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读书使我明理，读书使我通达，读书使我厚重，读书使我欢乐。

       在我简陋的居室里，四处或立或卧的书籍成为最醒目的景观。这或许是童年遭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读了太多的红宝书，读不到其他'封资修'书籍，患了严重的读书饥渴症，余生需要恶补读书。”这是我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论政治人理性——从“经济人理性”比较分析的角度》自序开篇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不仅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我酷爱读书的原因，更表达了其中的人生态度。

       真正大量读书是1978年步入大学以后。我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课堂上老师提及的绝大多数文学著作没有读过，促使我“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一样”徜徉书海。四年时光，据我的“读书录”所载达1700部，平均每天约1.2部。40年岁月流逝，至今始终热爱读书，每年读书都在60部以上，“读书多”成为我读书的第一个特点。“读书杂”是我读书的第二个特点，仅以我今年元月已经阅读的9部著作为例，就有《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谁主沉浮——长征中的生死抉择》、《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无比杂芜的心绪——村上春树余文集》和《江南市镇——建筑艺术 人文》等。近8千册家庭藏书，涉及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管理、军事、地理、天文、旅游、宗教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的座右铭，读书结合行走——“读有字书”结合“读无字书”，“读平面书”结合“读立体书”，是我读书的第三个特点。比如，结合读曾国藩的书籍，已遍访曾国藩从出生到安葬生平活动的主要场所。近年来，每年结合读书的自驾行走都在2万公里左右。我非“闲人”，以去年为例，国内外讲学160余场，行程近20万公里，撰写10万字专著1部。

       如何找到时间读书呢？第一，抓住一年之中节假日双休日的“大块时间”和一天之内清晨夜晚的“优质时间”。比如，清晨起床，神清气爽，正是优质读书时间。第二，挤出会议、报告甚至如厕等“零碎时间”。翻阅数10页书不算多，浏览几面纸不嫌少，每年一二成的读书量也就挤出了。第三，用好旅途中“伴行时间”。现代生活，人类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多年来，旅途中一书在手，漫漫长途的焦虑变成了收获知识、静心悟道的快乐，半数以上读书量也就来自这些“伴行时间”。变动不居的旅途伴随读书，在行色匆匆之中修炼出安静从容的气象，令我真切感受到“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给予人生的丰厚回馈，成为我酷爱读书的动力。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我从巴山门户的乡村，步入中原大山脚下的军营，伴随“科学春天”到来，用一年半时间，硬是啃下了中学数理化全套课本。1978年，成为部队按500:1推选的16名高考生之一，以当年全省1.8%的本科录取率步入河南大学，成为所在部队唯一的录取者，进而也有幸与同窗结成终生伴侣。随后的生命旅程，又先后获得洛阳师范学院历史学大专文凭、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和英国华威大学管理学研究生学历。做过工，在纺织厂为女工提供纱管；务过农，在“广阔天地”成为先进知青、乡村干部；扛过枪，18年军旅岁月，先后在野战军班排营团基层摔打、在集团军和总部机关历练；经过商，在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和金融资产公司总部做了14年金融高管；教过书，在国家行政学院从事党政高中级干部教育培训己近9年，成为主讲领导学、时政党建、国学与传统文化、国防建设与国家安全等课程的教授，出版专著合著20部，各类文章逾百篇。

       如果不是与读书相伴，我相信，绝无可能经历如此丰富的人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读书使我明理，读书使我通达，读书使我厚重，读书使我欢乐。回首漫漫读书路，我欲面对神圣书坛三叩：感谢读书！感谢读书！感谢读书！

刘志伟简介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河南大学文学学士;曾任职军委总部、国有银行总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总部，现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公派美英澳等国学习培训；除担任国家行政学院高中级领导干部各主体班次教学之外，还为中纪委、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外交部、四川省政府等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总参、总后、空军等军队总部，中船集团、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中南财大等院校，港澳高中级公务员和社团领袖等举办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主讲课程：创新思维、战略思维、有效沟通、领导形象塑造、领导魅力提升、团队建设与执行力、精细化管理、国学智慧、毛泽东文韬武略、习近平治国理政分析等）、时政与党史党建、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主讲课程：国防建设与国家安全热点问题等）。

       主要著作：《理性政治》、《谋略之道》、《魅力领导》、《论政治人理性——从经济人比较分析角度》、《行走英国》、《商业银行领导艺术》、《军事谋略学》、 《当代战略指南》、 《毛泽东研究全书(军事卷)》、 《古代兵书精华》、《武德》等,发表各类学术文章逾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