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是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克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障碍，实现惊人增长的历史。2018年是中美建交后经贸关系最困难的一年，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40年来最大的贸易摩擦和技术限制，然而全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将突破6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先后在《国际商报》担任国际部主任、副总编，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担任经济商务参赞，参与了中美经贸的实际工作，亲身体会到中美在全球化浪潮中合作互利的这一大势。

       波音看好中国市场前景

       1993年1月，克林顿刚就任总统时，中美关系有很多不确定性。克林顿在竞选时对华相当强硬，相当多国会议员也表示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地位，能否享受美国最惠国待遇，要国会每年投票决定，因此形势相当困难。

       乐观面是，克林顿当选三个月前，中美政府就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避免了一场贸易战，为我国与美国新政府打交道创造了某种良好条件。

       为了促进从美国进口，争取与克林顿政府经贸合作有良好起点，1993年4月，由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为团长的中国政府采购团赴美，我作为随团记者参与全过程。在首站西雅图，代表团受到波音公司和华盛顿州政府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签约购买价值10亿美元飞机，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199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只有175亿美元的情况下，这算得上是一宗大单。签约当天，西雅图上空不时有飞机飞过，悬挂着五星红旗，庆祝中美飞机协议。庆祝晚宴上，我采访了当时的波音董事长。他说，20世纪初波音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就是中国人王助，中国人为波音发展作出了贡献。波音特别看好中国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主持晚宴的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会理事长柯白尤其兴奋，玩笑不断。旁边一位美国朋友说，当时理事会工作非常艰难。柯白成天打电话做工作，有时一手接电话，一手打电话。我问柯白，他坦然一笑说：那是暂时的。后来，柯白成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总裁。

       代表团随后访问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分别位于底特律、纽约上州和堪萨斯城的总装厂。在福特公司堪萨斯城举行的晚宴上，福特副总裁马克斯二世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福特准备在中国建设全亚洲的设计研发中心，中国的人口、经济增长的前景充分说明，它将是福特未来最有希望的市场。代表团购买的汽车数量并不大，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热情的确出乎大家意料。

       西北各州热衷直航中国

       1996年底，我调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1997年2月至3月，我连续走访领区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在俄州首府波特兰接待了南航代表团。招待会上，波特兰港务局局长希望我帮助做工作，开辟中国和波特兰直飞航线，并大谈波港何等重要。我不解，当时中美直航的城市，在美国也没有几个，哪能轮得上波特兰？问南航代表团，他们也说，了解了解吧。招待会上，波特兰女市长凯茨拍着锦州石化在当地成立的凌波公司总裁林先生的肩膀对我说，何参赞，我们非常感谢林先生给我们解决了11个就业机会。美国人很现实，只要一点实事好事，都是大事。这使我们很受启发。

       同样的情况我在华盛顿州也遇到了，当时该州的西雅图-塔科马港务局邀请我们去参观，提出希望开辟西雅图直飞中国的航班，并告知已和海航接触。我觉得西雅图倒有点希望，但时机仍早，还需要双边经贸规模再大些。多年后，这一设想终于实现，海航的北京、上海直飞西雅图航线为中美交往增添了一条重要通道。

       1997年3月，我接待中国经贸代表团访问阿拉斯加。州经济部的芭芭拉安排我们到安克雷奇机场参观，大力介绍安克雷奇是如何重要的货运转运机场，尤其是联系亚洲和北美。她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考虑开辟北京直飞安克雷奇的航线，开始可以货运。我不解，安克雷奇与中国贸易规模比波特兰还小，州政府怎么这么积极。但看出一个共同点，美国西海岸除了加州（旧金山、洛杉矶）已经和中国有直航外，其他三个州从南到北俄勒冈、华盛顿、阿拉斯加毫无例外地积极希望开辟直航。这说明两点：第一，他们都希望发展对华经贸和人员往来；第二，他们着眼长远，即便现在尚不具备条件。

       政治“毒气”不敌经贸热情

       1997年克林顿开始第二个任期后，美国部分政客和媒体恶意渲染中国对美“政治献金”。但上文中的西北各州完全闻不到这个“毒气”，倒是纷纷寻求合作。

       1998年，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无中生有地攻击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但这一年，笔者多次与同事或国内团组访问硅谷，在英特尔、惠普、思科、甲骨文及美国国际半导体协会等处，无一不受到热情接待。一次在英特尔访问时，董事长格罗夫赞扬英特尔在上海的封装厂，并带我们去看他的办公室。

       1999年4月，中远在西雅图庆祝“柳林海”号货轮首航西雅图20周年，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驻旧金山总领事王永秋，驻美使馆和驻旧金山总领馆商务参赞出席了活动。美方到场的政商界人士更多，气氛极为热烈。茶歇时，我与驻美使馆商务处一位同事通电话，她告诉我华盛顿政治气氛很冷淡。我把这话告诉主持大会的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会理事长柏瑞琪。柏大笑，并在大会上对李大使说：“亲爱的李大使，如果您在那个华盛顿（指首都）不舒服，请到真正的华盛顿（华盛顿州）来。”

       活动结束后，中方外交团队移师旧金山。李大使代表石广生部长出席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年会。他在年会上发言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加州对世界出口下降了6%，但对中国出口增长了13%。换言之，中国是加州出口唯一实现增长的地方。话刚落音，全场掌声雷动。

       1999年6月，在硅谷中心圣何塞一场招待会上，对中国历来不大友好的联邦众议员坎贝尔出席并讲话。会方介绍我与坎贝尔认识。我对他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年上半年硅谷对亚洲出口出现负增长，唯有对中国出口增长50%。坎贝尔一听，立刻竖起大拇指说：“我一定要叫我女儿学中文！”

       1999年5月8日，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危机，引起我国政府强烈抗议和人民的极大愤慨。但是刚巧，旧金山港务局总裁克洛德率领的经贸访华团于此前几小时起飞赴南京，南京市外办紧急来电就是否接待征求总领馆意见。我明确表示，应该接待。他们接待过南京市长，对华十分友好。后来得知，第二天《南京日报》头版大篇幅报道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和我国政府强烈抗议的消息，四版大幅标题则是旧金山港务局经贸团抵达南京。这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中美正常经贸交往不应停止。

       几天后的5月13日，旧金山湾区金融界为来访的北京市某代表团举行招待会。我在招待会上说，今天北京降半旗，悼念我驻南使馆在北约轰炸中牺牲的三位烈士。我们强烈抗议美国和北约的这一暴行。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座各位没有参加轰炸。中国政府强调，欢迎美国企业来华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变。我们继续欢迎湾区金融界发展同中国的合作。我讲完后，美国朋友纷纷上来和我握手，说太好了，他们终于放心了。

       1999年尽管中美关系一度出现重大危机，但在我国政府强有力的交涉下，克林顿最后写了书面道歉信。在中美两国商界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614.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2.1%。

       农业问题凸显政治分量

       1997年到1998年中美实现了元首互访和朱镕基总理访美，双边关系总体走向稳定。但领导人互访后，如果没有细节的落实，仍然是不巩固的。

       1997年江泽民访美期间，加州州长彼得·威尔逊举行午宴欢迎江泽民。席间威尔逊向江泽民表达了出口加州橙的愿望。他说，我们加州的橙子很好，但不能对中国出口，因中方认为有地中海果蝇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出口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没有发现问题。访美结束后，我感到这是重大问题，如果顺利解决，将有重大意义，于是安排商务室专程去发生果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包括加州政府和邻近军队划定果蝇点、疫区、缓冲区和无害区，空军如何播撒没有生育能力的果蝇，交配后亦无法繁殖。随后，我们还收集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及日本对此的相关规定，初步判断只是城市内从境外带入的问题，与数百英里外产区没有关系。于是我们向国内报送了详细考察报告，建议派专家组来，与美国专家共同考察提出结论。结果国内直接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加州橙子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1998年初，我陪总领事拜访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骆家辉在会谈期间向总领事表示，华盛顿州小麦出口到很多国家，但不能对中国出口，因为中国担心小麦的黑穗病问题。但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小麦。华盛顿州麦田和加拿大麦田相连，而且黑穗病是传染的。既然加拿大没有，华盛顿州的小麦也应该没有。回来后，我们立即向国内报告，建议派专家实地考察，并综合相关控制标准。后来，美西北小麦问题得到了解决。

       可以说，如果这两个农业问题不解决，美国几乎不可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刚上任时曾访问华盛顿州联邦参议员穆瑞。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第一关心是农业，可见农业问题在美国的政治分量。

       入世助中美经贸稳步发展

       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不仅为中国加入WTO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而且使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建立在稳定的国际规则基础上。

       两周后，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西雅图举行。中国代表团以石广生部长为团长、龙永图副部长和李肇星大使为副团长。在西雅图和旧金山受到了热烈欢迎。克林顿经过努力，成功地把WTO部长级会议争取到美国举行，特别是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发源地西雅图举办，是希望这次部长级会议发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从而凸显美国主导全球化和世贸规则的形象。然而，会议期间，抗议全球化示威演变为骚乱。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加上各方分歧很大，未能就启动新一轮多边谈判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克林顿是鲜明支持全球化的。这与今天特朗普反全球化恰成鲜明对照。

       2000年，我调到驻纽约总领馆担任经济商务参赞。不久，克林顿结束了8年总统任期。克林顿担任总统的8年中，中美关系经历了多次曲折甚至突发危机，但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最终平稳发展，双方经贸往来逐渐走向成熟并实现快速增长。这段历史清楚地证明，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它又证明，中美经贸合作是建立在双方企业、产业、地方之间在共同产业链基础上的货物、资本流动，是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具有深厚的基层基础。中美政治关系好坏对经贸合作有重大影响，但无法颠覆它。美国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和少数所谓精英，企图以单边关税和技术限制压制中国，甚至力图与中国脱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虽将经历更大风浪，却无可阻挡。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我们对双方经贸合作的长期前景依然乐观。

       （作者曾任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现为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