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贸易战对进出口的直接影响。这一影响取决于贸易战的广度与强度，即美国与中国相互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以及力度大小。从中国出口角度看，目前美方已经公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包括首期的340亿美元产品以及第二期160亿美元产品。从涉及金额上看，这只占2017年中国对美国总出口5000亿美元的10%左右。从涉及的产品看，这些产品主要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涉及的产品，集中于高科技领域。这些领域的产品相对于其它产品而言，平均利润率可能会高一些。相关出口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部分吸收关税冲击。因此，从涉及金额、产品范围与特点看，第一波贸易战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利润、就业的冲击应该在可控范围内。但是，如果中美双方不能就有关争议达成一致，导致贸易战范围扩大，那么其影响就会很大。例如特朗普总统威胁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甚至5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其金额相当于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的一半甚至全部。一旦实施，涉及产品的范围会逐步扩大到普通产品。这些普通产品是中国出口的主体，很多产品的利润率水平较低，部分产品甚至依赖于政府的出口退税、生产补贴等支持才能有薄利与微利。这些产品一旦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很难通过降低利润来吸收关税冲击，可能会难以在出口市场生存下来。因此，加征关税将对这些企业的出口、利润与员工就业造成很大冲击。因此，随着贸易战范围的扩展，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不是简单的直线型增长关系，而是加速增长关系。简单而言，对1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增加关税，与对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增加关税，前者对出口与就业的冲击，可能不是后者的2倍，而是3倍、4倍甚至更大。同样的，从中国进口角度看，中国将会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影响这些产品的直接消费者与最终消费者的利益。这一影响的大小也取决于贸易战的广度与强度，即中国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与力度大小。

二是贸易战会对进出口之外的其它领域产生扩展效应即溢出效应。第一，为出口企业提供中间产品与辅助服务的企业，其收益会受到影响；而利用进口的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其成本会受到影响。第二，在华投资、对美出口的很多外企的利益会受到影响，它们可能转移到其它国家或撤回本国，从而影响中国吸收外资，进而影响外资带来的就业、技术溢出效应。第三，激烈的贸易战会削弱中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使他们抛售股票、债券、人民币，从而引起股市、债市、外汇市场的动荡与危机。现在，这些影响都已经开始显现。一旦贸易战扩大化，这些影响将会迅速扩大。因此，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影响决不会局限于贸易领域，而将会有一个乘数效应即扩展效应。

总之，中国充分估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联社：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

余智：主要是受到贸易战直接与间接冲击的那些行业，包括两类行业：

一是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那些行业（现在主要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行业，将来可能会扩大到其它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出口、利润、员工就业、股价、债券价格会受到直接冲击。为这些行业提供中间产品与服务的相关企业，也会受到波及与影响。

二是中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那些行业（现在主要是大豆、飞机、汽车等，将来也可能扩展到其它行业）。这些行业的进口产品价格会提高，因此国内消费者（大豆油消费者、飞机乘客、美国进口汽车购买者）的利益会受到负面影响。以这些进口产品为中间产品的相关产业（例如大豆油生产商、航空公司、进口汽车销售企业）的销售、利润、员工就业、股价与债券价格可能会受到影响。当然，这些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可能会部分获益（前提是他们能在短期内可以增加进口产品的替代产品的供给）。

美联社：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已经让中国股票市场产生震动，人民币已经贬值到去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点。您认为投资者对贸易战的感受是怎样的？

余智：受贸易战即将开始的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大幅下跌。这表明市场投资者有一定的恐慌心理。其主要原因：一是他们担心贸易战真正爆发后，将对中国出口企业、相关企业产生较大冲击，并对其它领域产生连锁反应，拖累中国经济发展；二是中国政府表示了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坚决反制态度（表示要对等反制），而美国政府又进一步加码威胁（宣称要对2000亿甚至5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使他们担心贸易战会进一步扩大，在更大程度上拖累中国经济发展；三是他们对中国能否打赢这场贸易战信心不足，尽管中国官方宣布有此信心。

二、中国对贸易战影响的预判有误、准备不足

美联社：中国准备好了如何应对这些冲击吗？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措施的有效性如何？

余智：我对这两个方面持怀疑态度。

首先，中方对贸易战对中国的负面冲击可能估计不足。前段时间，部分中国官员、官方媒体、学者表态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这些观点与计算没有考虑到我上面说的各种因素，包括贸易战范围扩大对贸易本身带来的加速影响、贸易战对贸易之外的其它领域的影响即乘数效应。我认为他们低估了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对中国政府的决策起了误导作用。我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充分估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采取切实、务实措施避免或减轻贸易战。

其次，中国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反制措施对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肯定会对美国的相关产业（大豆与其它农产品、汽车、飞机）的生产商与员工利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他们肯定会起来对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表示反对。但应该看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这些行业（特别是飞机与汽车制造行业）的企业的利润率相对中国企业而言比较高，相关出口企业可通过降低利润、部分吸收关税冲击，也就是说他们的抗压、“抗战”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一旦贸易战范围扩大，中国最多只能对美国出口中国的总价值1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而美国可以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总价值5000亿美元的产品征税；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征收的关税比中国要高得多，可以从其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给遭受中国征税的那部分行业与企业，从而抵消中国的反制措施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前段时间也已经表明美国政府会补偿贸易战中受损失的美国农民，就是这个思路。中国部分官员、媒体与学者前段时间一直主张“以战止战”，而不肯在美方要求的结构性改革上（譬如减少与取消政府补贴问题上）做出实质让步。他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反制措施对美国的杀伤力，没有意识到上面的两点。

当然，中方在前段时间曾经提出警告：中国会综合运用数量型与质量型工具反击美国。现在尚不清楚中方将要运用的“质量型工具”是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以判断其是否能够对美方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迫使美国停战。

美联社：就缓冲贸易战对中国企业与经济的潜在冲击而言：政府是否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帮助脆弱的企业来缓冲潜在的冲击？中国中央银行将会干预外汇市场吗（如果还没有的话）？

余智：我注意到前段时间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政府将会对受贸易战负面冲击的美国农民与其它受害者提供补偿；但迄今为止，我尚未听说中国政府将会对受到冲击的中国企业提供帮助，当然贸易战爆发后中国也许会有类似措施出台。

当然，中国政府已经在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进行了一些宏观措施准备。例如，7月3日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审议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行动方案，应该有针对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外部风险的考量。

前段时间人民币贬值时，中国中央银行没有出面干预，其原因可能是两个：一是想保持一定的汇率弹性，避免在人民币每一次贬值时都出面托底，给央行带来巨大负担；二是美国加征关税会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而人民币适度贬值会使中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降低，从而部分对冲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压力。

但应该看到：人民币贬值虽然有助于中国维持出口量，但它会降低中国出口价格、提高中国进口价格，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使中国必须出口更多产品才能换回同样的进口品。这种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不划算的。一个国家不能为了出口而出口，而应该看出口产品换回了多少进口产品。而且，人民币过度快速贬值会打击投资者信心，造成市场恐慌与资本外逃。

7月3日，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易刚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分别表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表明官方可能认识到人民币大幅贬值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因而不会放任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可能会在大幅度贬值时出面干预外汇市场。但他们并未宣布合理均衡水平是多高，即何时会干预市场，这为其政策操作保留了很大弹性，但也为汇市留下了不确定性。

三、中国已有应对措施难以促使美国停止贸易战

美联社：中国是否有手段说服美国相信加征关税的成本是不值得的？

余智：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中国无法从道理上说服美国。美国加征关税的确对其消费者不利。中国官方与官媒一直劝说美方接受目前的中美贸易模式，即中国通过补贴提供廉价消费品给美国消费，认为这有利于美国消费者利益。从贸易理论上来说，这一模式对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可能会大于对美国生产商带来的损失，因此对美国国家总体利益（消费者利益与生产商利益的总和）是有利的。但是，单个消费者得到的好处不高，而单个生产商受到的损失会很大。因此，生产商比消费者有更高的动机去游说美国政府，反对中国的廉价出口。这就是中国的劝说不足以让美国动心的原因。

其次，中国没有足够力量去改变美国决策。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两点：一是美国企业相对于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率高，吸收关税冲击的抗压能力强；二是中国对美出口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可征关税数量远高于中国，可以从其中拿出一部分，补偿因中国加征关税遭受损失的行业与企业，从而抵消中国反制措施的影响。从这两方面说，美国在贸易战方面都占据优势，中国难以有实力改变美国决策。

美联社：中国最近宣布它将降低农业、银行、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电讯、核燃料等行业的外商投资限制。您认为中国官方的这些举措背后的动机或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余智：中方这一举措，与前一段时间中方宣布的扩大从美国进口、降低关税、降低服务业准入限制等措施一样，都属于中方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这些举措可能有向美方释放善意、争取在最后关头避免贸易战的考量。但我认为它们很难达到目标。这是因为，美方现在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中方临时扩大从美方进口或扩大对外开放；而是美方认为中国应改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依靠政府补贴扶持企业发展与出口（特别是中国界定的战略产业的企业）、对美方企业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主要涉及的是中国的出口问题。

四、“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之争是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之争

美联社：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与贸易摩擦的关联是什么？它与两国在技术与知识产权方面的日益加剧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有何关系？

余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对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出的战略规划与产业政策。它与中美贸易摩擦密切相关。在美方看来，产业发展（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应该依赖市场机制而非政府主导或支持；中国以政府主导与支持的方式（包括各种补贴）来支持特定行业发展，对美国依赖市场机制发展的同类产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而美方坚决反对，要求中方取消这些补贴，否则通过征收额外关税对冲这一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与美方压制中方出口、降低美国贸易逆差的目标并不矛盾。因此，中美在战略产业发展问题上的对峙，与贸易领域的出口补贴与反补贴之争，或者如美方所说的不公平贸易与公平贸易之争，是一脉相承的。从本质上看，这也是政府主导模式与市场主导模式之争。

当然，“中国制造2025”也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美方担心中国通过对美国投资这些行业或其它不正当方式获得甚至“窃取”这些行业的技术，或者通过与美国企业合资“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对于前者，中美双方可以讨论哪些方式属于正常的商业合作与技术转让，哪些属于不当获取甚至“窃取”。至于后者，以前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合资过程中，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确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技术换市场”的问题，即中方为美方提供市场、美方向中方转让技术。中方认为这个是企业之间的商业自主、互利行为，中国政府没有参与，不存在强迫问题。而美方可能认为只要是国有企业参与其中，就代表政府意图，就有强迫色彩。这个问题在WTO框架内没有明确规范，因而中美双方对此存在争议。中美双方可以就此展开谈判，相互妥协，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但在当前总体态势对中方不利的情况下，中方的妥协可能会要大一点。

五、中国应以自身战略调整来避免贸易战扩大

美联社：您认为贸易战未来将会扩大吗？为了避免这一点，您对中国与美国有什么建议？

余智：贸易战是否会扩大，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在目前的关键分歧上取得一致意见，从而达成协议。如果双方不能弥合关键分析，则贸易战有扩大的可能。

中美前段时间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导致贸易战最终发生，其主要原因或关键分歧在于：美方要求中方在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方面，不仅要采取立竿见影的直接措施，即所谓“做交易”-增加从美方的采购，还要采取更根本的长远措施，即“改变交易模式”、或称“结构性变化”- 改变中国依赖政府补贴支持出口与产业发展的做法（包括取消“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政府补贴）；中方能接受前者，但难以接受后者，因为中方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实现国家制造业升级的自主战略，不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

作为一名贸易学者，我希望中美双方能够改变各自的一些认知，争取在未来某一时间重新谈判，达成协议，停止或减轻贸易战，至少是防止贸易战扩大。

（1）对中国而言，我建议它将认清两个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做出适度妥协：

第一，中国过去二三十年政府主导为核心特点、以政府支持与补贴为主要手段的出口促进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的确带动了出口、经济增长与就业，但它的长期、过度实施，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调整。

首先，长期依赖生产补贴、出口退税（变相出口补贴）、甚至直接出口补贴来促进出口的对外经贸战略，导致了很多问题：贸易目标扭曲（出口远超进口、为出口而出口），贸易条件恶化（出口产品供给过多、价格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出口多、进口少导致国内供给不足），外汇储备风险增加（外国偿债风险与储备贬值风险），对外部市场依赖过高，贸易摩擦频繁，等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依赖补贴促进出口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补贴虽然有利于本国出口企业，但不利于本国消费者（减少国内供给、抬高国内价格），且政府要付出直接成本。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它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好处小于给消费者与政府带来的损失，因此它对国家总体利益的影响是负面的。

其次，长期依赖政府生产补贴的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并未起到很好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受补贴的行业与企业的很多问题：效率低下（依赖补贴）、得不偿失（补贴小于收益）、产能过剩（一窝蜂发展与对外倾销）、不公平竞争（相对于其它行业与企业）、腐败（企业贿赂官员以获取补贴）与欺骗（企业骗取国家补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依赖补贴难以产生真正的竞争力，甚至可能产生虚假的竞争力。例如，中国曾经对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大量补贴，但这些行业的实际国际竞争力都不是很强，远远比不上日本、美国。再例如，中国曾经对光伏产业提供大量补贴，造成产能过剩，倾销到欧美很多国家，占领了国际市场，貌似竞争力很强；但这是一种虚假竞争力，其利润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补贴；现在政府在取消其补贴，这些企业利润立即下降，甚至难以维持，所以前不久他们联合起来向媒体与政府呼吁，要求国家恢复补贴，这就说明它们没有真正的竞争力。

所有这些都说明，依赖补贴来促进出口、促进战略产业的发展，对中国自身而言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即使没有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中国自身也应该进行对此进行调整。这是中国应该认识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对外经贸战略、产业发展战略，不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必须符合国际规范，并考虑外部影响。从总体上看，世界贸易组织（WTO）不鼓励政府通过特殊措施，支持特定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其《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此进行了详细规范。应该强调的是，该协议规定的补贴不仅包括直接补贴（财政拨款），也包括各类间接补贴（政府控股、税收减免、价格支持、贷款支持或担保、原料提供或产品收购等），涵盖了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各种形式。如果这些补贴具有针对特定行业与企业的专向属性，并对他国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严重损害，受损国家有权实施反补贴措施反制。而且，过度使用政府支持与补贴，会使其他国家将中国界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在它们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这正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频繁面临的问题。因此，中国在采取政府主导模式、制定产业政策支持战略产业发展时，必须考虑国际规范的约束，并注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及其反弹。不能说这个我的内政，他人无权干涉。此外，如果自己提供的补贴，最后招致他国反制，被他国以征税方式拿走，那对自己也是不划算的。

基于以上这两点认识，中方在中美磋商与谈判中，不能将自身发展战略与政策（包括出口导向政策、“中国制造2025计划”即产业政策）笼统地视为不可谈判的底线，视为不可退让的国家核心利益- 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发展战略的具体手段、方式不是。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对美方表明如下基本态度：中国不会放弃与取消已经公布的国家战略（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会做出适当调整，确保其符合国际规范、并考虑外部影响。进而以此为基础，重新检查已有的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计划”），改革其中的不符合国际规范之处（例如部分不符合WTO规范的补贴、对国内产品市场份额的规定）。这样，既能改变给自身造成很多问题的对外经贸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也能缓和贸易摩擦。

中国政府可以采取更多的符合市场化的政策来支持其战略产业发展，譬如：（1）将对特定行业与企业的补贴改为对所有行业与企业的普适性的减税措施，使企业有更多财力，进行自发式研发；（2）即使提供少量补贴，也应该参考国际通用模式，用于补贴研发而不是生产；（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等。总之，中国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企业自身的创造力。依靠市场力量产生的竞争力才是真正的竞争力。而且，在一些新兴产业，中国与欧美国家可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企业依靠自身能力与创造力，不一定比欧美企业做得差。例如互联网行业，中国在网购、电子支付方面都做得很好。中国还有很多依靠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其全球竞争力都很强。

（2）对美国而言，我希望特朗普政府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美方关切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让步，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诚意：包括中方答应大幅度增加从美国的进口、降低关税、降低服务业外资准入门槛、大幅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等。另外，在美方最关切的两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在松动：（1）对于美方关注的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大量补贴、从而造成中美企业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中国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始在逐步缩减甚至取消对部分行业（包括对光伏产业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2）对美国关注的中方要求合资的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的问题，最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表态，中国禁止强制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这两者都应该被视为中方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而释放的善意。

第二，美方对于缩减自己的外贸逆差也要做一些结构性改革，例如想办法增加储蓄、减少支出。从宏观角度看，这也是缩减美方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当然，美方加征关税本质上也是迫使国民减少进口、减少支出。但美方也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来实现增加储蓄、减少支出。

总之，我希望中美双方各自改变一些认知，通过进一步谈判，在解决关键分歧方面取得进展，防止贸易战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停止贸易战，促进双方的自由贸易，促进两国经贸关系更好发展。

六、贸易战是否会冲击“中国梦”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应对

美联社：考虑到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贸易战会威胁到习近平的“中国梦”的实现吗？

余智：这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借此次贸易战的压力，将其转变为内在改革动力，及时、大力调整已经长期、过度实施的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出口促进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坚定地实行以市场主导为特征的外贸与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中国将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变得更加健康，面对的外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友好。如果采取相反的对策，则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与外部环境改善。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战略与政策，实现经济繁荣。为此，我在过去两个月中，持续在《联合早报》与其它媒体上发出呼吁，希望中国能够适时调整我们已经过度实施的、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征的对外经贸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我也将自己的呼吁提交给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并写信向相关领导人进行了反映。我希望自己的呼吁能够得到中国政府与相关领导人的重视，能够对国家的战略调整起到正面促进作用。

（余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学者，美联储达拉斯分行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商务部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锐见传媒特聘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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