够得以最大程度的实践和展开。旧约确立了一个无形象无偶像的人格神，在耶稣那里，这位神承诺天国的降临和人间爱的实践的可能，这是神对于人类的责任和使命。这种使命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殉道和复活作为关键的显明，这是神对于人的责任的最大程度的表达。从此，神——人关系进入一个全新起点，一种全新的神——人关系得以建构。当这种全新的信仰体系一旦被国人所理解和领悟，必然会带来新的动力和想象。2000年的入关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从此，一个庞大的独立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和迅猛成长。在一个封闭性的神祭司宗教无法被全面接受的社会中，社会的整体盼望与个体性生命的渴求，来自于天国降临的福音承诺和个体生命因爱与被爱而带来的幸福与自由，这种真理与自由的实现的信仰路径，呈现了上帝的责任与使命。这，就是基督信仰对于当下更新中的华夏文明的意义所在。当世界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成化解文明冲突的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就必须与世界大文明观来充分装备世界的希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有着积极的倡导，而其真正实施，则要靠世界大家庭的共同努力。在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探索路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多元求同”、“多元求和”、“多元一体”、“多元共构”。但这种共在不是消除差异，而需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争取“美人之美”，达到“美美与共”。我们是处于“全球化”的共在之中，但现实仍乃“共”而“不和”，差异、矛盾、冲突不是在减弱，反而在加强。对这种前景难以预测之世界的共同维系已到了关键时刻，宗教在此刻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人类不能朝共存的方向努力，那么人类的倒退及毁灭将会是全球性的，无人能够真正躲避这一厄运。所以，宗教必须积极参加多族、多国、多元文化的对话，寻找共识，共建互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关涉到其沿线国家的共同命运，其中，民族宗教问题的恰当处理，是其能否真正成功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有必要认识、研究陆海丝绸之路的宗教与历史文化，关注这一地带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现状。而这种回顾和观察，就有必要特别关注宗教与各国关系、与各民族及各种文化交流上的经验教训。宗教在丝绸之路的开创和保持上有过积极贡献，这是今天我们“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在这种回溯、观察、前瞻中，都要看到宗教的意义和作用。既要有积极开创的意识，也须有必要的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动，为宗教参与妥善处理国际关系、投身区域建设、建立良好世界秩序提供了机遇。因此，宗教在其中发挥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正是对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
我们不能局限于人的精神层面来看待宗教，更要注意其鲜活、能动的社会存在，看到其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联，意识到宗教对之具有主观能动作用，而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特别是在今天中国这一与宗教关系特殊、与众不同的国度中，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等交互关系，是有必要加以阐述和说明的。中国当代社会对宗教的认识和评价有其特殊性，而宗教在中国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更为复杂。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这一认知及实践问题，需要大家的共同智慧，需要我们参与对话沟通，需要我们在团结合作中建立互信。这一切也都需要我们在现实实践中的体验和见证，需要我们在政治层面妥善处理好宗教问题的睿智及策略。历史发展是具有开放性的，现实存在亦提供了种种机遇，宗教本身在这种选择中也理应把握好时机，认清时局、积极有为、与时俱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正能量，发挥积极作用。由此，亦完成好自身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实现其中国化的呈现。
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幅不同文明和文化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创造文明、创新文明的历史。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习近平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交流，是基于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客观认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同国家的民众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文明。在历史上，有璀璨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玛雅文明等，这些文明各具特色，其优秀的文化遗产仍然影响着后人。冷战结束以来，当今世界冲突中的文明与文化冲突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是利益的冲突。当今世界的冲突热点，如伊核问题、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等，核心问题还是利益之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过来的，世界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变得日益多样化。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和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需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不能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不同，就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习近平提出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反映了中华文化追求和平、和谐，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沿续时间最久的文明，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华文明不仅保留了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众多民族的文化精华，也吸收了许多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面对当今世界民族与宗教冲突频发的态势，作为在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国际社会希望听到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和诉求，是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通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来增进共识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与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与文化。如在古丝绸之路延续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类文明的交汇交融，未发生过文化战争和文明的冲突，这一历史传统应该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延续。事实表明，文化交流可以为化解经济、宗教、政治的纠纷和误解，提供宽松和平的环境，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了解，增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共识。
（作者系北京神阙中医发展基金会首席战略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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