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点虚伪的“积极”，多点真实的“消极”，对一个民族不是坏事，如《叩问生命的神性》所写：懂得忧伤，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记。

       我常去讲积极心理学，然而我明白，积极，在中国是伦理的，什么意思呢？

       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也就是说，伦理是一种“应该”。只要是“应该”，就不会是百分百出自自愿。“应该”包含着亏欠的成分，“积极”是对自我内在真实某个程度的亏欠，我们习惯了亏欠内心而笑对他人，这种“积极”披着虚伪的外衣。

       相比之下，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核心比我们真诚多了。清华大学教授徐葆耕著的《叩问生命的神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提出了“罪感”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核心所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饱含着“有罪”的深沉意识，从而以自我救赎然后全民忏悔的，尖锐又诚恳的笔触书写犀利批判的言辞，因此从文字到结构上，俄罗斯文学不是站在山巅俯视人间，就是坐落山谷向天长啸，给人铿锵有力，豪迈奔放的气魄。

       俄罗斯民族是众人眼里的战斗民族，动辄见刃见血，而他们的文学高度同样见刃见血。他们以拿自己开刀的勇气与其他民族对垒，如果没有在“罪感”中获得赎罪和忏悔后的真诚和强大，怎么可以坦然面对生死？

       相反，中国儒家反对犯罪，也不提倡忏悔，希图在伦理道德的框架中求得现世快乐和道德操守之间的平衡（见《叩问生命的神性》，36页）。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只“提出问题”“揭露现实”，却无法承担指引和改变的责任，即便余华，《活着》末了也是告诉民众要“活在当下”。这就是“积极”伦理性典型的表现。

       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在历史手掌的搓揉之下，活成一个个汤圆-圆滑，香甜，还腻人。无论生活如何揉搓，我们的老祖宗设计了太多的精神安慰法。安慰方式，即所谓“积极”“喜庆”“皆大欢喜”“丧事喜办”，是中国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人的伦理之道。再苦也要笑，所以为何要义正言辞，严肃认真呢？还是喜气洋洋做面粉，囫囵过去得了。囫囵过去的人生如面团一样，没有激情，缺乏真诚。“面团”成为我们的文学精神内核，羸弱无力。

       我们的民族需要激情，我们的文学需要纯净无比的激情，激情是什么呢？激情是纯粹灵魂，精神的，天上才有的情欲。激情不仅描述美好，更重要的是对“恶，痛苦，肮脏，苦难“的揭示和无限接近，以最高尚的精神气质接近离地狱最近的事物……

       我们和俄罗斯人都能写成精美绝伦，感人至深的文字，但是，在高度上，我们离激情和生命实质，比俄罗斯民族，要远很多。

       少点虚伪的“积极”，多点真实的“消极”，对一个民族不是坏事，如《叩问生命的神性》所写：懂得忧伤，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