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翻过来的聂树斌案终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268万（见2017年3月31日《南方都市报》封面文章），这起源于上世纪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鹿泉县人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历史轮回到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2015年6月、9月和12月，聂树斌案复查期限先后延期三个月。而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王书金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证据不符，不能认定王书金作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2017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寄送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国家赔偿聂树斌家属268余万元。这起跨越20世纪末到21世纪上半叶今天、跨越22年的当代历史积案，看似圆满的划上了一个历史句号，但起到历史警钟长鸣了吗？能让中国公民可以不再冤冤枉枉的被砍头吗？“法治中国”执法的审判法院、立案的公安、监督的检察院也受到当然的法律纠错与当然处理吗？！

   中国法律、法治中国、中国公民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法院、审判聂树斌案的法官，也受到当然的翻案、追究了吗？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对重大决策中乱作为（严重失误）和不作为（依法应该及时做出决策但久拖不决）的责任追究条件、承担责任主体等做出了原则性规定，这成为构建“法治中国”以及官员体系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的指导性原则。

   接着是办黑案、假案、逼供信的公安人员得到有效的追究了吗？聂树斌案的错误决策之所以会大行其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追责制度不健全。在过分强调经济考核指标的指挥棒下，为了快出政绩，为个人职务升迁赢得更多筹码，一些地方官员过分追逐经济指标而忽视了环境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为了提高效率，官员不经过正当程序而是“拍胸脯决策”过程中，很容易把官员个人利益与好恶糅合进去。由于一些官员希望在自己任期内“政绩显赫”，“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频繁出现就不足为怪了。决策中一旦出现不同声音，官员会“拍胸脯”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出现问题以后，“拍屁股走人”往往成为回避决策失误的避风港。个人能力低、决策信息寡、知识面窄、违反决策程序等是造成“三拍”官员的重要因素，但决策人不必对自己的决策结果负责是众多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有严格的决策失误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官员就会在这种追责制的压力下努力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个人能力和知识面不够可以通过智库建设和专家参与加以弥补，决策信息不足可以通过强化调研来补充，严格遵循合法的决策程序等，而追究机制不到位，则令公民生命被草菅人命、法律成摆设、国家法律建设被严重压缩。

   当中国监督、检察机制不作为，造成了历史积案“反右派”“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监督的是执法者和公安体系的执法行为，而不是以孤立的“杀人头”执法。加强对全部刑侦公安行为的检察监督、对法院审判一直的“重证据”，当然应当置国家司法体制改革以及部分检察职能被纳入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全局中反思、立法。加强检察监督，关键不在于强调和延伸了怎样的当然监督触角，比如从看守所监督到了派出所，关键也不在于是否把履行监督职能的检察官派到哪些具体的地方，改革成败要看检察监督职能本身是否真的被激活、真的奏效；再比如立案侦查的公安、监督检察、审判的法院要划清各自“1/3”的历史倒追、追究的当然法律责任。今天，中国“驻所监督”此前在看守所，但看守所里依然有类似“躲猫猫”等被羁押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现在“驻所监督”多出了派出所，那么类似20多年聂树斌这样的冤案能否在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被及时发现、错误能否被及时纠正？

   国家“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是建树公平国家、法治国家的国家正义的必须！那么，办错聂树斌案的法院、公安、检察院的执行公务者就必须得到追究，才能够真正体现国家真谛正义、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公益性与普惠性。“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应该在法院决定“翻案”之后就先行执法到位，这样正义的光辉就会象阳光那样温暖所有公民。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财经界》专家学术委员会常务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